瞭望东方周刊:关于转基因,有哪些可…
关于转基因,有哪些可以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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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听到“开个微博或微信公号来讲讲转基因”这样的提议，一些科学家脸色一黯。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科学问题或许有效，但要是谈转基因，恐怕处境难堪。
听到“开个微博或微信公号来讲讲转基因”这样的提议，一些科学家脸色一黯。
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科学问题或许有效，但要是谈转基因，恐怕处境难堪。
这种疑虑也许会在2016年有所改变。1月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4月13日，农业部召开转基因专题发布会，重申了发展转基因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些都将深刻影响转基因舆论场的走向。
为什么不怕杂交却怕转基因
面对科普对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作言从细胞核说起，力图“讲得细一点”。
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储存了遗传物质，染色体上面分布着基因。基因就是遗传编码，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指导某种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
如果把基因看作一条线，那真正的编码只是其中一部分，前面一段负责编码启动，是发动机，后面一段则负责终止、刹车。
朱作言研究的转基因黄河鲤，即是“通过基因克隆，把草鱼生长激素基因中间的这段编码顺序拿出来，将鲤鱼自己的一段启动和终止序列接到两边，导入鲤鱼的受精卵中”。
草鱼长得快，通过以上转基因操作，使转基因鲤鱼长成2~3斤可以上市的时间，从普通鲤鱼所需的两年缩短到一年，甚至七八个月。
“如果草鱼和鲤鱼杂交，是草鱼的整套基因和鲤鱼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块。一听杂交，大家觉得没有任何疑问，可以吃。”朱作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而我们做的，只是把草鱼的一个基因跟鲤鱼放在一起，反而导致了不小的疑问。”
实际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团队就已经通过重组人的生长基因，转入泥鳅、金鱼、鲫鱼、鲤鱼等等，缩短了鲫鱼的生长周期。
但那毕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鱼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种或者细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朱作言说。
然而，在科学家眼里，转基因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种。
现在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岛素，便是利用转基因微生物生产，于1982年由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世界首例商业化应用的转基因产品。
在转基因技术广泛应用的农业领域，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发展最快。而其中最早走到商业化阶段的抗虫、耐除草剂作物，就是把细菌的抗虫基因、耐除草剂基因转入植物的基因组：将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使之抗虫；将耐除草剂的EPSPS基因等转入大豆等作物中，使之抗除草剂。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之前，传统育种始终在物种之内和近缘种之间进行。但育种进程较长，而且可能没法朝下走。比如马和驴杂交产生的骡子，是杂种优势里的一个成功案例，但骡子无法生育。
而转基因则实现了人工选择优良基因，跨物种集聚优良的性状。它打破物种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资源，提高了选择效率，育种进程更高效。
杀虫不杀人？
中原一带，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揪棉铃虫”的片段——棉花果实初长时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状，称为棉铃，棉铃虫打孔钻入，吃尽里面的嫩纤维，而从外面喷的药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动员小学生下田，徒手揪虫。
而将Bt细菌的杀虫蛋白基因转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组，其表达后就产生Bt杀虫蛋白。害虫取食而亡，植物从而自卫。
而这引起了推测：虫子吃了都会死，何况人？
事实上，只有目标害虫摄入转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后，在肠道环境和特定蛋白酶作用下，Bt蛋白溶解成的活性蛋白与害虫中肠上表皮膜受体结合，形成特异性穿孔，害虫中肠麻痹死亡。其他非目标昆虫则没有这个过程，不会被杀死。
人体内则不存在相应受体，不能与Bt蛋白结合，因此并不会“中招”。
上述推测就成为一种谣言。
目前，国内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是95%－98%。有科学家称，一般估计，Bt转基因作物可以让农药化学杀虫剂使用量减少50%，明显降低了农药对作物和环境的影响。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当初棉花的防虫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飞虱，农药在上面喷，害虫却杀不死。
研究转基因抗虫水稻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推广转基因，农药市场将受到较大冲击。
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以前，农业防虫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化学农药和生物防治。
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氨基甲酸酯农药，可麻痹昆虫的神经系统，致其中毒死亡。而这种杀虫机制对于动物和人是一样的，都有可能导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则催生了两个产业：一是饲养天敌昆虫，比如针对玉米螟虫饲养赤眼蜂，但天敌昆虫须与害虫生长时间同步，因此实际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杀虫剂，最常用的就是Bt细菌，它的缺点是阳光照射、刮风下雨都会让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转基因Bt抗虫作物，则不同于传统农业防虫手段，是让植物掌握了保护自己的手段。
“农业生产成本降低，对农业生产有利，也意味着社会上每个消费者的成本降低，化学农药减少也有利于环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祯说。
转基因技术是万能的？
“转基因技术可以防治病虫害、增产，是有效而安全的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基因技术就是万能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害虫也会产生抗性。比如种转基因棉花，绝大多数敏感的棉铃虫中毒死亡，可能还是会剩下万分之一的抗性个体，其繁殖的后代会产生抗性。
为此，20年前美国政府就要求转基因抗虫棉花的种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种植普通棉花，这样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来的棉铃虫不携带抗性基因，和携带抗性基因的棉铃虫结合，后代是没有抗性的，能够被Bt转基因棉花杀死。
这种管理措施在中国农户中推行则有现实困难：谁愿意承担那20%普通棉花的损失呢？不过，目前我国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仅有Bt抗虫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因此，棉田里长出来的抗性棉铃虫，可能被玉米田里的非抗性种群稀释，无法形成抗性种群。
事实上，转基因棉花种了20年，现在棉铃虫对Bt转基因棉花的抗性水平还是很低。
监管与安全是一回事？
转基因争议多年，误区无外乎集中在所谓的转基因主粮化和监管不透明等。但这无关转基因本质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自2001年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来，官方对安全评价过程并无掩盖。
201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农业部在官方网站“热点专题”的“转基因权威关注”栏中，主动公开了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评价标准、指南、检测机构、安委会工作规则和委员组成名单等。同时，依照公民个人申请，依法公开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相关的政府信息。
在4月13日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孔明表示：“现在国际上对转基因的评价基本上是两种模式，美国模式是对产品进行评估，欧盟模式是对技术过程进行评估，而中国既对产品、又对过程进行评估，此外还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试验和水稻重金属含量分析等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评价体系是全球最严的。”
“一个国家的转基因审批流程和审验机制是由各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决定的，不是某一个专家说了算。”王大元说，这套流程复杂到有的科学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转人士质疑的非法种植、监管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说：“现行法律的规定是两步走，转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证书，二是要通过品种审定。如果品种审定还没通过就去卖、种，那就是违法。但违法不是因为转基因不安全。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这种概念的混淆，具体表现是2008年的“黄金大米事件”。
“黄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维生素A缺乏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陈晓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问题出在实验未按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而且未向受试儿童和家长充分说明情况。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从外面来了什么担心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黄大昉觉得，人们一开始有疑问是正常的。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朱作言告诉本刊记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开始商业化种植时也出现过类似声音。
国外至少有四种反对力量：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认为破坏物种的多样性，对环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认为只能是上帝造万物，人类不能轻易改变；
其三是贸易战争，尤其见于西欧对北美的农业贸易壁垒——美国70%?80%的食品都含转基因，西欧只有不接受转基因才能阻挡美国农产品进入本地区；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例如原来野生三文鱼来自海洋捕捞，人工养殖后，三文鱼价格被拉低，受到传统渔业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他们的理由包括，养殖鱼近亲交配繁殖使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遗传性。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说，“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师昌绪等四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书邓小平，建议发展高技术，后称“863计划”。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计划支持下迅速发展。1988年，中国还因抗病毒转基因烟草的商业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
“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转基因’还被当作卖点。”朱祯说。2008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这作为农业领域唯一的项目，与大飞机制造一起被列入国家16个中长期重大科技专项，计划15年投入240亿元，成为有史以来投入资金最多的农业科技项目。
虚幻的恐怖是哪来的
然而，“风向一下子就变了。”黄大昉说。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依法批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以及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这三种作物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
这意味着在科学家大量试验检测的基础上，政府认可这些转基因作物没有安全问题，可以推进其产业化。
而此时，绿色和平组织介入了。
“中国想把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影响可大了，绝对要把你堵住！”黄大昉说。
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是，“当时对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绝对不能让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第二，抹黑科学家；第三，牵制上层决策；第四，推翻农业转基因重大专项。”
具体手段就是搅动媒体炒作，把国际上所谓的争议都搬进中国。
原本“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入Bt杀虫蛋白基因，只能杀死螟虫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昆虫，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炒作之下，对转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断子绝孙”“致癌致病”“中国变成国际资本推广转基因产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惊悚说法屡见不鲜。
黄大昉觉得，“转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认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恐怖。”
他说，除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经过科学家的据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达到了：转基因水稻尽管安全但无法产业化种植，决策被牵制，科学家被抹黑。
今天解释了、澄清了，隔一段时间又出来，层出不穷——这是科学家普遍表达的无奈。
为何“燃点低，热点多”
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这种问题应该精心处理”，尤其当下“一些人的情绪非常容易被激发起来，燃点很低，热点很多”。
他反思说：“其实，我们的公众意识都有待提高——科学家从科技部申请经费，发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报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关部门也是看重立项拨款，没看到社会的反作用对项目的影响。”
而对公众的交代，在国外早有作为。
朱祯说，2001年他赴巴西访问，参观细菌的测试DNA序列工作，其项目报告中就包括对企业家、媒体、政府、民众的宣传和汇报。甚至在那个网络不甚发达的年代，项目还要建立电子、跨时区平台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得很周到。”
在欧洲，大型科学项目必须与媒体、社区、民众等形成“大沟通”。“项目没完成这一步，甚至不能验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祯也曾建议成立风险教育委员会，“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学传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员王亚平太空授课，就做得很好啊！”
黄大昉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玉米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应农业部要求，同反对转基因的市民约谈。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导体厂的工会原主席，还有一名纺织女工。
两位老专家从头讲起，一条一条梳理，转基因是怎么回事，Bt是什么，跟化学农药有什么区别，等等。
聊着聊着，那位工会主席说：“你们讲得有道理，要不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那儿，跟我们哥们儿再说说？”
在陈晓亚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吃了转基因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畸形”；也有小学生异想天开，“会不会长出翅膀”。经过解释，“大部分人对科学的信任度在交流过程中逐渐提高。”
让科学回归科学
现实中，愿意站出来直面公众的科学家并非多数。
2010年11月，研究“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就《水稻功能基因组及作物遗传改良》为题作完演讲，现场有人高喊：“张启发是卖国贼！”谴责他拿中国人当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过去。
如今，该实验室面对各种采访请求，只是在电话那头非常客气地反复表示抱歉：“对不起，我们不发表任何言论。”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术的反转人士，在中国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转活动，给从事转基因事业的科技人员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王大元说。
“我们也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但科学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课题，科普虽然也是一项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骂，又何必呢？”他说。
在此背景下，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于2013年酝酿成立。一来号召科学家站出来发声；二来利用这个平台与媒体、公众交流互动，解疑释惑。
目前这个虚拟平台已吸引了30余位科学家，经常举办诸如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风险交流的研讨会。
前些天，黄大昉的一个已是研究员的学生，来找他要一些转基因资料，要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进修学校给中学生物老师讲课。这让黄大昉很欣慰。
不过，在他看来，证明转基因安全的科普宣传不是万能的，紧迫的还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动产业化。
“转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产业，确实能解决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否则一旦有风吹草动，粮食歉收，国际粮价飞涨，你就是被动的，大豆就是一个例子。”黄大昉说。
2015年中国进口大豆8169万吨，创历史新高，对国内的大豆市场价格形成巨大压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国内种植的大豆是非转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国内榨油厂不太愿意买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王大元说。
黄大昉告诉本刊记者：“我们不断呼吁，千万不能让玉米成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学家表示，严格来说，转基因技术产品是与产业高度相关的高技术产品，必须有市场拉动，链条才能运转。而进口的转基因产品，相当于花中国的钱，拉动人家的转基因技术产业，而我们自己的轮子却不转。
“科学界真正做生命科学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人，都懂这个事情，没什么异议。但是，科学界不搞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说，“转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让科学家、内行说了算，不能搞民意测验。”
“让科学回归科学。”黄大昉感叹，“这句话在当前尤为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斯璇/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