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政策调整要顺市而为

2016年伊始,国家调低了早稻最低收购价,最近又取消了东北等地区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应当看到,当前政策调整的动力来自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变化。当前国内外粮价倒挂和进口大幅增加,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粮食托市政策。对粮食托市政策成效应当有客观的评价。在粮食供求形势相对紧张的阶段,粮食托市政策对维持粮食市场稳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粮食增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粮食政策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外粮食供求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一,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严重。主要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倒挂已经持续4年多。2015年1月至9月玉米临储价格下调前,国内外价差已经超过880元/吨。目前,国内外玉米价差仍然维持在600元/吨的水平。第二,部分粮食品种出现阶段性供求相对失衡。国内部分粮食品种供求呈现出阶段性相对性过剩。例如,玉米连年增产,至2015年,年度产量已达22458万吨,而据国家粮食局估计,2015年消费量约为17500万吨,阶段性相对过剩矛盾突出。第三,粮食进口增加冲击国内市场。由于国内外粮食价格持续倒挂,粮食进口不断增加。2015年,中国玉米、小麦、稻米进口量分别达到 473万吨、301万吨和338万吨。第四,库存和财政压力较大。因国内粮食价格较高,市场主体入市不积极,大多数粮食被国储部门政策性收购,造成了巨大的粮食库存。收储部门不仅要支付大量收购资金和库存成本,政策性金融部门要承担贷款主体信用等风险,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承担着粮价下跌带来的潜亏风险,为此,国家财政背上了较重的负担。第五,加工企业负担较重。2010~2014年,谷物磨制和饲料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以年均21.9%、20%的速度攀升。用粮企业成本攀升、难以获得合理利润,严重影响了企业持续经营,不利于粮食市场的健康发展。

必须看到,造成国内外粮食价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外粮食生产单位成本差距。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相比,中国粮食的单位生产成本较高。以玉米为例,2014年,中国每吨玉米的生产成本已经达到2128元,美国每吨玉米的生产成本仅为980元。从成本构成上看,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主要高在土地和劳动力投入环节。从成本差异成因上看,一是中国部分粮食单产仍然低于主要粮食出口国;二是部分粮食品种生产成本差异源自总体价格水平的不同。东南亚国家大米之所以能够大量出口中国,直接原因仍在于价差优势。东南亚国家总体物价水平大幅低于中国,根据货币购买力计算,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物价大致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实际上,粮食托市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弥补成本上涨,从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然而,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未能设置高关税人为隔绝国内外市场,于是国内外粮价倒挂导致粮食大量进口。

2月初国家调低早稻最低收购价,3月末又在东北等地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这都可以视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建立托市政策是一致的,仍然是保护农民合理收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玉米而言,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储粮食部门不再是玉米收购的主力,但仍然会作为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收购,同时中央财政还会安排一定数量的补贴资金拨付给省区政府,由地方自主制定补贴标准、对象和依据等,同时还会研究相关措施,防止出现较大范围“卖粮难”。

在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下,粮食生产结构将会进一步调整优化。粮食年度产量将会有较大幅度调整,但是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粮食产能仍将持续强化,从而实现“藏粮于地”。具体到玉米上,未来5年,在“镰刀弯”地区,籽粒玉米的种植面积将调减5000万亩以上,调整的面积将会被青贮玉米、大豆、优质饲草、杂粮杂豆、春小麦、经济林果和生态功能型植物所替代,而且还会配合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在这一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有必要树立更为明确的市场意识,增强主观能动性。根据形势适度调整种植面积,对种植结构调优调精,积极参与国家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例如,可以减少籽粒玉米种植,短期内甚至可以调整部分籽粒玉米的种植方式,直接进行粮改饲。再如,适当减少早籼稻种植,增加高品质稻谷的种植,以订单农业等模式积极与加工企业对接。对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投入,也应当有更为合理的安排,例如,粮价下的背景下,可以适当调低土地流转费用。在政策方面,应及时了解国家补贴政策实施的对象、方式、额度,应对“卖粮难”的措施等,及时关注市场价格,充分了解各类市场主体收购动态,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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