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民院士：转基因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仍有不足

■本报记者 边慧

当前，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迅猛，正在推动育种技术全面升级，引领生物种业发生重大变革，在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月26日，在由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农业生物技术科学传播平台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主办的转基因科技创新与科学传播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表示，转基因生物种业已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点，深刻影响着世界农业的发展格局。系统分析我国转基因作物研发形势，规划制定发展战略，有利于促进我国转基因生物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以下简称转基因重大专项）的技术总师，万建民详细介绍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转基因新品种中试

与产业化成重点

转基因重大专项以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猪、牛、羊为研究对象，目标是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据万建民介绍，“十三五”期间，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发展思路是实施以经济作物和原料作物为主的产业化战略、以粮食为主的储备战略和以核心技术为主的抢占制高点战略。任务是培育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在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和玉米、新型抗虫水稻、优质棉花、抗旱小麦、高品质牛和猪等转基因新品种培育方面取得突破。

“这里面的重点任务包括转基因新品种的培育、基因克隆验证与规模化转基因操作技术、生物安全技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的中试和产业化等。”万建民进一步解释道。

据记者了解，目前，围绕基因克隆、规模化转基因操作技术、生物安全技术等三大核心技术，我国已建立了基因研究中心、转基因技术中心和生物安全科学中心。

安全评价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

在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培育进展方面，万建民介绍，我国目前审定品种124个，发放安全证书6个。值得一提的是，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比区试对照增产5%以上，基本上可以达到产业化的条件。

此外，抗旱转基因小麦、抗旱转基因大豆、抗黄萎病棉花等都已经进入环境释放阶段。高产转植酸酶玉米具备良好的产业化应用前景，抗虫转基因玉米和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也已经进入生产性实验阶段。

在基因克隆与功能验证研究方面，目前克隆重要性状基因3160个，获得了具有重要育种应用价值的基因137个。“这其中有控制水稻粒型的、有控制棉花纤维长度的、有广谱抗稻瘟病基因、新型抗虫Bt基因、高效抗除草剂基因，还有耐热基因等等。”万建民表示，我国的水稻功能基因组学及基因克隆研究国际领先，2014年至2015年，全球发表NCS论文16篇，其中中国占11篇，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的功能基因组学及基因克隆研究成果也已步入世界前列。

在转基因技术方面，万建民介绍，目前转基因水稻粳稻受体转化率常年稳定在70%至80%，典型籼稻受体的转化效率从1%提高到30%以上。小麦的平均转化效率达到了20%以上。

在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方面，我国完善了转基因生物环境、食用饲用安全评价和检测监测技术平台。“我们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我们的转基因抗虫水稻，有望获得美国的安全认可。”万建民说。

加强产学研用结合

万建民认为，我国的转基因生物产业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仍有欠缺。“我国从事转基因生物研究的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大部分人以发表论文为第一需求，包括我本人，很多基因还没有申请专利，论文就发表了。”万建民认为，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亟待加强。

第二，核心技术尚需完善。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规模化应用程度较低，缺乏有研发能力的大型公司。

第三，基础研究薄弱，与育种应用结合不够紧密。“我们大部分的技术研究集中在大学和科研院所，而育种的力量集中在农科院和地方农科所。植物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基础研究成果与育种应用缺乏有机联系。”万建民建议，从事技术研发领域的科学家应有一部分向育种方向倾斜。

最后，生物育种产业化程度低。万建民认为，目前的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研究方向更多的是基于科学家的个人兴趣。此外，新品种选育与产业化脱节。尚未建立起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示范推广、营销一体的产业化体系。“应加强上中下游、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培育生物育种战略产业。”

《中国科学报》 (2016-03-30 第5版 农业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