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中国在转基因领域不能没有一席之地
中国在转基因领域不能没有一席之地
——中央农办主任陈锡文谈转基因政策
《紫光阁》杂志社记者 任海军
转基因食品安全一直是公众和舆论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对转基因技术态度如何？转基因食品安全吗？在6日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首场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予回应。
中国在转基因领域不能没有一席之地
陈锡文表示，农业转基因育种技术是个新生事物，第一个转基因农产品上市到现在也就20年时间，公众对它不了解、存在疑惑和问题，很正常。
陈锡文表示，近20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原则一直非常清楚：第一，转基因技术是当代生命科学、生物科学中最前沿的一个高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农业大国，在这个领域中不能没有一席之地，不能被人落下。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第二，转基因是新生事物，能不能确保安全？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评审和监测。任何进行商品化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转基因农产品都要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只有确保安全才可以上市。中国政府现在批准可以进行商业性生产和上市的农产品转基因技术只有两项：棉花和木瓜。别的西红柿、辣椒、紫薯都不是转基因的。经过批准上市的，必须经过严格科学检测，确保人们食用是安全的。第三，保证给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国家规定任何转基因农产品上市或者用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的食品上市，必须标识含有转基因农产品在内，就是让消费者充分知情。世界上发展转基因产品的国家大体有两种做法：一是不标识。国家通过检测确保安全的，不需要标识，美国采用了这种做法。还有一些国家要求标识，欧盟、日本采用此种做法，也有一些国家规定加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物质超过比例后需要标识。我国实行的标准是，只要含有就必须标识。
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和监管
陈锡文表示，中共中央今年颁发的一号文件提到，“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可以作为指导农业转基因技术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方向。
一方面是加强研发，科技前沿领域要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对于涉及到亿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情，政府一定要严格地负起责任、加强监管，才能真正做到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陈锡文认为，“监管”一词非常具有针对性。目前看，确实有局部地区、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农产品种子流到市场上、流到农田种植的情况，政府一定要严格监管。对于这样的农产品的要销毁，对于违规作出这种行为的当事人要处罚。
粮食产量“多”“少”并存
会上，有记者发问，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增长，粮食进口也在增加，我国的粮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锡文表示，“多”和“少”的现象确实同时存在。从“多”的角度讲，粮食连续12年增产，粮食总产量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亿斤。但据测算，去年我国粮食总需求在12800亿斤以上，总产量与总需求间存在400亿斤的缺口，需要通过进口粮食来弥补，这便是“少”。粮食是一个总概念，统计口径中粮食有五大品类：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薯类（红薯、白薯、马铃薯等），这五个品种各自有多有少，又不一样。目前总的来看，小麦大体供需平衡；稻谷满足了自给需求以后略有结余；大豆缺口非常大，去年大豆总产量230多亿斤，不到1200万吨，离需求差得非常远，去年进口大豆1633亿斤，相当于国产大豆的7倍，可见大豆品种的产量明显是“少”了；玉米产量去年4400多亿斤，是五个粮食品种中产量最大的，相较需求量来说略多一点。但是去年玉米及可以替代玉米的品种的进口量总共达到了880亿斤。本来玉米产量就已经有点供过于求，又进口了880亿斤，显然玉米是“多”了。所以说，粮食整体上很难用“多”或“少”来形容，有多有少，是并存的。
陈锡文表示，粮食“多”“少”并存揭示出两个基本矛盾。一是总产量在不断增长，但粮食的品种结构在供给方和需求方还存在着明显矛盾。比如大豆明显缺了，玉米明显多了，供求之间最主要的还不是总量矛盾。粮食总量差400亿斤，但仅大豆就进口1600亿斤，可见只看总量不行，还要看品种，我们的品种矛盾比总量矛盾更突出。二是玉米供给完全可以满足需求，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玉米和玉米替代品？这暴露出粮食生产中的一个软肋——我们的农产品价格没有竞争力。粮食生产成本高，价格贵，和国际市场相比没有竞争力，因此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口到中国了，才出现玉米供给过剩还要另外进口的现象。
农业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陈锡文表示，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三个重点：第一，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衡，现在还有缺口，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提高和稳定粮食产能。第二，品种矛盾比较突出，所以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让它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第三，即使总量和品种都平衡了，如果价格没有竞争力，国际市场粮食依然会进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创新和改革，科技创新能够推出更优良的品种，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效率。要进行农业组织创新。过去我们实行的是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生产，现在可以通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土地流转等去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
陈锡文表示，要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价格目前已形成机制，补贴制度、收储制度正在积极推进改革。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适当调减玉米播种面积，同时要推进玉米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叫“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由市场形成价格，这个价格才能有国际竞争力。中国由于农民人数庞大，每一户经营的耕地很少，竞争力不够，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用其他形式对农民的合理收益给予必要补贴。这项政策正在研究之中。陈锡文估计两会结束后，对于玉米的改革很快就会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