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性效应对玉米育种的影响甚微

上位性效应对玉米育种的影响甚微

在遗传学和育种教科书里经常出现上位性效应这个概念,但也经常使育种者感到困惑,甚至使一些研究者产生误解。下面从Hallauer的《玉米育种的数量遗传学》一书摘录部分内容,解释上位性效应在育种中的影响,以飨读者。

人们可以用常见的双列杂交、NCI、NCII、NCIII、部分双列杂交、三重测交、三交、四交等试验设计研究育种群体的遗传参数。这些交配设计在估算方差时都假定无上位性效应。这种假设在各种交配设计中对方差的影响并不明显,与加性和显性效应相比,上位效应的作用比较小,而大多数估算上位性方差的试验是针对广基群体。用自交系杂交形成F2和回交群体的上位性效应似乎比广基群体更重要。因此,通过比较不同世代平均值来检验上位性偏倚就很重要。在p = q = 0.5时,可以估算方差成分和遗传力,但不能把结果推广到其他群体。

对结果进行解释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这在各种广基群体是一样的,但自交系杂交形成的群体基因型比广基群体如自由授粉品种、综合种和复合品种的限制更严格。

不管上位性效应有多大,必须表现在基因型的功能上。上位性是两个位点的性状表达,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上位性对产量等复杂性状的表达不起作用。尽管上位性效应是肯定的,但需要搞明白上位性效应在总遗传变异中占多大比例。如果上位性方差的比例较小,就可以忽略上位性偏差对选择进度的影响。Buckler等(2009)和Holland(2009)对优系×优系组合衍生的数千份自交系作分子标记,仅检测到不足2%的表型变异属于上位性互作效应(如开花期性状,于是很容易用简单而廉价的混合选择法进行选择)。然而,尽管用近百万植株进行试验,还是没有检测到产量的上位性效应。检测到的上位性效应低得出奇,但在其他生物,确实存在分子互作途径和上位效应。另一方面,Dudley和Johnson(2009)却建议在预测模型中增加上位性,在500个S2家系中,显著提高了预测效果。在总的上位性方差中,只有加性上位效应可以固定,能够被育种者利用。其他大多数分子研究,估算上位性效应没有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然而,从植物育种角度,尽管分子标记数据很少,但上位性很重要。种质选择和准确取样决定了每个试验项目的成功与否。

按数量遗传定义,上位性是纯粹的统计学描述,不意味着生理学功能或表达。上位性方差是位点间(基因间)互作的正交剖分,而一个位点内的三相变化(如:AA、Aa和aa)被剖分为来自回归(

)的1个自由度,和来自回归离差(显性,

,位点内互作)的1个自由度。因此,统计学意义的上位性是位点间的非加性效应,而显性效应是位点内的非加性效应。

上位性方差剖分为加性×加性,加性×显性和显性×显性三种类型,高层次的上位性包括了其他位点。

尽管有很多方程式估计上位性方差,但总的结果并不令人鼓舞,人们通常无法得到两基因上位性互作成分的估值。例如,Silva和Hallauer发现

能解释产量遗传方差的93.2%,而加性和显性遗传方差能解释模型中99%的遗传变异。加进

没有改变拟合度。当模型包含了多个两基因上位性成分时,它们通常为负且标准差非常大。一个模型包含许多个独立方程使得X矩阵近乎奇异。

Dudley和Johnson(2009)把上位效应加进偏最小二乘模型,提高了预测籽粒产量和品质的能力。大多数育种群体携带未打破的连锁区段,它们的互作使上位性模型趋于平均,不适用于窄基群体。应该用大样本容量和多点鉴定来提高预测能力。

F检验可用于三交和四交方差分析,检验上位性假设,如果F检验表明变异来源显著,可继续估算遗传方差成分,包括两基因的上位性。例如,在三交分析中有9个亲属协方差,它们有不同的遗传期望。求解均方(或方差成分)的联立线性方程组,然后拟合包含上位性的模型。Wright等(1975)从自由授粉品种Krug黄马齿随机产生60个自交系,通过三交和双列杂交分析估计上位性。通过三交和双列杂交的集合分析,得到9个线性方程,用来拟合包括三基因加性上位性的遗传模型。

不管用哪一种遗传模型和估算方法,

在总遗传方差中占的比例都是最大。尽管三交分析检测到显著的上位性效应,但拟合误差和六参数遗传模型

表明,不可能获得上位性方差的真实估值。在非加权分析中,上位性方差经常为负值,且估值的标准误在0范围。在最大似然法计算中也常常出现上位性成分估值为负的情况,但通常很小且标准误较小。在加权和未加权的估算中,四种上位性方差成分只占产量总遗传变异的0.24%和0.27%,而拟合误差和

占产量总变异的99和97%。

Reid种质在现代玉米育种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有人用复杂的交配设计分析Reid黄马齿自由授粉品种,包括五类亲属关系,即:全同胞、半同胞、堂(表)兄(妹)、叔侄和无关系。用七个遗传模型拟合观察值的均方,含三基因的加性上位性。他们用未加权的最小二乘法分析Reid黄马齿品种,未发现上位性效应。用包括

的模型估算表明,总遗传变异的主要部分来自这两个参数。主要问题是涉及两基因和三基因上位性方差成分,它们与加性和显性方差成分高度相关。这种相关性是由于上位性方差成分的系数来自加性和显性方差成分的系数的平方或乘积。因此,亲属协方差模型的这种遗传属性,降低了模型检验上位效应的敏感性。

虽然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用大量均方数据拟合含上位效应的遗传模型,都未能获得对上位性方差成分的真实估值。看来,上位性效应在总遗传变异中的分量非常小。

为了获得遗传方差成分估值,需要下面几个假设:(1)随机亲本;(2)二倍体遗传;(3)无连锁效应或达到连锁平衡;(4)无母本效应;(5)环境效应与基因型效应累加。

科学家们用来自群体的随机自交系进行研究。Eberhart等(1966)和Wright等(1971)从原始S0植株选出的自交系样本较小,而Silva和Hallauer(1975)则使用了160个自交系样本,但估计的上位性效应并不比Eberhart等(1966)和Wright等(1971)更成功。把后裔数增加到500个S2,并对伊利诺高油×低油和高蛋白×低蛋白进行测交,尽管概率水平有所提高,但只是略有差别。Wolf等(2000)用B73×Mo17的100个F2植株作父本,按NCIII进行测交,鉴定S1后裔和测交平均值。在B73×Mo17的F2群体中,上位性效应比加性和显性效应小。

连锁效应可能是一个扰乱因素,连锁会增加亲属协方差的上位性系数。在所有研究中,亲本应来自接近平衡的原始群体。玉米中每个染色体上控制一个性状的所有因素似乎不完全连锁。上位性偏倚不是很重要,除非平均重组频率等于小于0.1。因此,在所有变异来源中,连锁效应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偏倚来源。上位性成分的系数比加性和显性的系数小很多,这在估计上位性方差成分时是个重要因素。上位性系数小也加大了对标准误的贡献。

比较不同类型杂交种的平均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杂交种是由两个自交系杂交产生的。这些自交系固定了有利的上位性组合。用同一组自交系杂交产生一组平衡的单交、三交和四交种,表明上位效应发生了重组。当用一个单交种产生三交种,用两个单交种杂交产生四交种时会出现重组。对同一组自交系以不同排列方式做杂交组合,进行比较,得到特定自交系组合具有上位性效应的定性证据。这类证据不能定量确定与其他遗传方差比较的相对重要性,但它表明上位性对某些自交系间的特定组合很重要。

上面这些基于数量遗传学分析和分子标记试验结果的讨论表明,产量的基因加性效应占总遗传变异的93%以上,甚至高达97%,还有少量显性效应,而上位性效应非常低,通常不到2%,在多数情况下甚至不到1%。选育自交系的时候,育种者应当重点关注由基因加性效应主导的一般配合力,尤其是在选系的早代,重点测试和筛选一般配合力。到了较高世代,才转向识别和筛选特殊配合力效应。那就和杂交育种衔接起来了。

上述分析还表明,随着种质改良水平的提高,玉米种质的一般配合力呈上升趋势,而特殊配合力效应下降。同时,随着产量水平持续提高,杂种优势持续下降。这是必然趋势。这可能是种质改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为玉米商业育种的技术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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