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发 美国生产

为本文定下这样一个标题并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研发将超过美国，而是想表达中国别无选择；更是要警示中国即将从“世界工厂”的地位滑落，而能够代替它的经济活动尚无着落。从何说起呢？

中、高端制造业将回归美国

提起美国农业，人们一定不陌生。美国以相当于中国农民人数的1%的区区600万农民成为“世界粮仓”。美国农业的强大有其自然资源的优势，但是以如此少数的农民供给世界，则一定是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所赐。当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农民中的多数以及社会文明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同时消失了。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制造业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带来工人阶级的日益庞大，而是步现代农业的后尘，朝着工人人数锐减的方向驰走。随着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及骨架材料的3D打印的普及，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将像农业劳动力成本那样不再成为问题，原材料和能源的损耗进一步降低，美国在农业上靠少数农民供给世界的局面将在制造业翻版。30年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所赖以成立的劳动力性价比优势将荡然无存。

上述局面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极为恐怖的。压迫中国民营实体经济的“四座大山”

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一方面造就了主要的就业职位和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却受到日趋严峻的多重压迫。这些大山一样的压迫包括：

央企的绝对垄断。在我国，除了铁路和军工，稳赚不赔的商业领域，如保险行业、电力行业、通讯行业等均被央企垄断，而且绝对收费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同行。

房地产的大肆掠夺。由于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绑架，十年来我国政府坚拒房产税这个唯一有效的调控措施，造成了房屋由居住设施向金融产品驰走，房价虚高不下使得其他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急速攀升，利益被房地产严重地掠夺了。

虚拟经济的釜底抽薪。如果说美国的虚拟经济缘于华尔街的贪婪，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盛行虚拟经济的动因，则夹杂着迫于实体经济苛刻环境和准备船沉的末日心态。投融资的主客双方都不看好实体经济；自救式的私募更面临着生命危险。

几近世界之最的税务负担。我国的税赋不但在整体税率上几乎为全球之冠，而且由于特殊利益阶层绑架国家政策，存在着恶税偏多，良税偏少的现象。房产税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良税2003年起便不断有人建议，能够整整被压制十年至今仍困难重重，所反映正是这样一个状况。

中国科技在利益交换当道的评审

和严重滞后的法规之间挣扎

面对上述经济格局，客观上说，最适合中国的经济活动便是技术研发。近代以来，中国虽然鲜有对人类社会作出重大科技和人文贡献的领袖型思想家，却有着数量庞大的秀才型人才。这一人群产生于中国历史悠久的应试文化，勤劳、领悟能力不错、善于跟踪性学习、收入偏低，是科技领袖转化其领先思路的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最近，许多跨国企业，尤其是全部跨国药企，一致性地关闭了在美国的大型研发中心，而将相当一部分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丰富的实验台研发人力资源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然而，有着如此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的中国，在多数民用科技领域并不领先，以医药为例，数十年来竟没有产生出一个所谓重磅新药。何以至此？依我看不外乎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利益交换当道的科技评审。

中国的政府重大科技项目的资助一向遭到诟病。一个团队的项目无论技术上怎样领先，甚至是针对重大技术问题的国际首创，若无足够的人脉铺垫（注意这里的限定语），一定会被枪毙无商量。这一状况涉及到评审的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文化生态。

不少未在当代中国工作过的华人学者甚为不解：为什么重大科技项目的指南一经出笼，便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申报和评审？这其实正是管理当局的无奈和用心——最大限度地压缩生态链中人们的交易机会。大量的资金突然发放，造成了来不及交易的局面，才有可能使其中的一部分落入交易资源不多的研发团队手中。既然数十年研发没有导致重磅新药，能够产生这类成果的应该属于这类不善公关的研究者。

关于这类生态形成的原因应该不是简单而单纯的，但是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参与评审和管理的人们当中，仅极少数人有着不得不对国家利益负责的压力和动力。多数人只感觉得到权力，没有必须将最好的项目评审出来的压力和动力，人们有无限的自由度，在良心和利益之间权衡和取舍。

二是法规滞后驱赶创新主体。

如何营造科技评审中必须做好所带来的压力和动力？比较自恰的办法之一是，形成一个必须靠足够概率的正确评估而生存的生态阶层，有一群靠创新成功而生存的主体，这就是中、小技术研发型企业群及其背后的风险资金。多年来美国是这么玩的，应该说行之有效。问题在于这一套到了中国便遭受到现行法规的沉重压制，再玩不转了。

中国的专利法明文规定：（没有销售记录时）专利侵权的罚款上限为100万元人民币。这对于依赖专利保护的新药工业是否有鼓励侵权的味道？中国公司法明文规定：企业的无形资产不得超过70%的股比（不论技术本身的价值）；按照这个规定，在同一领域，一个花费了20亿元的烂技术远比一个花费了1000万元的突破性技术值钱；中国股市创业板明文规定：一个企业须有连续三年的盈利记录方可入市；这样的创业板哪里有为技术研发企业融资的作用？中国与美国在法规上的天壤之别造成了中国创新主体的缺失。

体制改革关乎自杀还是自救

上述种种是系统性的，虽然它不构成每一个个人沉沦的充分条件，却必然在整体上拖累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对此，改革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而且异议不多。更值得提醒的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纵观90年来的所有重大成就，无一不是在亿万农民的参与、贡献和牺牲下实现的。早到半个多世纪前的国内战争，近到30年以来的经济开放（农民工对各行各业的贡献），农民是中国最重要的战争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基于本文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农业人口少数化在美国已经实现，制造业工人（在中国包括农民工）的少数化正在演进，农民作为左右局势的最关键资源而被运用的决定意义在缩小，建立在依赖农民之上的政治架构到了必须改革的关头。

在这个经济格局大变的历史关头，全方位的改革对我们民族的任何团体来说都是自救，而继续拖延则是自杀。即使是病毒，温和的病毒与宿主共生，传承万代，疯狂的病毒杀死宿主，同归于尽。就算一些人备好了举家出走的救生艇，中华民族的沉沦也会殃及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的生存。

离题一下，任何国家，只要有数十年至上百年的稳定，特殊利益阶层一定盘根错节，越演越烈。如何防止这一恶性循环？从现代史上看，有两个办法：1.若干年一度的民主大选；2.七八年一次的运动。谁要能在今天的中国走出恶性循环第三条道路，一定是世纪伟人。

回到本文标题上来，对于拥有全球最多的秀才型人才的中国，发展技术研发业（尽管一段时间内研发人力的购买者是外国机构）是对应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必须。通过改革，打破利益团体绑架国家政策和科技评审的局面则是技术研发业得以成长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