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繁才子”张理高:一人带出六千萍乡制种军

跨入新世纪以来，江西萍乡已形成6000余人的制种大军，其中90%接受过张理高的培育和指导，制种面积逾15万亩，占到了南繁制种面积的85%以上，制种年产值达数十亿元。

一人带出六千萍乡制种军——记全国劳动模范、“南繁才子”张理高

《 农民日报 》（ 2013年11月11日 07 版）

张理高在海南三亚杂交水稻制种田里。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宋修伟

水稻制种看南繁，南繁制种数萍乡。如果说杂交水稻的缔造者是袁隆平、颜龙安等水稻育种专家，那么将杂交水稻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的首推江西萍乡制种队，而张理高就是这个队伍的“开路先锋”，是摸索出制种核心技术的大功臣。

张理高已经70岁了，脸上永远带着谦和朴实的笑容。他说他这辈子没干出什么成就，就做了一件事——南繁制种。在江西萍乡，他被很多农业干部称为“老爷子”，亲切而又蕴含崇敬。在萍乡人看来，没有人能像他这样，38年从未间断，每年都如候鸟一般在萍乡和海南三亚之间来回穿梭；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水稻制种如此醉心痴迷旁若无物；更没有人像他这样，凭一己之力带出了6000多人的制种队伍。“在南繁制种工作中，张理高起步最早、吃苦最多、坚持最久、技术最精、成就最大。”国家南繁办主任王宏良曾这样评价道。

“只要有杂交水稻制种的地方，就有萍乡制种队”

1975年，萍乡市湘东区排上公社农技干部张理高率先组建杂交水稻制种专业队赴海南南繁制种，成为首个到三亚从事南繁杂交水稻制种的萍乡农民。他们最先在三亚崖城港门公社保平大队开辟基地。

“当时我和几个人心怀激动地从排上镇坐汽车去萍乡，又从萍乡坐火车去衡阳，又转车到湛江，坐轮渡去海口，然后坐着当地的敞篷汽车抵达三亚，路上一共走了七八天，走的时候是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到三亚成了块黑炭，满身都是黑的，只有眼睛是亮的……”回忆起38年前初赴海南的经历，张理高记忆犹新。

他和他的团队没有想到，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初去海南，人生地不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住的是难避风雨的茅篷、陋舍、破庙，睡的是稻草铺垫的地铺、硬棍子床，蚊子嗡嗡叮咬，蛇蝎不时惊扰，总是弄得睡不好觉。

千事万事，吃饭大事。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他们只得将萍乡的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凭票在海南驻地粮管所购买，做成的米饭沙子多，咀嚼不慎就要硬缺牙齿，吃下去易患胃病。吃菜有困难，只得定时从萍乡带去干辣椒、萝卜皮、黄豆子等干货，自种一些蔬菜补充，常没油吃，实在难咽。至于做饭炒菜，那里根本没有煤炭，队员们只有自带砍刀、脚穿草鞋到附近的山上砍柴……由于睡不好，吃不好，不少队员难以适应，有的中暑，不少人得了胃病。眼看皮肤一天天晒黑，身子一天天消瘦。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几年里，其他许多省市也组成育种队陆续到达海南，但是大都经不起这种环境的考验，于是撤的撤，走的走了，唯独张理高和他的团队最能吃苦耐劳，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张理高和他的队员们冒着海南的高温强光，耕耘在稻田。为了水稻制种能够实现精耕细作，他花了20多天的时间，用手里的锄头为港门公社水南二村平整土地七八十亩；6年的时间，他个人累计为公社盈利5万元，完成指标粮140万斤，相当于生产了600人一年的口粮。张理高的实干精神，受到了当地农民的交口称赞，也为团队在当地扎根树立了威信。

在张理高的引领下，萍乡制种队逐渐开枝散叶。南繁制种开始的几年，萍乡制种人员不过几百人，制种面积上千亩；到上世纪80年代制种人员逾3000人，制种面积从3万亩发展到5万亩，制出的杂交水稻种不仅满足了本市的需求，而且为邻近县市提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张理高指挥的萍乡市几十个杂交水稻制种专业队，在海南的三亚市以及陵水、乐东、东方、昌江等几个县市南繁制种；跨入新世纪以来，萍乡已形成6000余人的制种大军，其中90%接受过张理高的培育和指导，制种面积逾15万亩，占到了南繁制种面积的85%以上，制种年产值达数十亿元。制种人员之多、制种面积之大、制种产量之高、制种效益之好，均居全国南繁制种各县市之前茅。“只要有杂交水稻制种的地方，就有萍乡制种队；哪里有杂交水稻，哪里就有排上人制出的种子。”海南南繁办原主任梁安琼感叹。

“你是制种才子，像你这样的人要越多越好”

身体力行之外就是不断地学习。“刚到海南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不育系，字母都认不清楚。”张理高硬是凭着一股韧劲儿，边学习边劳动，4个月后就可以扔掉书本，直接到田间育种，年终考试得了84分。

在制种的核心技术上，张理高不厌其烦地请教基地上的育种专家。他从专家那儿了解到，杂交水稻不比常规稻，常规稻是自花授粉，而杂交稻是异花授粉，就是说分父本、母本，通俗一点说是公禾、母禾。父本和母本只有同时扬花吐穗，才能达到花期相遇，提高授粉率、结实率。

花期相遇是制种成败的关键所在。围绕这个关键，张理高常常是早上5点多就起床在田间观察，深夜2点多才入睡，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经过反复观察、分析、比较，他终于掌握了一整套杂交水稻南繁制种的核心技术：首先定好父母本错期，然后根据错期长短定好父母本具体播种时间，再通过肥水管理促父母本均衡生长，如遇父母本生长不均衡，就巧施“920”激素促长势，用“多效唑”（矮壮素）控徒长。这样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花期相遇才会恰到好处。

如今，萍乡市南繁制种产业大军按照这一核心技术，可根据二系、三系组合感温性、感光性等不同的特性。从确立父母本的播种期到花期调整，从完全依靠自然风授粉到人工辅助授粉，再到合理配备父母本数量，防治病虫害，搞好田间管理等，萍乡市南繁制种产业大军掌握的一整套关键技术，为夺取制种稳产、高产、优质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杂交水稻制种田亩产达100公斤，1983年突破150公斤。在当时，这个数字创全国南繁育种新高，不少人慕名而来参观。时任国家农业部部长的林乎加竖起大拇指对张理高说：“你是制种才子，像你这样的人要越多越好。”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张理高带领萍乡制种队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杂交水稻制种田亩产由开始的10多公斤，逐步上升到200公斤，目前突破300公斤，个别高产田块已达350公斤。他们不只是在提高产量上下功夫，而且研发了一系列新杂交品种，杂交水稻品种由开始的一个系列几个品种，发展到如今的两大系列300多个组合，这其中既有适应早、中、晚三季栽培的新品种，又有适宜于平原、丘陵、山区的新品种。

萍乡市农业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张理高的带领下，萍乡南繁制种产业大军涌现了一批制种专家，制种技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创新，小行比改为大行比，秧田密播改为稀播，母本插单本改为双本，二期父本改为三期父本，大面积使用机械化，产量由此不断攀升，制种质量不断提高。

“对待啥事都严肃认真，把农民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

“我平生感到最自豪的是在天涯海角育制了一批又一批杂交水稻种子，平生感到最遗憾的是对不起父亲和大儿子。”70岁的张理高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著名制种专家，但众多荣誉弥补不了他对家人的愧疚之情。面对记者，他不禁老泪纵横，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1977年4月中旬，正是杂交水稻种子抽穗扬花的关键时刻，张理高接到“父亲病危、速归”的电报。同伴们劝他赶紧回家去探望。从小就很有孝心的张理高在和记者交谈时声音呜咽：“当时我真想马上赶回萍乡，可同伴们的技术不是很熟练，我走了，到手的丰收十有八九会泡汤。”种子收割完他才回家。其时，父亲已离开人世。张理高跪在父亲坟前大哭了一场。

祸不单行。1979年4月，张理高的大儿子不慎摔成左手骨折。一心扑在制种上的张理高又没能及时赶回家，是妻子背着孩子跑了10多里山路赶到镇医院，结果由于延误了治疗，儿子左手终身残疾。至今，张理高对大儿子仍充满无限愧疚。

“老爷子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待啥事都严肃认真，把农民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做。这一点让我终生受益。”已经是萍乡市诚信制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陈江涛，谈起曾经跟随张理高在海南打拼的岁月，他感慨万千，这也成为他成立合作社的初衷。

凭着这种信念和精神，38年来，张理高和他的团队每年在海南租地制种，按每亩600~800元的地租付给当地农民。仅此一项，每年即为海南当地农民增加了几万亩的地租收入。

当时辛苦劳作，如今桃李满园。张理高带出的6000多萍乡制种人，既制出了丰收的种子，也育出了致富的种子，有一批制种能手成了百万千万富翁。江西天涯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少虎便是其中一位。在张理高的影响下，这位年轻的企业家紧盯市场，建立了集种子生产、营销、推广为一体的产业体系，生产的“岳优华4”、“株两优”1号、“株两优120”等40多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抗性好、米质优，亩产量比常规稻增加20%以上。

致富不忘乡亲。1976年至1984年，张理高累计向排上镇提供资金30余万元，粮食指标65万公斤；向镇财政上缴管理费近百万元，向国家上缴个人所得税60多万元；先后捐款10万余元办教育、敬老院。他不但把好事办到了生育他的故乡，而且把好事办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投资逾60万元修水利、建晒坪、仓库、修路……

制种不止，耕耘不息。虽已年过七旬，但张理高并没有停下来歇息的意思，秋去冬来，他又将收拾行囊，踏上新一轮南繁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