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现代农业的骨骼———德国汉诺威农机展显示农业机械化前景..
编者按
汉诺威地处德国南北和东西铁路干线的交叉口，又濒临中德运河，是水陆交通枢纽。汉诺威是德国的汽车、机械、电子等产业中心，著名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始创于1947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当今规模最大的国际工业盛会。
借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余威，汉诺威农机展（Agritechnica）于1986年创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是全球最大的农机展览会。2015年的展会吸引了全球50多个国家3000余厂商，所有重要的农机制造厂商，如迪尔、纽荷兰、凯斯、克拉斯、大平原等都如约而至。因在品质、客户价值等方面追求极致，成就了德国农机制造商。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笔者深以为然。11月上旬，笔者有机会参观了两年一届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业机械专业展览——汉诺威农机展，从中感受到了世界农业机械发展的脉络，感受到了“德国制造”的影响力，以及德国和欧洲对农业机械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笔者认为，“德国制造”的品质和精神更应成为中国农业的榜样，让农业机械化支撑起现代农业。
德国实体经济
以机械制造为核心
德国是欧洲头号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欧盟总量的三分之一。同时，德国是一个制造大国，其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并以此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德国的精密机械、电子、航天、制药、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环保产业闻名于世，并以技术先进、做工精细和质量可靠著称，而不是依靠数量。在世界工业现代化浪潮中，德国又大力发展新材料技术、数字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引领世界制造业潮流。
当前互联网和虚拟经济占据全球经济热点，德国人没有盲目跟风，仍然坚持以机械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稳健而扎实，从而在世界经济动荡和危机中气定神闲。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传播信息和数据的价值。这是中国当前许多急功近利的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方面。
中国的互联网，特别是网购的发展速度令人惊讶，而且快过了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其中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国有门类齐全和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互联网成为“风口”；二是中国基础设施欠发达，大环境乏善可陈，恰恰为互联网的兴起减少了固化的障碍，且较少历史负担；三是在后工业时代，投资者缺乏促进产业和社会进行数字改造的诚意和能力，“短平快”成为社会投资和经营的主流意识。
克拉斯公司展示玉米收获机
“工业4.0战略”
定制化要循序渐进
德国的工业化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8和19世纪的机械制造为“工业1.0战略”；20世纪初的电气化为“工业2.0战略”；20世纪70年代的自动化和模块化生产模式为“工业3.0战略”；随着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高度融合，德国政府力推新“工业4.0战略”，即在制造领域，产品制造工艺将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软件与自动化技术深度交织，由此产生新的价值模型，全面实现个性化定制和交付。
针对世界盛行的“买空卖空”风潮，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概念，是在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的同时，产品走个性化定制的道路。它包含了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转变，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通过“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等环节，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
相对于美国倡导的互联网和物联网化，笔者更认同德国“工业4.0”的实践途径，因为“工业4.0”基础更坚实，没有预支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更符合厚积薄发的传统理念。
中国工业同时面临“工业3.0”和“工业4.0”改造的艰巨任务，而“工业4.0”必须是在“工业3.0”改造完成的基础上进行，不可能超越。笔者不禁联想到，在中国农业还没完成规模化和标准化基本建设和改造前，还没实现“农业1.0”和“农业2.0”前，鼓吹中国“农业4.0”概念实在是令人脑洞大开。
金融投机受限
虚拟经济只能是辅助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金融的流动性能极大地刺激实体经济的活力。但是，过度的流动性则使得投机盛行，是社会和实体经济的“摇头丸”，须防范和限制。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实体经济为主导，适度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的虚拟经济，不会本末倒置。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金融市场很“落后”。2012年，德国股票交易额占其GDP的34.7%，显著低于美国的132%和英国的95%，也低于中国的约80%（沪深股市+香港H股+在欧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从间接融资看，2014年德国信贷投放额占GDP的141%，远低于美国的245%、日本的374%，也远远低于中国的251%。
德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特点，显示出其实体经济内延式增长能力强，厚积薄发，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增长的依赖度低；也体现出其资本利用的有效性和金融运转的高效率，既保证了企业的资金需求，又控制了资金的用途和效率，较少为坏账和呆账困扰。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导，虚拟经济只能成为辅助手段。现在大师们大肆鼓吹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各种所谓“金融创新”大多是利用聪明的头脑、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设置复杂和单方面有利的游戏规则，利用大众贪婪的心理，做下各种局，让无辜者前仆后继被血洗。
传承“用一辈子”
变数量经济为质量经济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欧洲经济也是哀鸿遍野。但在诡异多变的经济风浪中，德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欧元区的“定海神针”。“德国模式”除了务实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外，坚实无比的制造业成为德国抵御欧债危机的铜墙铁壁。无论是汽车、火车、还是轮船，无论是道路、桥梁还是机床，无论是钟表、炊具还是工具，“德国制造”都代表坚实、可靠、一丝不苟和安全，代表着无往不利。
同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则与廉价、不可靠、仿造、山寨、缺乏创新、高能耗、高污染等难脱干系。“中国或许是世界工厂，但德国公司是世界工厂的制造者。”德国管理学思想家赫尔曼·西蒙总结说。
在历史上，德国制造也曾是低质量和廉价品的代名词。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带有侮辱性的《商标法》条款，规定所有德国进口产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many"， 以便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产品区分开来。100多年后，“德国制造”从“低端复制品”变成誉满全球的高档商品的象征，其秘诀就是全民对于质量意识的认同、严格的工业标准、务实的职业培训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
德国人对于质量的认同是“用一辈子”、“可以传代”，与销量和是否赚钱没有直接联系。在中国被视作奢侈品的很多生活用品，在德国是生活必需品。中国目前的GDP导向，与质量至上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百年老屋”、“世纪工程”都无法反复投资，维持虚高的GDP，影响了执政者的“政绩”和被提拔的速度。同样，质量至上的商品由于价格较高而影响了推销的速度，并缺乏被用坏后重复购买的数量。但是，德国商人重视的是为使用者带来的价值，是产品的声誉，是职业的尊严，并不是快钱和昧心钱。以笔者来看，中国需要从数量经济转变为质量经济，首先就要改变GDP的思维方式。
制造业生态
“社会中坚”追求极致
做“大而全”还是“小而精”，不仅是企业底气和战略的不同，更是企业家们背后不同文化和理念的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规模和体量常常成为评价和考核的主要指标，贪大求全成为国企领导的基本思维定式，并且企业体量可以反过来绑架经济政策；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为用户生产最好和最有价值的产品，市场经济环境越是成熟和健康，越能充分体现这种理念。德国就拥有信奉这种理念的庞大的中小型企业家群体。
德国的雷肯公司是典型的专业化农机具公司。雷肯公司成立于1780年，现在的掌门人是家族的第七代。雷肯公司从简单的犁做起，现在拥有播种机、农药喷洒设备等，70%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翻转犁是雷肯公司的看家产品，产品设计、造型、材料、工艺等方面无不精益求精，不同的产品可以适应环境、土壤和作物对于深松、浅翻、简耕、免耕等不同要求。
克拉斯公司是另一个典型。公司成立于1913年，最初只有7名员工，现在拥有40万平方米厂房，生产11种不同作物的联合收获机。Lexion玉米联合收获机拥有620马力，而青储饲料收获和粉碎机则超过900马力。克拉斯公司的引擎、轮胎和电子控制部分由外协企业生产，其余所有零部件自己生产。公司的生产过程一丝不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比如，其零部件在喷涂颜色之前的预处理就要经过13道工序，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着色牢固和持久。
笔者以为，一个社会的发展秩序和效率，既取决于“社会精英”的高瞻远瞩和顶层设计，更取决于“社会中坚”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固守、自我实践和示范带动作用。支撑起德国制造业和社会核心的并不是那些巨头，而是形形色色像雷肯和克拉斯这样的中小企业。他们在创新能力、专业化、品质和客户价值等方面追求极致，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独特的“生态系统”。
顶层设计高效
“短时工作”与奇迹
2008年的金融海啸横扫全球，许多国家GDP大幅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德国却与众不同： 2009年GDP下降5.1%，但失业率只比上一年增加0.2%。
德国的就业奇迹和德国施行的“短时工作”政策密切相关。德国政策规定，企业在经济衰退时不得解雇员工，只能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政府对此给予补贴。
德国的短时工作政策遭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经济大师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中强烈批评德国人的组织性，甚至认为德国人的组织性是纳粹主义的温床。笔者以为，哈耶克的观点是伪逻辑。因为组织性是执行力和效率的保证，与纳粹或反纳粹没有必然联系。英国人崇尚所谓“自由”，但既可成为市场经济的沃土，也可成为“足球流氓”的温床。组织性与自由之间并不具可比性。相比之下，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资本主义”更讲究社会保障，兼顾产业效率与社会公平，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战后，德国清除法西斯主义，建立民主化国家，推行较为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较稳定的社会形势。社会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没有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别，都得益于德国社会制度顶层设计的合理性、目标的一致性、计划的连贯性，以及运行的高效性。
德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是运气，也不是在有利的经济大环境中顺势而为，而是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在无数次经济浪潮和转型中，凭借对于既定目标的认识，凭借自信、定力、坚韧和执着的努力而获得的必然回馈。
有实力的前行者无需捷径！
(责任李俊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