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救秸秆：还待政策撑腰

俗话说“秋高气爽”，但当秋天撞上一年一度的秸秆焚烧季，空气也着实“爽” 不起来。自入秋以来，全国多地遭遇严重雾霾天，而多省密集焚烧秸秆正是主要原因之一。焚烧秸秆不仅影响空气质量，长远来看，还会使农田肥力大量流失，给农业发展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害。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要解决秸秆焚烧难题，就必须为秸秆找到合理的出路。而找出路的关键在于取得科技上的突破。

科技为秸秆找出路

据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介绍，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传统思路可以归纳为4类：肥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和基料化。多年来，科研人员主要从这几个角度来探索秸秆的出路问题。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朱典想一直致力于将秸秆加工为新型清洁能源“木煤”。目前，他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已经建立了多家工厂，其中最大的一条生产线位于河北，年产木煤20万吨。他们主要依靠在乡镇设点，集中回收农民上交的秸秆，对秸秆进行加工处理后得到的能源再返还给农民。这样，秸秆的回收价格和燃料价格相抵，对厂房和农民而言都比较划算。

同样是跟秸秆“较劲”，潘根兴的法宝则是“热裂解生物质炭技术”。在限氧条件下，秸秆经过热裂解后，可以产生固、液、气三种状态的可用产物：生物质炭、木醋液和可燃气。其中，生物质炭既可以作为土壤改良调节剂，也可以用作肥料、基质甚至环境污染处理剂等；木醋液则有杀菌消毒、改良土壤等效用。这项技术的优势在于，较大限度地保留了秸秆中的有机质和矿质成分，同时，秸秆上的农药或重金属残留物也在热裂解过程中被有效地分解或炭化了。

此外，新型秸秆还田机、秸秆纤维素转化淀粉、秸秆生物反应堆等，都是科技人员为秸秆找到的“出路”。

尽管“路子”很多，焚烧秸秆的势头却仍然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无论从产品接受度、秸秆消耗量还是产业规模来看，仍然没有形成优势的秸秆利用方向。“人人有办法，但处处皆麻烦。”潘根兴如此形容这种局面。

呼吁科技政策支持

“要用科技创新解决秸秆困境，离不开国家相应的政策支持。”朱典想说。他在推广木煤生产技术的过程中，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在我国南方，耕地较为分散，每户人家拥有的田地不过几亩。对这些农户而言，花时间收集自家为数不多的秸秆，显然比不上外出务工划得来。

另外，尽管木煤更为清洁、高效，但近年来全国煤价大幅下跌，木煤在价格上没有太大优势。发电厂则习惯于依赖煤炭能源，对木煤等生物燃料的接受度并不高。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国家的政策性补贴。然而，朱典想表示，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农业部为秸秆利用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但要享受到这些待遇并不容易。一方面，已建成的生产线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有资格享受相关补贴；另一方面，申请补贴的手续非常复杂，“办起来费事得很”。

木煤曾入选国家林业局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得到50万元经费，但这笔经费远远不够建立工厂。目前，朱典想仍在各地奔走，亲自寻找能够合作的厂家。“我们非常希望有相应的科技政策协助成果转化。”朱典想说。

杨富强表示，政府不仅要支持秸秆利用的科研项目，还应帮助这些项目找到合作者，支持科研成果走向市场、走向商业化。

正视“中国特色”的秸秆困局

专家指出，中国面临的秸秆困局与国内农田分布、耕作制度等特点有关。例如，南方农田规模较小并且分散，很难像国外大农场那样实现籽粒收割和秸秆打捆的一体化进行，从而大大增加了秸秆收集的时间成本和物力成本；此外，中国农业高度集约，大部分地区一年两熟，秸秆即便还田，短时间内也难以分解，影响下一茬作物的生长。这些都导致农民对处理秸秆的积极性不高，更倾向于“一烧了之”。

要用科技手段救秸秆，也必然要面对独特的国情。潘根兴指出，我国的农业生产者以散户为主。因此，从秸秆的收储、集中到加工，所涉及的装备和设施都必须适应小规模业主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在10万元以下，小型、轻便、非电动力的秸秆处理机械就成为大势所趋。而在农田规模较大的北方地区，则应探索建立集中式的秸秆处理产业，以达到大规模能源供给的标准。

“政府在秸秆禁烧上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人力。”潘根兴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行政支出转变为政府基金，用于支持有关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