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伤?豆殇!——黑龙江大豆产业调查

民生周刊,2012年06月06日

黑龙江,被称为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和豆油“最后的净土”。很多省份难以找寻的非转基因豆油,而黑龙江比比皆是。

这里有大片如石油一般黑得发亮的土地,绵延于山脚下,与山林隔出了一条条美丽平滑的弧线,这本是种植大豆的绝佳土壤。

但是,自2008年以来,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急剧减少,从2008年的6000多万亩直降到2011年的4000多万亩,降幅超过30%。产量减少加上外资围剿,黑龙江80%以上的大豆加工企业已被迫停产。

这只是中国大豆行业沦陷的连锁反应之一。除豆农不种豆外,中国豆业还承受着国内外定价权丧失、中下游企业停产倒闭、大量企业被外资参股控股与兼并收购等多处阵痛。

中国大豆为何沦陷?“最后的净土”该如何支撑下去?还能支撑多久?

正在消失的大豆

作为中国最后一块国产大豆生产基地,黑龙江省的大豆种植面积正在逐年缩水。

来自黑龙江农委公布的数据显示,黑龙江大豆连续5年种植面积递减。2008年,其大豆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减少了4%,而到了2009年、2010年,减种率分别变成了10%和20%。 2011年,黑龙江大豆实际种植面积仅为4112.39万亩,比上一年又减少了两成。

2012年5月,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大豆播种已进入尾声。《民生周刊》记者通过对大豆产业链的调查发现,在被称为中国“北大仓”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地区,因为种大豆不挣钱,黑龙江省佳木斯等地的种植户纷纷大面积弃种大豆,改种玉米;曾经兴旺一时的豆油压榨企业接连停产或倒闭;而下游豆粕加工、饲料企业却正处于高成本运行中……

一个农民的种豆算盘

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佳木斯地区春种大豆的主要时期。村民杜吉龙一身泥泞,刚从地里播种完回家。他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桦南县闫家镇大张家村,黄豆种植或许还能在几个国营农场里看到,而在村里几乎无人种植,大部分村民都改种玉米或水稻了。

“零面积,我敢这么说!”杜吉龙悲观地说,物以稀为贵,但眼瞅着国产大豆产量年年锐减,价格却总是上不去,出于经济利益和生活的考虑,这些年,玉米已经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种植作物,水稻次之。

指着自家门前一望无际的肥沃黑土,杜吉龙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自家的9垧135亩田地,早早就种上了大豆、玉米,二者各占一半。今年,杜吉龙全都改种了玉米和水稻,其中水稻占了4垧,剩下的都种上了玉米。

杜吉龙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同样一垧地的面积,玉米总产量最高达22500斤,一年下来,除去租地、化肥、人力成本,可收入1.5万多元;水稻的收益还要更高一些,除去大额的租地成本,一年收入为1.8万—2.6万元。而同样忙活了半年,一垧地的黄豆,产量最多不过6000斤,按照目前市场上每吨4000元的大豆价格计算,大豆的收益比玉米、水稻少了不止一半。

“种大豆亩产低,收益小,又没有合适的补贴政策,大伙儿都不愿意再种大豆了。”即使是大张村首屈一指的种粮好手杜吉龙,今年也不愿再做坚守国产大豆产区的“最后一个英雄”。

从小就在黑土地上撒野、打滚的杜吉龙,种粮是一直是他的主要工作。多年与粮食市场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连续5年都在萎缩,省内油脂厂、豆粕饲料公司的仓储大豆已加工殆尽;2012年的黄豆价格肯定会一路上涨,“天价”黑龙江大豆的出现也不无可能。

即使大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眼前轻轻招手,杜吉龙还是将大豆从今年的种植算盘中剔除出去。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杜吉龙非常无奈。

“种个4、5亩,面积太小,大豆难以高产,油脂商还不愿意上门收购。”杜吉龙说,“9垧地都种上了大豆,一年的收入没有保证,承担不起家里一年的花销。”

国产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进口大豆“入侵”是一个重要原因。杜吉龙告诉记者,过去,黑龙江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每年通过铁路、公路、海路运输,以上千吨、万吨的规模销往中国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还有一部分高价卖给韩国、日本等国家。

但是近些年,进口大豆“来势汹汹”。中国南方和东部沿海城市的豆油加工企业,目前基本上使用的是进口大豆,对黑龙江大豆的需求仅仅保持在每年300—400吨的食品大豆上。出于质量和数量的考虑,日本、韩国开始转向与俄罗斯合作,纷纷与西伯利亚的豆商签订买卖协议。

“2009年,黑龙江有200多万吨大豆卖不出去,没有销路,没有市场,只能留在仓库。”杜吉龙认为,村民对目前大豆的经济效益产生质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今年弃种大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停产的油脂厂

打开宏安油脂厂的对外经营网页,晶莹透亮、泛着诱人色泽的黄豆画面映入眼帘,似乎印证着它曾经的繁荣。

如今,这个过去日产200—400吨的豆油油脂加工厂,同佳木斯上百家的中型油脂厂一样,因为无豆可收,无豆可榨,不得不停产。

宏安油脂厂总经理魏则峰告诉记者,油厂从去年9月份开始一直处于停产状态。鼎盛时期180多名职工的规模,半年下来,只剩下了60名技术类工人。

“2009年,油厂一年还能开工4、5个月,大豆好采购,豆粕销售也一直非常好。”魏则峰回忆说,但当时在农户家里采购豆子时,大豆收益值下降的趋势就已经显现出来。

3年前,魏则峰带着同事下乡收豆时,一些多年合作的农民朋友纷纷找上门来反映情况,称市场上的大豆价格过低,一年的劳动成果抵不过玉米的收益,还开玩笑说应该放弃大豆种植。没想到一语成谶,仅仅3年时间,佳木斯市桦南县的国产大豆产区,就走上了如今无人种豆的局面。

2010年,中国南方和东部的多数油脂厂从国外订购大豆,黑龙江大豆遭遇低价风波,国产大豆价格最低降到每斤1.4元。在佳木斯,大量自产大豆滞留在仓库,当地的油脂厂又没有全面收购、加工大豆的能力,不能完全吸纳市场上的“游荡”大豆,一时间,整个大豆市场跌宕起伏。

很快,国家对大豆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将大豆价格定在不低于每斤1.98元的标准上,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但对于像宏安这样的油脂加工厂来说,由于国产大豆的收购成本较高,导致其加工成本迅速上涨,很多油脂厂不堪重负,要么停产,要么破产。

“目前情况下,倘若宏安油脂厂开工,一年的损失在千万元以上;若停产,损失只在300—400万元之间。”宏安油脂厂董事长安宝友说。

魏则峰,这个辗转来东北淘金的山东汉子,在过去20年里,亲身经历了国产大豆的三个转折阶段。在宏安油脂厂简易、宽敞的办公室里,魏则峰不无遗憾地表示,国产大豆每面临一次洗牌,就意味着“领土”被一点点蚕食,“权利”被一点点架空。

“进口大豆单产高,出油率比国产大豆高2个以上的百分点,水分、杂质也少。”魏则峰介绍,在1996年国家开始放开国外大豆进入中国以后,进口大豆一直凭借上述优势,将国产大豆渐渐挤出油脂加工的环节。

当时,在中国北方,受进口大豆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山东。在山东沿海的一些城市,每天都有数千吨大豆从美国、拉丁美洲走海路来到中国。

当时的魏则峰,还是山东济宁一家油脂厂的员工。他清楚记得,进口大豆一进入山东,不到10年时间,山东主要种豆大县的农民就因为种豆效益日益走低,开始寻找其它出路。济宁鼎盛时期的160家油厂只剩下2家,主要加工的还是进口大豆。

“你在山东应该找不到大面积种植国产大豆的农场了。”魏则峰叹息说,如今的黑龙江,其情形与当初的山东是多么相似!以黑龙江大豆为原料生产的豆油,已被渐渐排挤出国内油脂加工市场。

为了挽救油脂厂的运营状况,董事长安宝友率先走出黑龙江,迅速成立了粮食贸易公司,在天津、辽宁大连、山东青岛等地寻找机会,建立专门加工进口大豆的油脂厂。黑龙江国产大豆作为更天然、更健康的高蛋白豆,却只能退守在食品豆的狭小阵地内。

“未来的出路,是建立基地,发展高蛋白营养大豆,产量保持在2、3万吨左右即可。”魏则峰认为,这是黑龙江中小型国产大豆加工企业的最好出路。

豆粕威胁开始

大豆加工,一般出油率在16%—20%左右,所剩豆粕用于饲料加工,之后被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养殖作坊或企业养殖场使用,最终转化成百姓餐桌上一道道美味的肉类食物,进而影响着中国人对蛋白质等营养元素的摄取。

近些年,进口大豆加工剩下的豆粕开始向黑龙江这块非转基因大豆产地倾倒,成为当地豆粕加工企业遭受的最大冲击。

计显峰,誉丰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大豆行业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他告诉记者,长久以来,在黑龙江大豆加工行内,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潜规则:农民只种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油脂厂只用国产大豆榨取豆油,豆粕企业只用国产大豆的豆粕进行饲料加工。显然,这个“规则”作为保护国产大豆的非强制性措施,正变得支离破碎,岌岌可危。

在进口大豆进入中国之前,黑龙江的豆粕饲料一直是中国养殖牲畜主要的蛋白质摄取来源。在进口大豆的冲击下,早在5年前,身为豆粕销售人员出身的计显峰,就发现黑龙江的豆粕饲料市场已渐渐萎缩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河北等地;中国南部地区广大的养殖场内,充斥着各种以进口大豆加工出来的饲料品牌。

“玉米价格的上涨,更使得豆粕作为饲料的作用进一步丧失。”计显峰表示,玉米连续5年上涨,使得广大农民更愿意种植玉米。国产大豆产量急剧下降,豆粕市场起伏不定,某些年份,黑龙江出现了豆粕的倒流现象。因为豆粕价格过高,饲料厂纷纷从东部沿海或南部省份购买进口大豆豆粕进行加工。

在誉丰牧业的仓库里,计显峰透露,出于公司的发展需要,目前加工的饲料里,有一部分是以进口大豆作为原料加工的成品,它们的销售价格比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生产的饲料要低一些,但是大批量的对外销售,使得国产大豆豆粕价格略高于进口大豆的微弱优势,显得微不足道。

“黑龙江国产大豆产业链中,豆粕环节面临的威胁已经悄然开始了。”计显峰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在主导,毕竟企业是在逐利经营,但是作为支撑民族企业的国产大豆,在未来的竞争中,逐渐被转基因大豆打败。大豆的定价权已经拱手让给外资,豆粕紧接着也被进口大豆所控制,这种发展态势,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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