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伤？豆殇！——黑龙江大豆产业调查

民生周刊,2012年06月06日

黑龙江，被称为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和豆油“最后的净土”。很多省份难以找寻的非转基因豆油，而黑龙江比比皆是。

这里有大片如石油一般黑得发亮的土地，绵延于山脚下，与山林隔出了一条条美丽平滑的弧线，这本是种植大豆的绝佳土壤。

但是，自2008年以来，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急剧减少，从2008年的6000多万亩直降到2011年的4000多万亩，降幅超过30%。产量减少加上外资围剿，黑龙江80%以上的大豆加工企业已被迫停产。

这只是中国大豆行业沦陷的连锁反应之一。除豆农不种豆外，中国豆业还承受着国内外定价权丧失、中下游企业停产倒闭、大量企业被外资参股控股与兼并收购等多处阵痛。

中国大豆为何沦陷？“最后的净土”该如何支撑下去？还能支撑多久？

正在消失的大豆

作为中国最后一块国产大豆生产基地，黑龙江省的大豆种植面积正在逐年缩水。

来自黑龙江农委公布的数据显示，黑龙江大豆连续5年种植面积递减。2008年，其大豆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减少了4%，而到了2009年、2010年，减种率分别变成了10%和20%。 2011年，黑龙江大豆实际种植面积仅为4112.39万亩，比上一年又减少了两成。

2012年5月，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大豆播种已进入尾声。《民生周刊》记者通过对大豆产业链的调查发现，在被称为中国“北大仓”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地区，因为种大豆不挣钱，黑龙江省佳木斯等地的种植户纷纷大面积弃种大豆，改种玉米；曾经兴旺一时的豆油压榨企业接连停产或倒闭；而下游豆粕加工、饲料企业却正处于高成本运行中……

一个农民的种豆算盘

每年的四五月份，是佳木斯地区春种大豆的主要时期。村民杜吉龙一身泥泞，刚从地里播种完回家。他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桦南县闫家镇大张家村，黄豆种植或许还能在几个国营农场里看到，而在村里几乎无人种植，大部分村民都改种玉米或水稻了。

“零面积，我敢这么说!”杜吉龙悲观地说，物以稀为贵，但眼瞅着国产大豆产量年年锐减，价格却总是上不去，出于经济利益和生活的考虑，这些年，玉米已经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种植作物，水稻次之。

指着自家门前一望无际的肥沃黑土，杜吉龙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自家的9垧135亩田地，早早就种上了大豆、玉米，二者各占一半。今年，杜吉龙全都改种了玉米和水稻，其中水稻占了4垧，剩下的都种上了玉米。

杜吉龙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同样一垧地的面积，玉米总产量最高达22500斤，一年下来，除去租地、化肥、人力成本，可收入1.5万多元；水稻的收益还要更高一些，除去大额的租地成本，一年收入为1.8万—2.6万元。而同样忙活了半年，一垧地的黄豆，产量最多不过6000斤，按照目前市场上每吨4000元的大豆价格计算，大豆的收益比玉米、水稻少了不止一半。

“种大豆亩产低，收益小，又没有合适的补贴政策，大伙儿都不愿意再种大豆了。”即使是大张村首屈一指的种粮好手杜吉龙，今年也不愿再做坚守国产大豆产区的“最后一个英雄”。

从小就在黑土地上撒野、打滚的杜吉龙，种粮是一直是他的主要工作。多年与粮食市场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黑龙江的大豆种植面积连续5年都在萎缩，省内油脂厂、豆粕饲料公司的仓储大豆已加工殆尽；2012年的黄豆价格肯定会一路上涨，“天价”黑龙江大豆的出现也不无可能。

即使大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眼前轻轻招手，杜吉龙还是将大豆从今年的种植算盘中剔除出去。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杜吉龙非常无奈。

“种个4、5亩，面积太小，大豆难以高产，油脂商还不愿意上门收购。”杜吉龙说，“9垧地都种上了大豆，一年的收入没有保证，承担不起家里一年的花销。”

国产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减少，进口大豆“入侵”是一个重要原因。杜吉龙告诉记者，过去，黑龙江生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每年通过铁路、公路、海路运输，以上千吨、万吨的规模销往中国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还有一部分高价卖给韩国、日本等国家。

但是近些年，进口大豆“来势汹汹”。中国南方和东部沿海城市的豆油加工企业，目前基本上使用的是进口大豆，对黑龙江大豆的需求仅仅保持在每年300—400吨的食品大豆上。出于质量和数量的考虑，日本、韩国开始转向与俄罗斯合作，纷纷与西伯利亚的豆商签订买卖协议。

“2009年，黑龙江有200多万吨大豆卖不出去，没有销路，没有市场，只能留在仓库。”杜吉龙认为，村民对目前大豆的经济效益产生质疑，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今年弃种大豆，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停产的油脂厂

打开宏安油脂厂的对外经营网页，晶莹透亮、泛着诱人色泽的黄豆画面映入眼帘，似乎印证着它曾经的繁荣。

如今，这个过去日产200—400吨的豆油油脂加工厂，同佳木斯上百家的中型油脂厂一样，因为无豆可收，无豆可榨，不得不停产。

宏安油脂厂总经理魏则峰告诉记者，油厂从去年9月份开始一直处于停产状态。鼎盛时期180多名职工的规模，半年下来，只剩下了60名技术类工人。

“2009年，油厂一年还能开工4、5个月，大豆好采购，豆粕销售也一直非常好。”魏则峰回忆说，但当时在农户家里采购豆子时，大豆收益值下降的趋势就已经显现出来。

3年前，魏则峰带着同事下乡收豆时，一些多年合作的农民朋友纷纷找上门来反映情况，称市场上的大豆价格过低，一年的劳动成果抵不过玉米的收益，还开玩笑说应该放弃大豆种植。没想到一语成谶，仅仅3年时间，佳木斯市桦南县的国产大豆产区，就走上了如今无人种豆的局面。

2010年，中国南方和东部的多数油脂厂从国外订购大豆，黑龙江大豆遭遇低价风波，国产大豆价格最低降到每斤1.4元。在佳木斯，大量自产大豆滞留在仓库，当地的油脂厂又没有全面收购、加工大豆的能力，不能完全吸纳市场上的“游荡”大豆，一时间，整个大豆市场跌宕起伏。

很快，国家对大豆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将大豆价格定在不低于每斤1.98元的标准上，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但对于像宏安这样的油脂加工厂来说，由于国产大豆的收购成本较高，导致其加工成本迅速上涨，很多油脂厂不堪重负，要么停产，要么破产。

“目前情况下，倘若宏安油脂厂开工，一年的损失在千万元以上；若停产，损失只在300—400万元之间。”宏安油脂厂董事长安宝友说。

魏则峰，这个辗转来东北淘金的山东汉子，在过去20年里，亲身经历了国产大豆的三个转折阶段。在宏安油脂厂简易、宽敞的办公室里，魏则峰不无遗憾地表示，国产大豆每面临一次洗牌，就意味着“领土”被一点点蚕食，“权利”被一点点架空。

“进口大豆单产高，出油率比国产大豆高2个以上的百分点，水分、杂质也少。”魏则峰介绍，在1996年国家开始放开国外大豆进入中国以后，进口大豆一直凭借上述优势，将国产大豆渐渐挤出油脂加工的环节。

当时，在中国北方，受进口大豆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山东。在山东沿海的一些城市，每天都有数千吨大豆从美国、拉丁美洲走海路来到中国。

当时的魏则峰，还是山东济宁一家油脂厂的员工。他清楚记得，进口大豆一进入山东，不到10年时间，山东主要种豆大县的农民就因为种豆效益日益走低，开始寻找其它出路。济宁鼎盛时期的160家油厂只剩下2家，主要加工的还是进口大豆。

“你在山东应该找不到大面积种植国产大豆的农场了。”魏则峰叹息说，如今的黑龙江，其情形与当初的山东是多么相似！以黑龙江大豆为原料生产的豆油，已被渐渐排挤出国内油脂加工市场。

为了挽救油脂厂的运营状况，董事长安宝友率先走出黑龙江，迅速成立了粮食贸易公司，在天津、辽宁大连、山东青岛等地寻找机会，建立专门加工进口大豆的油脂厂。黑龙江国产大豆作为更天然、更健康的高蛋白豆，却只能退守在食品豆的狭小阵地内。

“未来的出路，是建立基地，发展高蛋白营养大豆，产量保持在2、3万吨左右即可。”魏则峰认为，这是黑龙江中小型国产大豆加工企业的最好出路。

豆粕威胁开始

大豆加工，一般出油率在16%—20%左右，所剩豆粕用于饲料加工，之后被中国普遍存在的家庭养殖作坊或企业养殖场使用，最终转化成百姓餐桌上一道道美味的肉类食物，进而影响着中国人对蛋白质等营养元素的摄取。

近些年，进口大豆加工剩下的豆粕开始向黑龙江这块非转基因大豆产地倾倒，成为当地豆粕加工企业遭受的最大冲击。

计显峰，誉丰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大豆行业有十多年的从业经历。他告诉记者，长久以来，在黑龙江大豆加工行内，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潜规则：农民只种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油脂厂只用国产大豆榨取豆油，豆粕企业只用国产大豆的豆粕进行饲料加工。显然，这个“规则”作为保护国产大豆的非强制性措施，正变得支离破碎，岌岌可危。

在进口大豆进入中国之前，黑龙江的豆粕饲料一直是中国养殖牲畜主要的蛋白质摄取来源。在进口大豆的冲击下，早在5年前，身为豆粕销售人员出身的计显峰，就发现黑龙江的豆粕饲料市场已渐渐萎缩至东北三省和内蒙古、河北等地；中国南部地区广大的养殖场内，充斥着各种以进口大豆加工出来的饲料品牌。

“玉米价格的上涨，更使得豆粕作为饲料的作用进一步丧失。”计显峰表示，玉米连续5年上涨，使得广大农民更愿意种植玉米。国产大豆产量急剧下降，豆粕市场起伏不定，某些年份，黑龙江出现了豆粕的倒流现象。因为豆粕价格过高，饲料厂纷纷从东部沿海或南部省份购买进口大豆豆粕进行加工。

在誉丰牧业的仓库里，计显峰透露，出于公司的发展需要，目前加工的饲料里，有一部分是以进口大豆作为原料加工的成品，它们的销售价格比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生产的饲料要低一些，但是大批量的对外销售，使得国产大豆豆粕价格略高于进口大豆的微弱优势，显得微不足道。

“黑龙江国产大豆产业链中，豆粕环节面临的威胁已经悄然开始了。”计显峰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在主导，毕竟企业是在逐利经营，但是作为支撑民族企业的国产大豆，在未来的竞争中，逐渐被转基因大豆打败。大豆的定价权已经拱手让给外资，豆粕紧接着也被进口大豆所控制，这种发展态势，理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