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省调查绘就中国乡居图景
发表日期：2015-10-15 02:07AM 阅览次数：
青海海西州某农村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 张立供图
“农村发展水平的差异之大，还是超出想象。”9月20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立在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作专题报告时如是说。在会议的前一天，张立主持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农村调查刚刚结束。今年7月，他带领的课题团队及课题协助单位选定了辽宁、青海、上海、广东等12个省市，并在每个省选择30~50个村进行了以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收集了近8000份问卷。
尽管进一步的分析工作尚待完成，但是近3个月的调查让他有些意外，也让他不断反思。
“这应该算是很大规模的一次调查，而且非常深入。”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院长马青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调研的主要目的也是看看国家的政策颁布实施之后，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改变，还有什么需求。为国家下一步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
事实上，2014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已经启动了覆盖全国所有行政村的农村人居环境调查工作。去年，全国共调查录入50多万个行政村的信息，调查录入率超过87%。
张立透露，调研的下一步工作将把政府统计的宏观的大数据与田野调查得到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以“抓住中国农村发展最根本最紧要的问题”。
12省市 400余村庄近8000份问卷
在这次全国范围的调查中，青海是张立团队调研的最后一个省份。
“可以说，目前为止调查的省份基本上代表了全国各地农村的特征。”张立解释道，“比如青海就有很强的典型性，既属于青藏地区，又有大面积的牧区，地处高原，又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区。”
在过去近3个月的时间里，这种以田野调查为核心内容的乡村调查在安徽、湖北、四川、陕西、贵州、云南、辽宁、广东、青海、上海、江苏、山东等12个省市展开。
在每一个省内，他们选择至少分布在5个县的30~50个村庄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之一是考察村庄的人居环境，并对村民访谈，每个行政村原则要求入户访谈20户村民。
张立向记者强调，田野调查虽是以问卷的形式记录，但每一份问卷都以访谈的方式完成。“要求将每一个问题都对农民解释清楚，所有的问卷都由专业调研人员亲笔填写。”
调研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村干部及县级、省级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进行面对面访谈。此外，他们还考虑到了“流出”的农村人口，向县城、城市中用工量超过100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职工发放了问卷。
初步汇总统计的数据显示，本次调研在全国范围内调查村庄448个，收回村民问卷7360份，调查企业37个，收回职工问卷861份。
在样本的基础上，调研人员还将农村的类型以一张矩阵表进行了分类，列出地理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空间属性等12个属性，每一个属性还包括4~5个选项。
“过去做村庄调查或者村庄研究，一个难点就是村庄的分类。我们这次在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建立了一个矩阵表，”张立解释道，“也就是说，我们调查的每一个村庄在这张表中都具有12个属性，这样可以完成40多个类型的村庄研究。”
发展水平差异大
为了调研，张立在广东待了10天，在云南待了两周，在四川和青海各待了一周。
“全省一共80万户农村居民，现在农村的危房或者新房的建设完成了60万户。”张立说，这让他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青海这样一个高原省份的农村建设的力度这么大，并且在有条不紊地往前走。
这也是他在全国范围内调研中最直观的感受。近十年来，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给农村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张立说，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问大家对农村发展是否满意，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满意。
然而，在目睹农村建设取得成绩背后，张立也从调研中深刻体会到了农村发展水平差异之大，贫困地区之“困”。
“其一是自然条件的差异，地形、气候、灾害等环境条件和自然禀赋的不同是造成农村发展差异的根源之一。”张立说道。马青对此也深有体会，她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辽宁省调研时，走访了一个地处辽西的贫困县，由于多山区而少耕地，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这里的“人均土地大约只有0.2亩，在无灾无害的条件下，亩产的纯收入平均为600~800元”。
另一重要差异在于基础设施条件，包括水、电、气、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的投入。“一些落后地区有许多村子刚刚通电，刚刚通路”，张立说，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这些地区仍处在贫困的境地。
记者查阅到的数据显示，中国也亟须“扶贫攻坚”。
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公报显示，我国还有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近日则表示，要完成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根据测算平均每个月要减贫100万。
“此外，山区农村学校的撤并实际上对农村地区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现在农村很多孩子都由家长陪着去镇上或县里读书，实际上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张立表示。
同时，人的发展能力和社会文化及思想观念也呈现差异化。“这体现在人的学历、收入、能力等方面，这个差异非常大。而不同地区相比，农民思维的活跃程度也有区别。”
农村人口流动意愿随环境而变化
历时3个月的调研始于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和安居性的研究。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国目前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有30%的农村人口。安居性就是让老百姓在农村安定幸福地居住生活。”张立向记者解释。
在这次调研中，团队人员对农民迁居意愿也进行了访谈。“城镇化的意愿和动力其实是动态的，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他们的研究认为，农村人口的流动受个体差异、外部环境、政策引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过去我们农村人口单向地向城镇流动，今后这种流动将可能变为双向。”张立预测，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很大比例的第一代农民工也将重返故土。
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农村呈现空心化倾向，但村民对农村乡土环境其实非常认同。这其中有两个因素：一是喜欢农村的环境，二是他们自身能力有限。
“能力有限的这批人有哪些呢？往往来自比较落后的地区、教育层次和就业技能比较低的地区。”张立说，而在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的调研发现，如果农村环境和建设发展比较好，农民其实“普遍不愿进城”。他认为，由此可以判断城镇化的意愿和农民的现实生活环境条件有非常大的相关性。
“在自身因素和外界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政策会起到极大的引导作用，对农村人口的流动趋势或稳定居住的状态要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和政策的引导。”
在他看来，如何促进农村的产业发展才是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或者实现满意度提升的最关键要素。
“现在产业和资源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过于集中，对于欠发达地区，今后不仅要做好财政的转移支付，更要做好产业转移。”张立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