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汪建：为什么这回我不为深圳唱赞歌？

“没有深圳，华大走不到今天。然而，在深圳经济特区35岁生日之时，我不想再为深圳唱赞歌。”“深圳在过去35年的进程中，已经习惯于追赶，这几乎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深圳能不能开启一种颠覆、跨越乃至引领式的发展？”

在盐田北山道华大基因总部，这是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汪建提出的一个反问。而事实上，他接着给出了答案：在未来的35年当中，我们深圳能不能换一个思维，换一种玩儿法，我们能不能引领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让深圳人的生命质量进入可控时代，并把它放在第一位。我们先做好这个城市，就有可能做好这个国家，我们就有可能在全球引领发展。

华大基因团队的动力——“自私自利、贪生怕死

或许是因为来到深圳的时间并不算长，抑或是由于基因科学的前沿性，汪建在谈论深圳时，将来时的话题要远远多于过去时。而他的手势和表情，更是丰富无比。时而幽默、时而严谨，时而又会扮一个鬼脸。他甚至提前做好了自己的“墓碑”：生命终点设定在2074年，自信可以活到120岁。至于他和团队的动力，不过来源于“自私自利、贪生怕死”。

与大多数董事长的办公室相比，汪建的办公位只能用偏居一隅来形容。或许，在汪建看来，如果把华大比作一个基因，那么汪建也不过是一个染色体而已。他的办公位，同样是对传统模样的颠覆——这是一处极简和富有生命的色彩的办公区：这里不仅装了吊环、而且还有自行车——上下班的代步工具。当然，还有他所喜欢的一些运动器具。汪建最喜欢的还是登山。9月20日和21日，他将和王石一起攀登美国第一峰——雷尼尔。这是纪念美中苏联合登顶珠峰25周年的一个盛大的纪念活动。他正为此做着准备。

自从上了撒贝宁的《开讲了》之后，汪建老顽童的形象更显鲜活，总是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将最前沿的基因技术讲解得通俗易懂。在他身上，对于生命的达观，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完全绽放和自由表达。事实上，汪建一直如此。正如你不会看到汪建穿正装一样——他总是一身T恤衫的打扮。一个心怀创造的人，给予身体的自由和不拘，这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的生命姿态。一个说法是，比尔盖茨第一次与汪建见面穿了正装，而之后盖茨再见他时再也没有穿过。两个随性的大佬，总是能在服饰上完成欣赏和共振。

“反叛”经营理打造一艘“基因航母”

15年前，凭着对前沿科技的敏锐嗅觉，还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汪建、于军和从丹麦哥本哈根归国的杨焕明一头撞进了基因科学的殿堂。他们四处凑钱，成立了华大基因，与国内其他科研机构一起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 1%的工作，中国因此拿到了基因测序的“门票”。8年前，因为对发展基因科学近乎顽固的坚持，汪建带着团队来到深圳。带着“好玩”的心态，他完成了像奥运吉祥物熊猫“晶晶”基因测序这样带有人文情怀的科研成果。正是凭着带点“反叛”的经营理念，汪建带领团队在深圳将华大基因打造成了一艘“基因航母”。

华大基因进驻深圳，可谓一个传奇。汪建对深圳的第一印象并不完美。“1988年8月8号，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深圳到香港去美国留学，住在罗湖的小旅馆，对深圳整体的感觉是，城市虽有活力，但比较凌乱，大家都很匆忙。后来又来过两次，也没特别印象。”转机发生在2007年6月，经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发掘，深圳市政府一个星期就做出了引进华大基因的决定。这大大出乎汪建意料。因此，落户深圳十分钟便定了下来。深圳，恰恰是可以摆脱体制束缚、避免学术争议的最好去处。

汪建在深组建的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当年便绘制出“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2008年，深圳华大基因提出“百人基因组计划”，将基因组图谱扩展到100个黄种人、100个黑种人及100个白种人。计划推出后，获得美国、英国等国科学家的支持与参与，迅速扩展为“千人基因组计划”。

经过8年发展，华大基因实现了在基因领域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跨越。2014年12月，华大基因发布了联合全球20多个国家、80多家机构的200多位科学家共同研究的鸟类基因组系统演化史项目成果，首期成果以专刊方式发表在《科学》及BioMed 系列期刊，共28篇文章。其中，《科学》以专刊形式刊登了8篇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全球顶级的科学杂志来说，这是非常罕见。截至2015年8月3日，华大基因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共发表论文1250余篇，SCI收录1170篇，累计在《Nature》、《Science》、《Cell》等顶尖期刊发表科研论文超过200余篇。在产业化方面，华大基因也是动作频频——

2014年6月30日，国家食药总局（CFDA）批准华大基因两款二代基因测序仪及检测试剂盒应用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2013年，华大斥资1.176亿美元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简称“CG”），开始自主研发生产基因测序设备。由此建立了一条数据产出、分析和智能应用的创新链，向上游延伸，使我国基因测序核心设备不再受制于人。

今年6月6日，CG推出一款新产品——“超级测序仪”RevolocityTM。它可对人全血、唾液等各种样本进行自动化DNA提取，并将样本进行文库制备、测序和数据分析的无缝连接操作，一年可完成10000个全基因组测序，今后将增至每年30000个。

但是，汪建的雄心远不止于此。

三大纪律，控制好出生缺陷首当其冲

汪建回忆，华大基因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肩负着国家战略或者国家使命，但结果却遇到很多质疑。那好，我们现在先把家事做好，先从我们自己做好。家事是什么？我的桌子上方有个匾——“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要求每一个华大员工，先把自己身体做好，照顾好。不要跟我谈工作，也不要跟我谈产业，先谈你的身体。这就是华大的三大纪律。

所谓三大纪律，汪建说起来充满激情：第一，控制好出生缺陷。还没有生育的员工，要远离出生缺陷，要控制好出生缺陷。如果华大人要生出一个傻娃娃来，是我当家长的耻辱，华大就对不起员工。第二，我们能不能把中国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呢？现在中国的肿瘤早期防治，特别是肿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连欧美的一半都不到：2013年中国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是28%，而美国是68%，欧洲和日本是65%。能否把中国的肿瘤生存率再提高20%，在5-10年追上欧美国家呢？我们应该也必须要做到！第三，在华大上班要称体重量测血压。这里，是不允许有“三高”的。你有糖尿病，我就看不起你！人更不应该死于心脑血管病。这三条就叫三大纪律！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么接下再看我们的城市能不能做到，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到。

参考四大城市，不为深圳唱赞歌

对于深圳，汪建直接给出了参照系。他说，我们可以对比、反思四个地方。第一个是旧金山的湾区，IT软件网络的发展，曾经雄踞世界的最前沿四十年，但是别忘了，今天他们的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和生命相关产业也在迅速地崛起。一年，有四十个亿的投放；第二个，波士顿128公路。曾经在IT时代，和硅谷并驾齐驱。后来因为投资商业环境以及气候等原因，使它滞后于硅谷的发展。但最近这几年来，波士顿的BT、生命科学和生产发展，它是引领世界的。它的经济总量的投入，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安利，大概有7%的钱给了生命科学。社会资金的投入，他们超过了硅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他们28%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生就业选择生物相关产业就业，将近三分之一。这是非常恐怖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城市能够接近它；第三个是老牌城市伦敦。伦敦及其周边的高校，生命科学的研究上和生物科学的产业与发展、生物园区的建设上，都是欧洲的首屈一指。深圳与它们对比，还没有到可以摇头晃脑、自以为是的地步。

他说，还有一个参照是以色列。以色列在非军事以外的投入，在RD上面是7%，当中又有60%多投放在生命科学方面。以色列的旱地农业、都市农业、立体农业、新型育种模式已经世界闻名。而它在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医学管理模式、它的虚拟的医院模式，同样领先世界。以色列“人民公社”式的社区养老模式、健康模式、农业互助模式，很多值得深圳思考和学习。

汪建认为，生物经济、生命经济，是不可抗拒的科学发展规律，它将注定成为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新的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创新和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比起这四个地方，我们还敢说我们深圳是引领世界的创新之都吗？我们深圳能不能策划，在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时间里面，做一些引领全球，造福人类的重大科技突破？而这些研究创新，能不能在深圳医院先行先试，能不能让深圳市民分享成果？能不能让我们在先天下之忧的同时，先天下之乐？”

先把“家事”做好，先让华大基因的5000员工去影响他们身边的5万人，继而影响深圳、中国和世界，就是汪建的心目中的基因工程宏图。

其实即便在汪建在盐田安营扎寨之后，汪建也很清楚自己曾经的处境——华大基因在许多人看来，哪怕是政府官员的眼中——不是疯子，就是“骗子”。确如华大所处的位置，正是基因科学到实用医学的关键节点，但鉴于很多制度制约，令其无法进入医疗行业快速转化。如今，同处于深圳这座城市的人们才更加清楚：汪建之于深圳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可以为人类生命提供某种可能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在他身上，天然带有人类学的意义以及全球化的价值。而这正因为如此，汪建在深圳众多企业家中，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如果不是他的坚持，在基因领域并不占有先机的深圳乃至中国，断然不会像今天这样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