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问题，《纽约时报》又一次三观不正

都说《纽约时报》涉及科学问题的报道很靠谱，这次被福布斯批评了。盖因其9月5日关于学界人士和孟山都等农业化学公司之间电子邮件的报道。

且慢，为何是又一次呢？上次同样是福布斯。生物医学科学家Henry I. Miller的说法比较狠，他在福布斯发表文章称，几十年来，但凡涉及农业应用中的基因工程技术，《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都存在一些问题。7月13日的时评“Another ‘Too Big to Fail’ System in G.M.O.s”更是突破历史底线，文中两个金融大师Mark Spitznagel 和Nassim Taleb自以为是大谈转基因技术可能给生态系统带来世界范围的大灾难。

至于《纽约时报》9月5日的报道《邮件为证：转基因之争，学术界已被食品行业收买》（Food Industry Enlisted Academics in G.M.O. Lobbying War, Emails Show），文章诱导性暗示近来各大公司对科学界施以不当影响。文章提到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分子生物学家凯文·福尔塔与孟山都公司和凯彻姆公司负责人的通信，称“他很快就成为一个由行业顾问、游说人士和企业高管组成的内部圈子的成员，他们在谋划如何才能不让某些州规定必须给转基因产品贴上标签，以及如何让国会阻止任何一个州通过这样的立法”。

福布斯的批评意见是：科学家跟公司接触没有错！因为这些产业脱胎于基础研究。因为新兴科学和技术都是先在实验室中萌芽，然后才发展到工业应用领域中。

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生物技术公司的员工和科学顾问大都来自于学术研究实验室。抗草甘膦的性状（即“抗农达”产品）源自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博士后的创意，他在加入创业公司Calgene时选择抗草甘膦性状作为自己的启动项目，而Calgene在1996-1997年被孟山都收购。同样，Bt抗虫性状也是一名刚从学术界进入创业公司Agrigenetics的博士后的启动项目。此外，在植物转基因方法的开发中，比如基因枪转化法和农杆菌介导转化法，康奈尔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是主要力量。

凯文·福尔塔最初对知情权组织的公开邮件要求低估了其影响，在某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如果想证明我的声明中受了企业影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它必须证明企业的影响和我的声明确实存在关联。第二，它必须证明在我说过的话都受到了企业的影响。”

不过他说：毫无理由地在公共面前纰漏个人信息的威胁是令人胆寒的，使很多科学家（尤其是有成就的科学家）不情愿加入到公众讨论中来。而我觉得恰恰相反。当人们开始质疑科学并觉得科学似乎做错了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与更多的人进行更有效地交流。谢谢这个偷窥狂的威胁，我的心志也将升华。

本来，科学家们能给产业界关于技术支持，而产业又能给科学家们提供资金，这样包括公众在内也会更多享受科技成果。而凯文·福尔塔做的事情又是基于科学依据而进行的呼吁和科普工作，既契合公司利益也符合公众利益，这难道有何不对？

环保网站《谷物》(Grist)也发文批评了《纽约时报》的立场，科学家本来就不应该只躲在实验室中，而是尽可能多的站出来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动，并促进公众与科研界的交流。依照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科学家做的事情就是走出洞穴发现真理然后回来将其传给山洞里的人。作者说，假如福尔塔不与产业界的人交流反倒会让人讶异。

《谷物》文章的最末一段值得我们深思：产业界和政治组织不能改变科学证据——他们只能影响公众认知科学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专家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家本身，科学的传播者，甚至是那些着眼于科学证据而非政治因素（不管有多么崇高）的记者，他们可以对科学的社会建构吹毛求疵，并阻止那些想企图把清水搅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