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关于基因工程的评论愚昧且自以
基因农业网(杨宁)编译:生物医学科学家Henry I. Miller在《福布斯》发表专栏评价《纽约时报》7月13日的文章Another ‘Too Big to Fail’ System in G.M.O.s:金融大师Mark Spitznagel 和Nassim Taleb,这二人几乎都没有任何基因工程方面的专业背景知识,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是地假设转基因技术可能给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复杂变化,甚至可能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大灾难。
全文如下:几十年来,但凡涉及农业应用中的基因工程技术,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都存在一些问题。说它的报道有“问题”,这只是一种委婉说法。确切来讲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专栏向来很不准确并且带有很强的主观偏见。7月13日的时评更是突破历史底线。金融大师Mark Spitznagel 和Nassim Taleb,这二人几乎都没有任何基因工程方面的专业背景知识,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是地假设转基因技术可能给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复杂变化,甚至可能导致一场世界范围的大灾难。
他们的可信度就和那些胡乱预测的末世噱头一样,甚至可以说他们比那些末世预言更不可信。
据Spitznagel和Taleb所述,“我们被告知转基因番茄与天然番茄没什么不同。这是大错特错的:自然培育的番茄是自下而上,经过一点点的小改变形成的(就像饭馆生意一样,是经过一点点的积累,积累财富,而不是像银行那样)。 在自然界中,错误突变是受限制的,有害和独立的事件。”
撇开这些关于餐馆和银行的晦涩比喻不谈,“改良番茄”确实有别于与他们所谓的“自然生长的番茄”,然而这二者的区别并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Spitznagel和Taleb显然不清楚“天然番茄”的纯种谱系。其实转基因技术所使用的选育和杂交技术已经在我们人类生产生活中存在好几个世纪了,包括近期出现的一些前沿技术都是远古技法与当下科技的无缝融合。
育种家们经常使用辐射或化学诱变剂对种子进行处理,扰乱植物的DNA使之产生新的性状。使用时间长达半世纪的“远缘杂交”技术,就是把一个物种或亚种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内,从而创造出自然界中原本不存在的植物;通过这种形式遗传背景发生巨变的植物包括玉米,燕麦,南瓜,小麦,大米,西红柿和一些我们经常购买的马铃薯。
远缘杂交尤其给了Spitznagel和Taleb一个强力反击,Spitznagel和Taleb声称在现代分子遗传工程到来之前,科学家们通过小修小补创造出了人工番茄。然而把数千或数万相关物种的基因转移到番茄当中这并非小事,也并非易事。在这样的结构中,基因的任意组合,也不能说一点儿潜在危险都没有。作为“致命茄科植物”(颠茄)的家族成员之一,颠茄的叶子和果实都含有已知的最致命的毒素。
事实上,从野生浆果,各种野味,野生蘑菇到大多数鱼类贝类,美国人的日常饮食都是源于那些一定程度上被刻意进行过基因改造的生物物种。甚至包括“heirloom”,这个广泛应用于商业化生产的抗病虫害杂交番茄品种,也和它们的南美老祖宗,一种小而硬,外形近似高尔夫球的毒果子大相径庭。因此这样说来,我们现在食用的所有番茄都是通过对天然品种基因修饰得来的。
谷物也一样,为了提高产量,抵抗病虫害,大范围改变谷物基因已经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了。谷物的基因改造也带来了很多其他理想特性,比如制作意大利面需要硬粒小麦而制作一般面包则需要另一种小麦。虽然目前培植的小麦品种在特点和规律上差异很大,但所有的小麦品种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前身。小麦的前身最早出现在约公元前9000年的土耳其,随后被农民、植物育种家和生物学家们进行了遗传改良。
动物也经历过基因改良这个阶段。动物的基因改良主要是通过艰苦的、不精确的反复试验不断摸索。例如,人们现在饲养的家牛实际上是起源于已经灭绝的欧洲野牛。在17世纪以前,那种欧洲野牛既是人们充饥的食物也是用来载重的牲口。20世纪初,一个相对较新的动物品种,“皮弗娄牛”出现了。皮弗娄牛是一种由肉用黄牛与北美洲野牛杂交而成的牛,二者结合了野牛优越的抗寒性,觅食能力,好生养,低脂肪的特点与奶牛的繁殖能力,产奶能力和易驯养的特点。此外,你看可爱的贝得灵顿厚毛犬(见图片)与其祖先狼是多少相似?
纽约10月17日:贝灵顿厚毛犬参加第二届“2010年纽约市雅各伯贾维茨会展中心的猫狗品种展会。(照片由Michael Loccisano/Getty图片社提供)
这些基因改造不仅没有带来世界末日,反而还显著增强了人类粮食安全和人类寿命。(敢问Spitznagel先生和Tableb先生:你们有听说过绿色革命吗?)
所以说转基因根本算不上什么新事物。基因工程技术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颖的是它的实现手段。即最新的基因重组技术和基因修复技术比先前的技术更加精确和可预测了而已。25年来,科学界一直存在一个共识,即基因重组技术是一个扩展,或者说是一种对原始技术的细化。198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报告,报告中有如下总结:
基因重组方法使得基因片段导入成为可能,这其中包括能够在功能甚至核苷酸序列上定义的单个或多个基因。伴随着经典的基因转移技术,数目不等的基因可以被转移,而具体可转移的数量则取决于转移的机制。但要精确预测转移数目或已转移的特征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无法达到每次都准确预测可能产生的表现型。只能说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对生物体进行改良,我们正处于一个不算完美但也还算不错的位置,并且有能力预测表型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分子生物学技术产生之前的不精确育种导致了几个突出事故,其中包括引进了灾难性的敏感性玉米霉菌(1970年造成了美国玉米大减产),引进了新品种的土豆,南瓜和芹菜无意中升高了内源性毒素水平。与Spitznagel和Taleb文章提及的不同,最新的转基因技术都不太可能产生以上这些不可预见的问题。
因为不论是重大灾难抑或无关紧要的事故,都不太可能与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转基因技术扯上关系,Spitznagel和Taleb犯了逻辑倒退的错误。对于Taleb这样自诩为“实用数理哲学问题研究者”的人而言这可真是一项大成就。但这对于我的一个同事而言却不足为奇,他称Taleb为“一个喜欢作秀胜过真理的中毒不浅的自恋者。”
令人讶异的是,纽约时报还有一大批这种无药可救,并且还在继续产生垃圾的无用编辑们。
作者Henry I. Miller是生物医学科学家,也是FDA药品监管者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学者。原文链接:http://www.forbes.com/sites/henrymiller/2015/07/16/the-dumbest-most-pretentious-article-ever-about-genetic-engine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