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辈—— 一个家庭的1966-1976日常生活史

原文地址：一个家庭的1966-1976日常生活史">我们的父辈—— 一个家庭的1966-1976日常生活史作者：如是威猛

可能没有人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样，与父辈有着如此深的观念鸿沟，两代人不但彼此无法理解，我们还会觉得父辈的行为、习惯与时代严重脱节，甚至格格不入。近来公共话题中，“老人”成为关键词，或许是一个旁证。
我的父母年届七十，尝试用沟通弥合两代人的观念鸿沟总是自找痛苦。而最有意义的行动，或许是尽可能了解塑造他们精神和行为习惯的那个年代。这样，当两代人发生观念摩擦碰撞，在静下心的时候，能同情地理解他们。
好在我父母有非常好的记忆和记录习惯。他们能最大程度地用数字和细节还原曾经的生活，使得写就此文并不困难，并让我对那个年代的了解不止于宏大叙事。
我愿意分享我父母整理的日常生活史料，虽然从1966-1976的十年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但在我看来，这段充满政治运动以及人为导致的严重物质匮乏的时光、同时也是参加工作的头十年，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比其他时段更为强烈。
【当时所在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家庭成员】：父母与我，共三人
【货币收入】
兵团属12类地区，工资标准较高，从60年代进新疆基本工资便是每月28元，加上30%的高寒补贴、边疆补助以及菜金补贴，夫妇每人月收入为36.92元，1972年7月后工资又调高了5元（之前已十多年没有调过工资）。工资非按月发放，一般为每季发放一次或半年发放一次，一般人口较多家庭或只有丈夫拿工资的家庭都会在单位挂账。
1974年后，我家每半年要往内地经济条件较差的亲戚家寄5-10元钱，同时还寄送内地短缺的衣服、布料等物品。
【食】
当时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40斤，无职工身份的家属每月28斤粮，未成年人每月粮食按照年龄分别为5斤、8斤、12斤……递增。口粮构成：玉米面70%、白面30%，大米从未供应过。
食用油：为农场自己榨的棉籽油，职工每人一个月半斤。
肉：肉价为3、4角钱一市斤，但平时无肉可吃，只在春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农场会屠宰牲畜，职工每人可买1公斤肉（春节可买2公斤）。另外，冬季每个职工可分得2公斤羊肉。
蔬菜：因农场土地广大，秋末霜降时，每家均可分得大量白菜、土豆、红薯等过冬蔬菜。但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及女方未解决职工身份的家庭，会面临温饱问题。虽然家庭人均收入不足8元每月的家庭，单位可在提出申请后照顾多发部分粮食。但一般人口较多的家庭，即使有粮食补助，仍需要春摘榆钱、夏采马齿苋或到单位饲料地里偷苜蓿叶、冬天在单位菜窖外争抢被扔出来的烂白菜叶，惟有秋季食物来源相对丰富。
糖：白砂糖只在几十公里外团部的供销社有售，但必须因病凭卫生院证明购买，白砂糖每人每次只准买200克。1973年后，兵团自己的糖厂能生产水果糖，过节时允许职工按每职工1斤的定量购买。兵团自产的水果糖品质明显区别于上海或内地生产的水果糖，入口后溶解速度不均，常有木棍、沙子、活性炭等颗粒物，故被称为黑糖。尽管如此，每逢黑糖到货，连队商店门口照样会排上长长的队伍。
【衣】
1970年前一段时间，每个职工只发一尺5寸布票，而一条短裤需要三尺布票，夫妻两人的布票刚够做一条短裤。所以人们开玩笑说，两口子穿一条短裤。因1967-1969年间丝线大量用于绣毛主席宝像和各种宣传器具的装饰品，很长一段时间，连缝补衣服的线在商店里都买不到。
1970年后，纺织品短缺现象开始缓解，布票每个职工能分得2.5米。但上自连长下到普通家属，无一例外在衣领、膝盖、屁股、肘部、袖口缀满补丁。孩子的衣裤多是由父母穿烂的衣服拆开后重新拼凑成。当时的布往往粗厚，所以不少妇女会买几条2角钱一块的手帕拼成内衣穿。
兵团产羊毛，每个家庭都掌握了自己将羊毛捻成毛线，再将毛线染色的技术，织毛衣的技术最早由上海籍职工向周围传授，织毛衣一般选在晚上单位召开漫漫长会的时候。
1975年，来自上海的职工回上海探亲后，第一次带回了涤卡、的确良等全新的布料。每有上海职工探亲回来，其家必观者如堵，并响起一片羡慕之声。上海籍职工探亲都肩负着帮邻居购买交换紧缺生活物资的任务。完成任务复杂周折，需要把新疆的全国票证在黑市兑换为上海的工业券，有了工业券才可买回新疆紧缺的日用品。当时，顶针、松紧带、穿鞋带的扣眼、衣裤用的暗扣、彩色塑料线、各种花布、缝纫机线等等都需要从上海籍职工采购。
【住】
1973年春以前，全家住在10平方米的地窝子。地窝子是在地面挖出的方形深坑，形如地窖，挖出一个两米左右倾斜的坡道即为门，上覆以拱形的顶，屋顶上开一口镶上玻璃，即为取光处。当时住房极缺，年轻职工成家都住地窝子。冬季地窝子保暖性尚可，新疆少雨，通常住地窝子并无麻烦，若有大雨则苦不堪言。
1973年后，搬进地面的平房，面积12平米。当时无论人口多少，哪怕全家三代同堂有接近10口人，每家分得的住房也大小一样。当地住房如军营般整齐划一，每排平房前是划出地，允许职工自建杂货棚，以做储物养鸡鸭之用。
【用】
1966-1970年为物资极端匮乏期，几乎所有日用品告罄，不但牙膏、牙刷、洗涤用品短缺，因大量纸张被用于大字报、传单，故连纸张也短缺到只能用废报纸写信。学生无作业本，老师鼓励学生把铅笔写过的作业本檫净后再用。高年级学生流行一种特殊的作业本代用品：在深色硬纸版上涂抹凡士林，上覆一张油纸，用硬物在上面写字，写完后，把油纸一揭，字迹消失。
黑肥皂：因为肥皂、洗衣粉等物资极匮乏，人们先用皂角洗衣，后来用加工厂排污口附近富含油脂的泥土加入碱性物质混合煮熬成土肥皂。每年夏季，职工家家户户煮熬土肥皂。此肥皂内部疏松多孔，分量极轻，呈深黑褐色，用力涂抹在衣服上会留下棕褐色的印记。
改良漆：1972年之前，大部分新建家庭无任何家具，床是单位提供的两条长凳搭上8元钱卖给职工的8块床板拼成，饭桌是单位木工业余时间帮忙打出来的。随着职工逐渐有业余时间精力忙自己的生活，各家庭开始添置衣柜、写字台、靠椅之类家具。这时商店里及时出现了一种叫做改良漆的油漆。产地不详，全是一种颜色，刚涂上去，呈明亮的深棕红，不久颜色逐渐黯淡，最后远看是黑色。
1976年以前，大部分连队未通电，靠煤油灯照明，每月供应半斤煤油。所幸当时下班吃完饭后永远要开上好几小时的会，可以节省灯油。除煤油灯外，家里还有虎头牌电筒一支。
1975年，我家终于添置了140元的飞鸽牌自行车，1976年，增设一台需用6节电池的春蕾牌收音机，但“三大件”中最贵重的缝纫机始终未能如愿添置。
【日常生活】
大礼拜：直到1980年以后，兵团当地的休息日才与内地一致。当时兵团搞的是10天休1天，俗称“大礼拜”，而学生则是7天一礼拜，孩子与父母的放假休息时间很难凑齐。
开门红：当时法定假期是春节三天，五一、国庆各一天。但1972年以前，经常春节不放假休息。1969年大年初一搞“大战开门红”，天不亮职工就下到地里挖土，当时酷寒，漫天大雪，对面看不见人，地硬如铁，人人心里愤怒，但无人敢做声。因天气冷，围在脸上的口罩和围巾被呼出的气冻在脸上揭不下来。
早请示晚汇报：请示晚汇报始于1966年冬，止于1970年冬。
清早职工列队下地劳动。领头三人，一人扛贴有主席像的牌子走在最前，紧跟两人各扛一语录牌。下地后三块牌子插在最前面，领导带领职工列队面朝三块牌子站定，先带领大家齐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万寿无疆。礼毕，向主席像汇报当日工作任务安排，语含征求伟大领袖准许安排之意。报毕，干活。晚上收工后，大家又在领导带领下齐聚在三块牌子前，照例先敬祝万寿无疆，后由领导汇报总结当日工作。报毕，职工依次上前向牌子低头鞠躬汇报，一般多陈述自己工作有何不理想的地方，再找身体不舒服，遂意志薄弱之类的客观原因，最后请罪并表示下次将改过等等。报毕，收工回家吃饭。
开会：农场职工几乎没有个人业余时间，晚上吃完饭照例要回单位开会，会议分大小。
小会是班组找一间房，大家带着板凳围坐马灯前，先由班组负责人念报纸或文件，或大家依次朗诵各自写出来的工作汇报或批判稿，最后轮流政治表态批评、汇报个人思想动态。一般不少于三个小时。大会则是领导发言，下面群众听。任何一个单位的中心都有一个大会议堂。1972年以前，批斗大会很多，经常有事先安排好的示众和打人。之后批斗渐少，主要传达冗长无趣的上级指示，会议纪律也随之涣散。讲说者如果口才差，下面群众定开起“小会”，夹杂孩子的打闹哭泣。开会时的大会议堂是职工私下交流传播各种消息的最重要场所。
婚葬宴请：婚礼一般选在五一和十一。通常晚上连队开完会后，领导让大家不要走，指导员宣布，今天某某同志与某某同志结婚，祝小两口努力学毛著，争当一对红。祝福毕，指导员令全体起立合唱谱曲后的《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了一起来了……歌毕，令新婚夫妇背几首语录，各自独唱几首革命歌曲。随后，夫妇拿出准备好的烟、葵花子发给大家。葵花是连队自种的，0.15元每公斤，烟是写报告批准买的雪莲烟，0.08元一包。1973年，农场出现自酿白酒，婚礼是能喝到它的少数场合。
职工去世，连队会开追悼会，送棺材一口、挽联一幅、花圈一个。追悼会选在工余时间，指导员简单总结死者各种贡献后，带领大家背诵“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后即告完毕。1975年之前，很少有亲属佩戴黑纱。而哀乐是领导人去世才有资格播放，故平民追悼会安静匆忙。
1974年后，零星出现职工私下的宴请，主要目的是求领导或同事帮忙。求领导的事项从请假探亲、调换岗位、批条子买鸡蛋、住院、开药、推荐子女当兵等等，日常生活无所不包，求同事，则主要是希望结成“同伙”，在业余时间利用单位的便利干私活。
【人际与社会关系】
职工认老乡之风盛行，邻居之间喜欢互相帮忙，经常亲如一家，彼此之间没有隐私。由于物资极为匮乏，日常生活必须互相帮忙，掌握居家有关手艺的人，会特别受人欢迎，生活水平也相对较好。
但人们对相互信任极有保留。1972年之前，互相检举揭发之风盛行，揭发邻居用印有领袖头像的废报纸上厕所之类事情常发生。随着批斗减少，熟人邻居才敢一起到单位饲料地去偷苜蓿。
出身较好的人敢私下发牢骚、讲怪话，出身不好的人则夹着尾巴，谨小慎言。对当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出身好的职工因其此前管理残暴，多会痛打落水狗，而出身不好的人往往会转而同情以前迫害他们的人。
文革末，职工已疲于阶级斗争，“沾公家便宜”现象逐渐普遍，尤其在工厂单位，不但小偷小摸常见，利用单位设备材料干私活现象也半公开化。当时各种吃拿卡要已经蔓延。农业连队冬季大修农业设备，机修单位的工人师傅常会索取鸡蛋等物，不然会以种种借口无限期拖延。
连长、指导员有很高权威，他们不但能直接把职工送进劳改队，而且连队本身就有临时管制职工的权力。虽然领导与职工几无收入差别，也很难有钱物的腐败，但特权依然存在，比如，农场通常只有领导和医生的孩子才有机会长一口黑色的四环素牙（四环素牙又称染色牙，是儿童在牙齿发育钙化基期服用了四环素类药物，造成牙齿硬组织的矿化抑制，表现为牙齿变色或釉质发育不全，使牙齿呈黄色、灰色或灰黑色）。
领导有随意拆开职工私信的权力。有指导员和连长关系长期不和，指导员通过拆信，成功掌握连长与外单位女知青“乱搞男女关系”的铁证，将连长送进监狱。
我的父母整理提供的日常生活史资料，就在这里画上一个句号。
他们曾青春焕发，朝气蓬勃，满怀理想，像我们今天一样。年复一年，同志逝去，希望破灭，青春的迷人国度变得更加遥远，生活之路变得越发使人厌倦；尘世的负担不断增加，只到辛劳和苦痛变得沉重得几乎无法忍受……一切的美好都在凋谢，犹如沟壑般的皱纹最终爬满脸庞。
这就是我们的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