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种的两项关键技术

育种的两项关键技术

近百年来，世界作物育种取得快速进展得益于两个研究领域所积累的贡献，即数理统计和种质基础。

一、数理统计

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技术对改变育种面貌，规范技术流程起到关键作用。一百多年前，规范的试验方法使品种观察试验变得可重复，这就使后来统计学上基因型与环境互作的概念悄悄地进入育种家的头脑。

大约50至60年前，统计学技术迅速普及。恰恰在这时候，来自前苏联的歪理邪说把数理统计学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科，与孟德尔和摩尔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细胞遗传学理论一起遭到无情批判。1964年以后，个别农业院校才恢复统计学课程，但歪理邪说铸成的思想基础并未消除，加上对资产阶级数量遗传学理论（数字游戏）的批判，更扭曲了育种者的思维方式，使育种理论和技术路线陷入长期混乱。至今，在新形势下，这些相关学科在农业院校依然是薄弱环节。重技术，轻理论。学生们遇到数学有关的课程，脑袋就全都大了起来，以为高不可攀；由于管理方面的原因，老师们也没积极性教这些基础课程。

近百年来，农业试验设计和数理统计方法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不断取得进展，使田间试验设计的规模越来越大，数据处理越来越精密，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分析结果越来越可靠。这些分析方法的核心是方差（变异）与互作。

作物育种的动力是遗传方差，来源于基因频率。学习数量遗传学原理，理解各类遗传方差、遗传参数与基因频率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理解了基因频率的重要性，就能搞明白育种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原理了。

数学是世界观的基础。经过五十年代那么一折腾，缺少统计学和数量遗传学支撑，国内作物育种学界从此建立了一套完全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体系。这是我们很难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障碍。因为看世界的方法封闭和落后，便永远走不到前面去。这是软实力拖了后腿，是科研与教育系统的内伤。

二、种质基础

谈到遗传贡献，多数人会忽略了种质基础。所谓育种的遗传贡献主要看种质。国内育种者更看重技术，而忽视长期改良和积累种质基础。这似乎是“走猫步”和狗熊掰棒子的思想基础。敏睿的知识分子看到技术差距，却忽略了技术下面掩藏着种质基础的变化，更看不透应该用什么方法改变种质基础。落后而特立独行的思维方法抑制了创新能力的释放，鼓励人们在面上走捷径，却不注重基础，以至于国家在育种研究投入巨资，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作物育种最大的遗传贡献来自种质基础的改良与创新。种质基础是持续可变的。育种操作的主体不是产量，而是基因频率和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田间还涉及到G×E互作效应。看不到这层意思，就跳不出经验育种的禁锢。一些育种者对群体结构的认识，无论从形象思维还是抽象思维，都没抓住这个要领。

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形象思维，使育种实践陷入盲目。这种思维方式与历史、与传统文化和教育有关。本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就过于灵活而逻辑性不足，从小学到大学，各类教育都强调知识和记忆，唯独少了思维方法和逻辑的训练，更缺少人性教育。

育种技术操作的是群体基因频率，而不是操作产量。育种家能操作的只是基因之间的关系。这在中国如同天书！基本上没人听得懂。但这是育种的理论基础。越来越多的企业人士和青年科技人员读我的文章，听我的报告，认为我说的在理，可是我却发现，真正搞明白的不多，尤其年龄大些的专家、教授和院士，至今雾里看花，那他们的学生该听谁的？

本文写了两个话题，目的是提醒国内育种者，同时希望大学青年教师弥补理论知识的缺陷和改变思维方式，然后传授给学生。一切就从你开始！青年人还有学习的机会，能够改变自己。

后记

读硕士的时候，农学系没有数量遗传学课程，我不得不到畜牧系去蹭课，听动物遗传学课程。听完了课，连学分也没有，但真的很有收获。读博士的时候，每天骑着破自行车跑到首都师院去听郭平仲老师讲地道的数量遗传学。他只有两个学生，我就是听课的第三个学生。跟着郭老师，学到不少真知灼见，就好像思想上一下子打开了天窗那种透亮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