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远走”与转基因对话的重建

转基因支持者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压抑的智力优越感和“科学专制”态度

当数百名转基因的铁杆支持者齐聚武汉，开始他们的“黄金大米”试吃狂欢活动时，抵制转基因食品的崔永元则远走美国，开始了他的转基因调查之旅。这两件事看起来并无内在关联，但是，当它们几乎同时发生时，却让另一个事实得以浮出水面：面对转基因这个敏感的当代话题，不同人群的对话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而且，这个对话很难在“现场”发生。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转基因，双方的声音都是喧嚣和零碎的：既没有清晰的民意，又没有善意的科普；既没有立法领域的公平博弈，又没有公众意见的充分表达。围绕转基因的争论，更像是一场表演。

从来没有哪个公共话题，像转基因这样表现出彻底的“后现代性”。以科学家和生物、食品公司为代表的支持者，掌握着先进的基因技术和理论，而以普通民众为主的反对者，则几乎对转基因技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从媒体上看到了一星半点的介绍，他们反对的理由则几乎出自警觉的本能。因此，他们通过舆论场开展的对话，从来都无法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双方都无法掩饰对对方的蔑视。比如，科学家们做了一个转基因大米的猪喂养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用猪“皮毛顺滑，行动灵活”，没有中毒或死亡现象。反对者则反唇相讥，说科学家把自己当成了猪。转基因作为一种典型的“知识鸿沟“，把世界切成了两半，专家知识和日常感知在此无法调和，“恋物癖公式”和泛人文主义尖锐对立，共识的破裂和公共生活的碎片化在此表露无遗。

转基因支持者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压抑的智力优越感和“科学专制”态度。那些参与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经常对公众的“愚昧”感到无法理喻，对政府的动作迟缓感到无法忍受。在他们看来，智力“低下”的那些人的意见根本就不值得考虑，更不该成为决策的根据。在世界范围的转基因争论中，支持者始终保持着高压的态势，把一切怀疑转基因的人和观点都视为“反科学，反人类”。比如，从绿色和平组织“叛逃”的摩尔就认为，转基因大米所含有的β-胡萝卜素能够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但绿色和平组织却阻止了这一切。他就差没说这是一场谋杀。一些推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种植的中国科学家说，产业化不能再等，“迟缓就是误国”，把一场科学争论与国家前途挂起钩来。另一位科学家说，转基因问题众说纷纭，谁说了算？“法律说了算，科学家共同体说了算”。“科学家共同体”，这个新鲜出炉的概念，似乎正欲获取公共议题的最终决定权。在这些观点中，民意被放逐到最偏远的边缘，这无疑是与民主这个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相悖的。

转基因反对者的最大问题，则是道德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偏好”。由于不拥有知识优势，反对者经常从道德层面发出诘问，乃至以民粹情绪来替代理性思考。反对者诉诸情感表达的批评策略，当然是有着特殊考虑的，但是，种种妄想狂般的阴谋论观点，固然能够吸引眼球，却往往不堪一击。比如，有人认为转基因食品是西方世界针对中国的生物武器，意图在于让中国人“断子绝孙”。还有人披露61名院士联名上书背后有着“惊天秘密”，宣称很多转基因研究者都有着双重身份，都是种业公司的股东。试图从道德角度击溃支持者，试图以唤起民族存亡感来获得民意拥护，甚至以妖魔化的方式来抹黑转基因技术，这不但不符合转基因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也让转基因争论染上了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相比之下，倒是崔永元的“个人选择”理论更为冷静：你有吃的自由，我有不吃的自由。推动主粮转基因化只有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才有可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转基因是一个或早或晚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但在这种山雨欲来的前景面前，转基因公共讨论的错位，对话机制的缺席，却成为公共决策的一大软肋。科学家们公开表现出的急躁情绪，只会加剧公众的戒惧心理。转基因大米品尝活动的圈子化，也只会引起更广泛的疑虑。无视法律严肃性，以“偷猎”的方式推广转基因水稻种植，只会让反对的声音更加响亮。至于那种漠视民意、拒绝对话、径直上书的策略，也只会让顶层决策陷入宽严皆误的两难之境。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转基因主粮产业化种植的推动，显然不能依现在这种激进、偏执的方式进行。

崔永元远走美国“取经”，是在缺乏理性对话的气氛下，试图以退出“现场”的方式重建对话机制，这样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对于转基因这样的公共课题而言，只有一个人的努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文/老猜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