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贡献非凡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萌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一向重视农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方的农业经济为保障战争给养，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生活困窘，教授摆摊卖字

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在汉的大批学校西迁，中华大学教务长严士佳和全体师生一起随校迁往重庆。远在后方的重庆，一下子涌进大量外来人口，物资一度匮乏，人民生活窘困。严士佳自嘲道：“在武昌粮道街无粮，在重庆米市街无米，我这个教授越教越瘦，然而吾自得其乐，其乐融融！”

同年，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也遭遇同样的境遇。为了补贴开支，在昆明可以看见：闻一多挂牌刻章，吴晗摆摊卖书，李晨岚卖画，董作宾卖字。若到市场买糕点时，也许还能遇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叫卖糕点的摊子。

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萧叔玉，到昆明后发表演讲，“我们在抗战的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是粮食和军火，而非金钱，只要我们能够生产，和设法取得必需的军需品，即可打仗，而且可以打胜仗。”

萧叔玉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还说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是集中制度，乃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制度，不像英美法诸国有重要的经济中心和经济机构，如英之伦敦，美之纽约，法之巴黎，这些经济中心被人占领时，他们的经济必遭受重大的打击，好像一个人的脑袋受了重伤，全身便要失去了力量。可是我们经济情形乃是各地自给的，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是我们的优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彭敦文告诉记者：“以当时中国经济的情况来看，是农民支撑了抗战。农业人口基数大，物价的涨落大多数都由农民承担。农民的生产为抗战提供了基本的口粮，不至于在抗战中挨饿。”

发展农业，保障后方粮食供应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后方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战时一度发展迅速，但整个工业生产水平仍然很低。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在抗战爆发后相继沦陷，日军攻城略地，中国富庶之地80%以上落入敌手。

此时，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主要依靠于后方地区的支撑。而后方地区只有四川、湖南等部分西南地区物产丰盛，还可以维持富庶水平，至于广大的西北地区则长期贫瘠落后。随着战事的推进，由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阶段，国内物资生产消耗过重，经济形势严峻。

据统计，战时后方地区人口数量为2.1607亿人，合战前全国总人口的45%。鉴于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的措施，并强制实行粮食分配与消费的统制政策。从而基本上维持了后方地区众多人口的需要，还可为军队及内迁工厂、机关、学校等提供基本的粮食供应。

改良作物，后方粮食自给自足

抗战时期还进行了农业改良推广工作，涉及农作物推广、病虫害防治、畜牧兽医、肥料农具、农村副业、水利垦殖经营、蚕桑棉毛麻纺织训练，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农作物改良推广。中央试验研究所迁到四川以后，相继培育成“中农4号”、“中农28号”、“中农玉粒早”等良种。

抗战初期1938、1939年，由于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后方各地出现了大面积的粮食丰收，促使各地市场粮食价格下降。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每人年平均拥有粮食501市斤，除去牲畜、种子和其他用途，平均每人实际拥粮食386市斤；而战时后方地区每人每年平均拥有粮食644斤，超过战前水平143斤，约四分之一强。

就当时居民食用粮食的结构来看，吃杂粮多于吃米。李平生说：“大略估计吃杂粮者至少占60%，吃米者至多40%。城市吃米多，下层人民吃杂粮。”李平生向记者提供了当时国民政府四川经济考察团农林考察的结果，“大部分中下层人民，全年多食杂粮，少食稻米，除高粱多用于制酒外，玉米、甘薯等杂粮，悉为民间主要食用品，是以米粮较有剩余。”

因此，战时后方杂粮的大幅度增长，农民多吃杂粮而以稻麦供应市场，使得潜在的商品粮食额大于市场供求额，有效地保证了战时粮食的供应，可以满足自给自足。

支援工业，换取国外援助

1943年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高峰的一年，但这一年的后方工业总产值也仅占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同类工业总产值的12%，而后者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左右。李平生说：“由此可见，农业经济为战时后方经济的运行起了保障作用，从而加强了中国经济长期抗战而不可或缺的基础。”

粮食的充裕供应也为后方食品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棉花的生产推动了后方棉纺织工业，为供应军需民用提供了保证。发展后方农业，增产经济作物，还可换取外汇和军需物资。彭敦文告诉记者：“国外的援助和贷款，大多是通过物物交易的形式来完成，除了矿产物资的交换，农业物资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几乎各占一半。19381945年，农副产品的出口总值约达7000万美元，在战时外贸中占有重要地位。

粮食充足，“三征”平衡财政收入

由于战争的长期持续，从1940年开始，部分粮食歉收，物价、粮价互相攀升，导致囤粮之风盛行，粮食市场显得日益困顿。

彭敦文说：“为了应对物价飞涨和财政问题，从1941年开始，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征收实物，成为征实。而征借和征购往往不需要支付现金，政府也不需为此印出更多的法币，那么就开始打白条。”

1941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在后方推行征实、征借、征购，这“三征”共征粮食231038944市石。李平生告诉记者：“国民政府掌握巨额粮食用来配发军粮和配售公粮，并在某地歉收和发生灾荒时，调拨粮食，若某地粮价过高，采取同样的方式，则可以平抑物价。”

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后方越发经济困难，沿海通道被日军封锁，外来物资和洋米几乎断绝。“即便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几百万军队和上百万公职人员的粮食供应依然充足，这是后方农业对抗战做出的最大贡献。”李平生说。

抗战时期，财政赤字呈逐年飙升的状态。1937年财政赤字岁出达总额的32.81%，等到1939年时上升为87.27%。国民政府推行的田赋征实政策，大大节省了财政支出。李平生认为：“由于后方农业发展，潜在商品粮供应量扩大，采取田赋征实，把田赋收归中央，增加财政收入，弥补了巨额财政赤字。”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后，财政赤字占岁出总额比例开始下降，1941年下降为84%，1942年下降为70%，1943年下降为67%。

后方农业在战火蔓延的情况下，艰难而稳定的发展，缓解了后方财政危机的局势，使后方经济免遭崩溃。

承受重压，农业为抗战提供支撑

抗战的持续开展，离不开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民，兵源和粮食主要来自农村，农村为抗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但是，当时农村经济本身就问题百出，绝大部分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还承担着高利重租、苛捐杂税的重担，终年在土地上劳累。李平生说“如果不解决他们起码的生存问题，就难以使他们有基本的力量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1941年6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演讲，提出了管制粮食与平均地权的问题。并认为这是战时财政和经济的中心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那不只是国家经济没有基础，就是整个国计民生亦由纷乱而陷于绝境。”


1941年12月，国民政府还推行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领》，重申了“平均地权”为“适应战时需要的当务之急”。但从具体内容来看，存在着“增税有着”而“减租无由”的弊病。李平生说：“当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做法，‘不以培植国计民生为重，而是增加政府收入为重’，只能是本末倒置。”《解放日报》连载长文，批评“这一缺憾正是国民党战时农民土地政策的致命伤，同时也正是团结广大农民争取抗战胜利之绝大阻力。”

然而，战时后方农业的发展，艰难而有限，彭敦文说：“这种发展并没有给广大农民带来多少利益。”中国农业传统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缺乏土地十分严重，高额地租剥削依然严重。

小农经济在战争的摧残和动荡中日渐凋敝，战后农村经济慢慢走向了衰败，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历史。

在田地中劳作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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