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米种业的市场规模与发展机遇
中国玉米种业的市场规模与发展机遇
张世煌、仇焕广、徐志刚、李新海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1. 中国种业的市场规模
经常有一些专家有意或无意地高估中国种业的市场规模和价值。业内人士比较冷静,对中国种业市场规模的估计数字通常在500亿至600亿元人民币之间。而一些专家教授却喜欢往高了估。迄今见到的最高估计值是中国工程院某院士在2014年世界种业大会上公布的数字,称2015年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200亿元。这或许是个概念模糊的数字,但如此过高估计的数字对种业发展带来的后果往往超出预期。越推越高、不实事求是的数字容易误导投资方向,甚至助长致命的泡沫行为。
种业的市场价值可按两种口径统计:一种按种子批发价格计算,一种按终端零售价格计算。后者不容易统计准确,而且口径比较混乱。本文所述市场价值就以批发价格来估算,同时我们主要关注除去产品积压和库存后,在市场上完成销售并最终用于生产的那部分产品价值,是在市场上最终实现的价值。
我国种业的家底和未来市场容量到底有多大?对此要做出理性的估计。据来自国内外种业界的估计数字,在采用转基因技术以前,中国种业的市场规模略低于美国,大约有5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玉米183.2亿元,水稻119.5亿元,小麦48.8亿元,蔬菜99亿元,棉花27亿元,大豆11.5亿元,油菜籽13.5亿元。如果加上花卉、药材和林业种苗等,全国种业市场规模大约为60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终端零售价格估算,总价值大约在1000亿元上下。这其中种质资源(现在流行用Genetics代表常规育种)的贡献占绝大多数,这是种业赖以存在和整合资源的基础。
我国各级农业种子管理部门发放的生产许可证2361家,发放的种子经营许可证4692家,注册资本675亿元,企业资产总值3649亿元。资产总值包括了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固定资产,中间商与农民的投入,如果扣除这些负债,种业企业的净资产应不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这个规模的净资产对应500~600亿元产值,投入产出比还算在合理范围。问题是没有被市场实现的无效产值(库存和积压)比例相当高,成为产业发展的累赘。
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2013年水稻种子的商品化率为65%,小麦和大豆为40%左右,随着农业现代化,种业市场今后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我们对2020年国内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的种子市场做了简单的推算,考虑种植面积、每亩用种量、种子价格和种子商品化率等因素的变化,预测水稻种子市场价值为137.4亿元,小麦69亿元,玉米239亿元,大豆16.3亿元,将比现在分别增加15%,41%,30%和42%。
2. “制度优越性”掩盖不了行业泡沫化
席卷亚洲和世界的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伤害美国制造业,反而加速了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的提高。但国内媒体却宣扬所谓“制度优越性”,弥漫着盲目乐观气氛,掩盖了国内实体经济的潜在危机。对投资方向把握不准确的不良后果现在终于暴露出来,使国内实体经济包括种子产业陷入困境。种业停滞不前的显著特征是泡沫化和投资乏力。产业受到伤害的根源是我们自己不谨慎和对形势做出误判。
2011年4月,国务院8号文件的颁布激发了中国种业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情,但由于对产业形势判断不准确,部分环节的投资行为偏离市场经济导向,中国种业经历了近期第一轮泡沫化,主要表现为局部地区和局部环节的产能过剩,环节之间不匹配造成严重的产品积压,其实质是种子生产能力低水平过剩。虽然这些泡沫化涉及到大多数种业企业,但相对容易调整。如果不小心谨慎,国内种业有可能再次发生投资泡沫,而且将发生在种业的全领域,而不仅仅是局部环节。被拖入泡沫的将包括非农资本。虽然下一轮泡沫将发生在少数企业,却会损害到整个产业的发展。
虽然我国种子产业在局部地区和局部环节产能严重过剩,但整个产业链的资金投入仍然不足、过于分散,而且环节之间不匹配。主要表现在产品的加工能力低水平重复和过剩,高质量投入不足,产品推广和售后服务严重脱节,育种研发和品种测试系统薄弱。这些对公益性科研机构提出了新的技术需求,例如国内“栽培”学研究脱离实际,理论水平较低,技术落后,无法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因此,种业进一步发展,不但要加强育种研发投入,还要整合资源,重视加工投入和对产品销售与服务网络的建设。
3. 种质创新是薄弱环节
种质资源(指常规育种,或Genetics)对种业增长的贡献占绝大多数。据估计,全世界一半玉米种质资源来自杜邦先锋和孟山都公司。种质资源一直是我国种业和育种科技的短板,科技体制改革后更是被严重忽视的薄弱环节。国内许多科技人员和管理部门不切实际地认为种业市场价值主要依赖于生物技术,却从来没有认识到种业市场价值的基础是种质资源(即自交系和杂交种)平台,然后再叠加生物技术的贡献。那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认识对我国种业的投资方向和科技管理都造成了严重误导。
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分析家们来看,未来全球种业的竞争力将表现在公司是否拥有适应性强的种质资源,而不是生物技术。像孟山都这样依靠生物技术的高科技公司,最近十几年调整战略,逐步转向收购拥有优质种质资源的中小型公司。这说明生物技术巨头意识到以往完全依靠单一转基因“性状”的盈利模式,未来5-10年将不可能复制。
4. 转基因技术的潜在贡献
未来种业发展需要有生物技术的贡献。据保守估计,在中国,未来转基因(GM)“性状”对玉米种业市场的贡献大约在46.7~69.4亿元。其中,抗除草剂(HT)性状的价值15.6~26.3亿元;抗玉米螟(ACB)性状的价值18.1~26.5亿元。这几组数据说明,转基因性状将在种质资源(常规育种,或Genetics)的基础上给中国玉米种业增加30%的市场价值,届时将达到约四分之一的市场贡献率。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家,转基因“性状”所增加的市场价值大约都是这个比例。
当然,这只是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玉米种业市场的粗略估计。我国能否实现这么高的附加价值,取决于诸多因素。在中国,最明显的制约因素是种子产业基础薄弱,至今没有搭建起有规模和完整的产业平台。虽然资本市场上种业板块的股票一直平稳上升,但挤掉泡沫以后,社会资本对种业投资仍然不足,导致产业发展缓慢。尤其种质基础非常薄弱,而且仍然混乱,在这种“贫血”状态下发展生物技术产业,肯定要走一条不同于美国那样的道路。但对中国来说,增加附加值还是次要的,关键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增强未来国内种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甚至仅仅是生存能力。我们面对的不是要不要搞生物技术,而是如何搞生物技术,需要调整战略。
中国玉米种业迟早要采用转基因技术,这将提高种业的技术含量和市场附加值,提高竞争力,有助于产业生存和发展。2020年,中国玉米种业的市场价值有望达到239亿元人民币。如果全面采用转基因技术,将使玉米种业再增加46.7~69.4亿元人民币技术附加值,有可能使玉米种业的市场价值达到300亿元人民币。
5. 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条件
中国种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采用转基因技术呢?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玉米生产达到较高程度的全程机械化。这需要农村土地高效率流转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创新,逐渐向现代生产方式转型。而这将推动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和定居,农村渐渐留下较少数人采用现代技术种田。这样,推广转基因技术可能给多数农户带来的冲击将被减至很低,政府容易对少数农民施行补贴和帮助。二是国内种子企业成长壮大,形成少数几家大型骨干企业和若干技术创新型企业。现在,中国仍有近5000家种子企业,产业资本过于分散,普遍没有能力承接现代生物技术。中国需要少数几家实有资本很雄厚的大型企业。还需要几家有创新能力的高端研发型企业,能及时提供种质创新和转基因技术来源。这是中国推广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基础。我国研究生物技术很多年,人才济济,论文颇多,但实践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公益性研发机构脱离了产业支撑,既没有产品,又没有用户和市场,任何技术研发不可能取得长足进展。转基因研发也是这样。只有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以后,推广转基因技术才能使我国玉米种业获得最大利益,而把可能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程度。
6. 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
我国种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但在转基因技术产业化之前,产业内部的净资产总量不会有大规模增加。今后种业结构调整将主要表现为内部存量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未来非农资本大举进入种业、超值收购存量净资产将是我国种业资本扩张的主要来源。预计今后若干年会有上百亿元的资本投入,这将是存量资本的发展机遇。非农资本进入,将整合一些传统种子企业,输入资本、开拓市场、投资新技术与产品研发;当然,这会使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走向衰亡。如果种子管理当局坚决保护知识产权,坚持改革与开放,必会促成上述局面的形成,推动中国种业快速向前发展。当中国种业走向稳定以后,对生物技术的投入将会增加,种业才能进入转基因产业化和分子育种的实用技术研发阶段。届时,将有部分企业有能力承受生物技术,并增加投资。而此前,对生物技术的任何投资都可能打水漂和置种子企业于死地。奥瑞金和山东冠丰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
7.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转型
中国种业尚在转型过程中,国内玉米界早在本世纪之交就已经开始育种技术的转型,但由于专家意见分歧和政策不配合,转型缓慢,越是高层次的育种科技人员越是表现得优柔寡断。中国种业现正处于最艰难的历史时期,外有跨国种业的竞争压力和国际市场廉价玉米产品的冲击,内有数千家弱小分散的低端企业恶性竞争。尽管生产能力很强,发展种业的宏观政策和市场条件较好,但由于政策疏忽,吸引投资困难重重。玉米种业低端产品连续几年严重积压,形成了置许多企业于困境的泡沫化,至今没有找到解套的好办法。过去3年,在局部地区、局部环节发生了严重的泡沫化和产品积压,迫使许多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角逐。
市场竞争才是种业健康发展的保障机制!2011年4月国务院颁布8号文件以来,中国种业企业的数量从8700家减少到不足5000家,其主要动因是管理部门抬高了准入门槛。这是行政力量干预的结果,虽然发生得很快,但结构调整不彻底。今后,低端企业的淘汰和退出市场将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驱动。
预计我国种子产业至少需要1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技术转型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就是说,10年以后我国种业才开始具备与跨国公司竞争的初步能力和生存空间。在这过程中,任何政策闪失都将使中国种业改革前功尽弃,万劫不复。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管理部门要正确把握种业发展趋势,贯彻、落实国务院2011年8号文件,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基本方向;要依靠各路专家,深入调查研究,制订和实施科学的改革方案和发展战略;要扫清障碍,为非农资本进入种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正确引导投资方向,绝不能令非农资本对中国种业失去信心。我们不要沦为历史潮流的尾巴,更不要被改革大潮边缘化。错过这次机会,中国种业就再也发展不起来了!
(感谢Cindy Yang女士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2014年底写的初稿,现在已经不记得这篇文稿发表在什么杂志上了。最近见到某副长官发表高论,只好在中国玉米博客上发表此文以回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