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韬:转基因知情权问题与标识的成本分析

:本文系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在6月18日转基因沙龙第二期活动中的发言摘要,在本次“转基因标识与公众知情权”沙龙中,姜韬强调:转基因的安全性在进行安全评价的时候、发证书的时候已经解决了,所以标识和安全性没有关系。此外,转基因标识不仅仅带来经济成本,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成本。

关于转基因的知情权的问题,它应该是我们关心有关转基因问题的第三个层次。第一个问题,安全与否,这是在科学层次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转基因在经济上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会给社会进步带来什么样的贡献。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今天各位都可以积极参与的,关于转基因的社会层面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知情权的问题。

标识与安全性无关

关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不是唯一的发言者,但是科学家还是有共识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2012年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转基因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明确表示转基因的问题不是食品安全范畴领域的问题。他从2010年以来的多次进行的转基因研讨会也反复表达这个看法,农业部也有一个相关表述,转基因的安全性在进行安全评价的时候、发证书的时候已经解决了,所以标识和安全性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进入了市场就不再存在安全问题了。

科学家还有一些表述,我是完全同意的,也都可以作为共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彭于发老师就说过,转基因标识问题不是科学问题,标识与否与安全性是无关的,因为它是两个阶段的问题。知情权和标识属于一个层面,是在社会层面的,在安全层面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上就不要过多谈实验科学层面的安全问题了,这是我们可以作为共识的地方。

今天这个活动没有法律界的朋友,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讨论的有关知情权这个权利,作为权利来讲,我的理解应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知情权作为一个政治权利,这是处理公民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转基因的安全性上政府有没有保障,政府管理到不到位的问题,包括科学家的研究有没有在必要的透明和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时候的权利就是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知情权。作为政治权利的知情权的体现,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跟产品标识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含义的知情权,就是作为消费者权益的知情权,这个跟刚才的政治权利的知情权有所区分,比如我们都是消费者,消费者的知情权跟谁发生关系呢,当然跟具体产品有关系,跟产品提供商家,也跟市场有关系。消费者保护法首先是保障市场秩序,然后是消费者权益。标识违背市场公平原则,因此,对市场秩序是负面的。也就不能保障消费者权益。这是另外一层关系。转基因标识是第二个层面的关系,不解决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转基因知情权的成本

黄章晋先生提到的概念,我非常认同,包括转基因的认识和知情权的诉求是历史性的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常态,如果是一个常态的话,就意味着社会的问题,没有进步。

包括刚才主持人谈到转基因知情权的成本。首先,知情权是有边界的,比如我们每一个公民在政治上不可能要求我们公开辽宁号航母的核心技术,包括边境线上边防部队的布置情况。转基因的知情权也是有边界的,比如我们没有把转基因技术中的一些专利策略拿出来讨论,所以知情权是有边界的。

第二方面这个知情权也是有成本的。比如:转基因产品出来之后,如果要标识,那肯定要跟非转基因隔开,它要有仓储,还有运输的问题等等都面临着成本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转基因标识是不定量的,从概念的方面定义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操作层面上还没有定义。在操作层面上,我们国家管理上对转基因没有定义,不能说沾一点东西就是转基因。包括农业部一个管理办法,标识管理办法,上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量的标识,不进行详细界定,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如果发生了争议,某个部门就要过来检测。可以选择性执法。这样很多的企业,包括炸油条,用转基因的油,有人说我不想吃这个转基因的油。包括打假的问题。这个就能带来生意。

所以从操作层面来讲,我们因为没有给予定量标识的概念,所以在操作上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最后会产生很多的争执。

再有一个问题,定量表示。现在欧盟的定量是0.9%,日本比较多,4%,台湾由5%降到3%了,这个是倒退了。

高和低有什么不一样,这里就又存在国际贸易中的选择性执法问题。作为严格控制粮食进口国来讲,应该把指标定低一点来划算。因为这个有主权的问题,转基因不能你说了算,得我们国家说了算。你美国不标识,我们中国标识。我们中国只按我们的转基因检测标准,我随时可以用转基因的规定来挡住你的这个贸易行为,作为一个贸易博弈的手段。

中国如果定得很低,中国粮食食品出口就吃亏了,比如说,随便一个国家检测中国的粮食转基因1%了,它就可以不进你的了。你不是没有定量吗,这时我就按你的法律来,我只要检测出来是转基因的,就可以跟你进行贸易博弈。所以转基因标识在国际贸易上是一个博弈手段,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状况是很不明智的,我们的粮食产品,包括米粉,东南亚很喜欢吃这些,我们很可能被人家拒绝的。

所以转基因标识不仅仅带来经济成本,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成本。

还有一个转基因标识成本在于,刚才黄先生说的,我也非常赞同。一些人不太在意这个产品是不是转基因,而是在意是不是物美价廉,是不是品质,转基因标识等于让这些人承担了转基因标识的成本,这就有点违背市场经济的一个原则,谁对产品提出额外要求,谁对服务提出额外要求,谁要来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个则反过来了。我想提醒这么一点。

还有一点,关于转基因成本问题,我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正在进行比较重大的改革。这个药品食品监管体系改革的方向跟国际上略有不同,我们国家的改革不是要集中,而是要分散放权,想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对于食品药品监督的积极性。发达国家正好是反过来。

这个管理就包括很多的资源配置问题。从现在来看,我们国家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具备普遍的转基因检测能力。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他们来承担重新建立一个网络,建立起这些硬件和软件,包括人力、人才,仪器设备这些方面都不具备,而且成本会非常高。因为检测转基因食品的实验室得千万水平,每年人工的费用,包括试剂的消耗,都得在几十万到百万。

所以,从监管的角度来讲,从目前来看,我个人意见,操作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都可以认为是知情权的成本。

转基因并没有改变物种

转基因必须给大家纠正一些概念,大家认为转基因属于跨物种的基因转移,这个表述是不准确的。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一个西红柿,然后我们把两个另外的物种牛和细菌的基因导入到西红柿里面,那么是叫牛西红柿还是西红柿牛?首先一定要搞清楚受体是谁,受体是西红柿,无论是牛还是细菌,你要想让这个基因有活性,你就要老老实实把它的基因表达语言按照西红柿细胞中基因表达的规则改过来,就是要把它的基因取出来,把它的基因编码取出来,包括启动内含子和终止子。所以只要你选择了西红柿,这个物种是不变的。所谓的转基因跨物种的转移是错的,不准确,不管怎么转,这个物种是不变的。

基因如果来自于不同的物种,它的源物种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个基因表达是启动子、内含子和终止子决定的,而和遗传密码没有关系,遗传密码子是通用的,但是基因表达语言是不通用的,这个必须给大家区分,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基因可以随便乱窜,根本不可能。我们每天吃的蔬菜里面大量的植物病毒,比如北京农科院,你去到那儿看一下,脱了毒的大蒜跟橙子差不多大了,所以我们吃的大蒜百分之百都是含有植物病毒的,植物病毒对人没有任何危害,为什么,基因表达的语言不通。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基因有深刻的认识,而不要浮于文字表面被吓到。

对人类最大的基因病毒,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乙肝病毒传播能力的比艾滋病毒还强烈,会不会传染给我们的后代呢,不会,只能传染给我们的某些组织的细胞,不会传染给我们的下一代。转基因只是把基因转进去,这个技术是对所转的基因了解非常清楚,启动子使用的是最简单的表达语言,根本没有在里面跳跃和活跃的能力了,进去之后就是这个物种的一部分,所以说转基因给人类带来遗传的改变,是非常荒谬的,这是荒诞不经的事情,我们吃的穿肠而过的东西是没有危害的。我们吃的一些蛋白,包括抗虫蛋白也好,还有抗草甘膦蛋白也好,对人没有任何危害的。我们用的所有基因并不是自然界没有的,都是从自然界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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