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的源头
转基因作物的争议不断，大致上是聚焦在杀虫剂抗药性、基因流动、知识产权这几个议题上。但是这些议题并非转基因特有的问题，而是各种农业过程都会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对于非转基因作物也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只是，由于生物技术作物受到超级关爱，相对的，非转基因作物就“轻易过关”了。
为什么会“厚此薄彼”？细究之下，可知反转基因的风潮有一个哲学源头，即“预警原则”。这理念虽好，却容易引起副作用：无知生恐慌。
预警原则是什么？
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大陆译为预防原则）意指：“当任一活动有对人类健康与环境产生伤害的风险时，即使科学上的因果关系尚未完全建立，亦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此一风险。”
这个原则始于1960年代德国的“Vorsorgeprinzip”（预防原则），逐渐为环保人士多加推广，例如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广泛应用预警原则，在有可能造成严重或不可逆的损害时，不得使用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于1995年决议制定的生物安全议定书（Biosafety Protocol），是现有国际公约中，延伸涵盖预警观念最广的条款。
欧盟对于转基因风险评估，正是采取防患未然的预警原则，其预防是以“程序”为依据，和美国以最终“产品”为依据不同。因此，所有的转基因产品在欧洲皆须纳入规范，即使转入的基因来自相同物种，也不例外。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转基因作物大国，很反对其他国家拿生物安全议定书当挡箭牌，因为根据此一预警原则，进口国可宣称转基因对环境或人类健康“可能有害”，即使缺乏科学根据，就可拒绝转基因产品进口。而这张挡箭牌，与世界贸易组织“限制贸易须有科学证据为依据”的精神，是相冲突的。美加两国强调，全球将于2020年达75亿人口，饥荒问题已迫在眉睫，而转基因作物有助于全人类粮食的需求。另外，美国农产品输出庞大（1999年已达500亿美元），此重大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反对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原因。
细究预警原则的利弊得失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预警原则的目的，是在引入科技之前，预测和回应可能的威胁；但也承认预警原则相当受争议，因为缺乏明确定义，诠释预警原则的意义时，会有混淆。例如，不少人就会这样主张：“即使缺乏有害的证据，但也不表示其为无害，必须证明无害后，才能将其引入。”又如，在海岸生态保护上，实施预警原则就会遇到很现实的难题：如何保障当地渔民的生计权益？如何权衡经济上的得失，以求可持续经营？保护或开发都不是零风险时，该怎么办？如何避免激进人士滥用此一原则？
人生本就充满风险，即使吃东西也会噎死，但古人早已知道不要“因噎废食”。40万年前，人类发现火时，可以想见赞成和反对两派，应该争论过用火的风险，若反对派赢了，今天文明就不是这样了。
其实，反对新科技或产品（的风险），同时就是拒绝其优点或福祉；滥用预警原则，就是“注意某些风险，而忽视其他风险”，这不就表示我们无法适应风险吗？
滥用预警原则者认为不实施新科技，就能撇除风险吗？害怕转基因者谢绝转基因，以为这样就无食品风险吗？事实上，反对转基因者由于不了解或误解基因科技、不明白转基因对人与环境的利益远大于伤害，结果不但妨碍了科技创新及其潜在的福祉，也延续了传统农作食物对人与环境的伤害。
……
英国物理学家暨皇家学会院士多伊奇（David Deutsch）认为预警原则是盲目的悲观主义，妨碍知识的发展。
宏观而言，对于某科技（或任何事物和观念），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毫无节制的采用，另一个极端是除非证明无害（如第三章描述，我们不可能证明“虚无假设”（null hypothesis），因此不可能证明无害。），否则谢绝不用。采取任一极端均不得体。当然，预警原则有其优点，例如提醒我们不可鲁莽，要“三思而后行”。
196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各布指出，所有的光明都会有阴影，所有的善均包含恶。
英裔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Freeman Dyson），2003年评述反转基因风潮时，也有一番精辟的见解：
359年前，英国担心书籍会污染国民灵魂，当时英国国内正遭逢血腥的宗教战争，分歧的教义是导火线，因此书籍不仅污染灵魂，还使千万生灵涂炭；英国国会认为让书籍任意出版流通，会造成非常严重而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要事先审查。但是著名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反对：“假设我们能以此法除去邪恶，请注意，我们除去多少恶，也等于除去多少善，因为它们是一体的两面，除去一面就两面皆除。”
风险认知：应尽量用几率来表达
风险专家大致主张，诸如在开车（较高风险）与搭飞机（较低风险）之间做比较，为何民众会更害怕较低风险的事物呢？因为人们面对恐惧时（一想到飞机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往往造成重大伤亡），更倾向于情绪和直觉。另外，可控制程度（开车是自己控制，搭飞机是别人驾驶）、负面（癌症的治疗过程和死亡率让人害怕）、人为甚于自然（美国一年7000人死于阳光所致的黑色素瘤，但是许多爱晒太阳者更担心核辐射，虽然后者（人为辐射）的致癌率远低于前者（自然阳光）。美国民用核电已经超过50年，但没导致一人死亡。）、熟悉度等，也是影响要因。
拿风险专家的体会，来看待转基因，就能明白惧怕转基因为什么蔚为风气了：因为转基因无法凭直觉来理解，它需要相当的科技知识；转基因不在自己的控制之内，而是科学家和农业公司在操控；听人家说转基因食物会致癌或致敏；基因改造是人为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传统食物也是转基因食物，传统食物来自传统育种者把植物基因大杂烩）。总之，只要有人起哄，民众就会担心转基因食物。
……
有人认为，风险评估是以“冰冷的”统计数字（几率）来衡量，但民众的认知则是主观直觉的利害关系，反映于“一旦罹病就是0与1的差别，而非几亿分之一的问题”“不要跟我讲几率，一旦降临，都是百分之百的灾难”。恐惧往往左右了判断，更大的恐惧则扭曲了判断。
现代生活似乎危机四伏，于是我们不能吃东西了（什么都有毒），也不能不吃东西（会饿死）；不能呼吸喔（空气中也有毒性物质），也不可不呼吸（会脑死）；不能在家（若地震会被塌屋压死），也不能不在家（出门会遇车祸）……什么都担心，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不管发生几率大小，生活中就是不允许有任何风险”，但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不理性的部分原因是民众不理解科学，毕竟有些科学远超乎普通常识之外，而且当今科学领域专业分工精细而艰深，确实会隔行如隔山，“无知导致恐慌”的情景自然层出不穷。
基因科学家的理性约束
把闪电当作天怒时，我们只能祷告；但是将它归类为电时，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
——语言学家早川雪 前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只要有新科技，总有人抬出“扮演上帝吗？”的口号抗议，也责难转基因科学家侵犯大自然的运作，是不自然、不道德的。
在美国，最有名的反转基因领袖是名嘴里夫金，他在1977年出版一本书，书名就叫《谁可扮演上帝？》。许多科学家认为他是个自吹自擂的科学大外行，《时代》周刊称这位“俨然专家”为“科学界最痛恨的人”。
在欧洲，很多人认为转基因种子违反自然法则，卫教之士怒斥基因科学家侵犯了上帝的职权。
在日本，直到2009年仍没有种植任何转基因作物，日本消费者强烈抗拒转基因食物进口。因为日本的宗教认为人与人相关联、人与植物相关联、人与地球相关联，转基因则破坏此联系。
上帝（和大自然）通常是沉默的，谁可代表上帝发言呢？我们来听听梵蒂冈宗座传信大学教授鲍里斯（Velasio DePaolis）怎么说：“当你饱肚时，就容易拒绝转基因食物。”是的，饱食终日的人，很难体会三餐不继、营养不良的贫穷人的苦难。2009年梵蒂冈“宗座科学院”主办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年会，结论指出：转基因生物改善了穷者的生活，因此值得赞赏。
“绿色和平”吹皱一池春水
近几年来，全球反对转基因最激烈的，首推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这组织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无远弗届，台湾反转基因人士也常引述其发言。
国际绿色和平组织起源于1971年，一群美加人士组成抗议队伍，乘渔船试图亲身阻止美国在阿拉斯加的核弹试爆。从此，亲身到达破坏环境的现场，成为表达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支持者，抗议破坏环境行为的重要方式。这些斗士的理念甚佳，绩效也颇获人心，因此当他们极力反对转基因作物时，民众立即响应。
穆尔（Patrick Moore）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为生态学家，他后来认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路线走偏了，热衷于使用恐吓和误导为手段：“环保运动放弃科学与逻辑，偏向情绪化与煽动性。”穆尔便与绿色和平组织渐行渐远了。
穆尔在2006年演讲支持转基因作物：“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全球60亿人，每天一早醒来就需要食物、能量、物质。”
在绿色和平组织六年后，我发现其他四位主任缺乏正规科学教育，思维不科学……绿色和平组织募款的来源，乃建立在民众的恐惧心理之上；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决定支持“禁止饮用水加氯”，但是科学证据显示那是利多于弊。绿色和平组织缺乏科学知识，而好用“恐慌术”行销。
——穆尔，《我为何离开绿色和平组织》
2008年4月22日《华尔街日报》
绿色和平组织指责转基因的论点是：
“以不自然发生的方式操纵基因，转基因让科学家创造植物、动物、微生物。这些转基因生物能在自然界散布，与自然生物杂交，因此，以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的方式，污染非转基因环境与未来世代。其释出为‘基因污染’，这是最主要的威胁，转基因生物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就无法撤回。基于商业利益，公众被剥夺了了解食物链中转基因成分的权利，因此即使有些国家存在标示法规，公众还是失去避开转基因产品的权利。我们必须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尊敬其为人类的全球传承，它是世界的生存基本关键。”
绿色和平组织又认为：
“转基因生物不可释放到环境中，因为我们对它的环境和人体健康影响，并无足够的科学了解。我们主张立即采取临时措施，例如标示转基因成分，并且分隔转基因的与传统的作物和种子。我们反对所有的植物、动物、人类（及其基因）的专利，生命并非产业商品，当我们强迫生命形式和我们的世界粮食供应，以符合人类的经济模式而不是自然的模式，我们这样做只是危害自己。”
本书前几章，已经分析和反驳过这两段主张中的错误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驳斥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原本就是科学家率先呼吁的，例如第一章提过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有“生物多样性之父”尊称的威尔逊。而人类基因不应获取专利权，也是学术界科学家的共识。曾担任“人类基因组计划”主持人、现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科林斯（Francis S. Collins）就写道：
我们所共有的这份人体使用手册，包含的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还待更多的研究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它的功用，如果在这些研究发展的早期便进行专利化，就好像在这条探索之路上，设置大量无谓的收费站。（出自科林斯所著的《基因救命手册》。此书的主旨是：我们正来到一场医疗革命的开端。由于DNA测序技术的飞速进展，以及费用的急剧下降，不用多久，我们都能取得自己基因组的完整序列。我们将能有更多机会探索自己身体里暗藏的秘密，更有效率地预测未来生病的风险，为自己建立一套预防疾病的个人化方案。）
纵观上述，可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爱心有余，科技知识不足”，数十年来的转基因科技知识（包括传统食物就是转基因食物）居然成为“无足够的科学了解”。十足印证了创始人之一的穆尔所言“缺乏正规科学教育，思维不科学”。（另一个反对转基因的著名组织为“国际地球之友”，他们说：“转基因生物已经在我们的食物中，全球数国生长转基因作物，但我们不知其是否安全。在世界各地，地球之友鼓吹，将转基因生物排除在我们的食物和环境之外。”这种说法罔顾了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的声明，忽视科学期刊和有公信力的技术报告，只能说是偏颇的成见太深。）
不论事实如何，反转基因者就是反对
随着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持续不断，现在我发现，职业反对者什么事都可拿来做文章。对转基因的反对大多是社会政治运动，尽管反对者的论点是科学用语，却常是不科学的。将转基因食物妖魔化，剥夺民众享受其优点的权利，是很荒谬的事。
——沃森，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转基因植物一般是利用其他物种的基因，例如抗虫、耐杀草剂等基因，来改变植物的特性。此种转基因植物，称为外源转基因植物（transgenic plant）；但也有利用同种植物本身的基因来改变特性的，那就称为同源转基因植物（cisgenic plant）。国际组织之间对于同源转基因植物的管理意见，尚无法趋于一致，一派认为既然经过转基因，就应以转基因植物的方式进行管理；另一派则认为，既然利用的是同种植物本身的基因，就不必以转基因植物来管理。
2012年11月，荷兰分子植物育种学家斯豪滕教授（见第一章），由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邀请，来台分享转基因经验。斯豪滕表示：在荷兰，苹果黑星病重伤其叶子与水果，每季需喷洒农药二三十次来防治。育种者历经半世纪寻找野生苹果来杂交，冀求抗菌害品种，虽然已有成效，但果实品质不佳，抗性也不持久。斯豪滕团队使用同源转基因方式（本质上和传统育种一样），孕育出来的新品种既保存了品质风味，又具长久抗霉菌特性。
同源转基因有何优点？首先是减少使用杀菌剂；其次，栽培只需7年即可，而传统育种需要30年；再者，只加入明确需要的基因（抗霉菌基因），而无遗传累赘（genetic drag）的问题，也就是不会加入不良与拖累的基因，例如野生苹果常有的配糖生物碱毒物；还有，可维持原优良品种的特性，以及至少和传统育种一样安全（基因来自野生种，而无基因流动的顾虑）。
斯豪滕深知在欧洲，转基因遭受社会强烈抗争而难以推行，因此提倡同源转基因，希望民众愿意接纳。毕竟，作物病虫害问题需要解决（他先拯救苹果，其他的作物包括马铃薯晚疫病），使用同源转基因比传统育种还少扰动到基因组。很可惜，斯豪滕仍然受到抗争。斯豪滕前往绿色和平组织（总部在荷兰）沟通，一开始该组织虽然同意同源转基因的优点，但是最后依然固执反对，让他非常失望。
斯豪滕无奈表示，他可以接受“不喜欢同源转基因”的论调，但不能接纳“同源转基因很危险”的无根据说法。同源转基因确实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有很棒的环保成果，又至少和传统育种一样安全，居然还是被绿色和平组织封杀，斯豪滕实在不满。早年他支持绿色和平组织的环保主张，而成为成员，但现在已不是。
消费者的态度
根据2003年“中研院”调查民众对于农业生物技术的意向，显示有近八成（78％）民众认为，人类不能随意改变自然环境。
2005年，“中研院”又做了电话调查，有1/4的民众没听过转基因生物或转基因食品，一半的人听过但不了解。听过的人之中，年轻者多于年长者，学历高者多于学历低者，收入高者多于收入低者；信息的来源以电视最高（86%），其次为报纸（55%）；正面消息（24%）略多于负面消息（17%），正负两者皆有者占42%。
根据2007年“台湾地区基因组意向调查”（由“台湾地区基因组意向调查”这名称，或可说主其事的两位社会科学家，并不了解基因科技，因为“基因组”并无“意向”可言。不解科技者往往以“常识”大发议论，对于其中的科技只是“想当然尔”。）电话访问的报告，即使转基因食品价格较低廉，仍有近九成的受访者因其风险而无意愿购买。即使相信“科学家宣称的转基因食品可以控制健康和生态”的受访人民中，不会购买者仍近八成。
根据“卫生署”设计的问卷调查，与2000年9月委托盖洛普公司完成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均显示，台湾地区的多数民众：（1）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原理缺乏了解；（2）并不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3）购买食品时希望有选择的权利，即要求食品具有标示说明。
2006年，美国著名公益机构“皮优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民调发现，有58%的美民众没听过转基因食物。赞成者约27%，反对者约46%。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者约48%，认为不安全者约29%。认为政府管制不力者41%，管太多者16%。
2008年，英国《皇家医学期刊》有文章提问：英国的民调显示，13%的消费者主动避免转基因食物，高达74%无所谓，但为何媒体报道总是充斥“一大堆人反转基因”的论调呢？
欧洲为何有反转基因风潮？
反转基因运动始于1990年代，核心分子多年来一直破坏试验作物。在英国，其蓄意破坏而被捕后，往往从轻发落，结果是一再发生抗争与破坏。近来较少抗争新闻，因为转基因研发已变少，而非反对者态度改变。另外，声明田间试验的转基因作物有助益环保，又由公共研究单位执行（而非商业公司），则可稍避开反转基因者的破坏。
公开说明，善用各种媒体，有助于获得媒体与民众支持，例如，将议题描述为“破坏科学实验是否有违伦理？”，而非落入赞成或反对转基因之争。
——莱纳斯（Mark Lynas），牛津大学访问研究员，前反转基因人士，2012年10月
转基因植物涉及三项议题，第一是科技问题，关乎食品安全与环境安全；第二是政策问题，牵涉到农产品贸易与转基因种苗管理制度；第三是社会人文问题，包括社会风俗的适应、宗教伦理的相容与相悖、民众教育与沟通等。
早期欧洲对于转基因，并没有强烈反对声浪，转基因番茄酱也在市场销售。但因为孟山都公司宣示不愿标示转基因大豆，而引起民众全面情绪化反弹。（另有一种说法是，1997年，孟山都公司推广转基因产品的手法相当强势，激起英国部分团体强烈反弹，并迅速扩散，在欧洲逐渐形成普遍反对转基因产品的声浪。）自从1997年以后，英国未曾再核可转基因作物的田间试验。
欧洲对转基因的争议，主要来自食品安全危机的流弹所及，包括戴奥辛污染家禽、疯牛病（疯牛病是普里昂蛋白质引起的神经退化症，不少哺乳类动物都有类似疾病，包括羊瘙痒症、狂鹿症、人的“库贾氏症”（Creutzfeldt-Jakob disease）等。1970年代初期，英国畜产业将“肉骨饲料”混入牛饲料中，随后开始出现疯牛病。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普鲁西纳找出病原，命名为普里昂蛋白。后来科学家找出其基因，发现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该基因，且相似度达90%以上，大多表现在神经系统上。1994年，英国出现第一个人类“新型库贾氏症”病例后，发现疯牛病会跨种传染给人，引起全球恐慌。）、口蹄疫、牛肉荷尔蒙等问题，使得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到谷底，也导致欧洲政治风暴，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桑特（Jacques Santer）因而引咎辞职。欧盟执委会于2000年颁布“食品安全白皮书”，强调欧盟必须重建大众对于食品的信心。该白皮书的食品安全政策，立基于预警、可追踪、透明三要点。这项政策原则使得欧盟与美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立场出现根本上的差异。
英国发生疯牛病，政府首长急忙向民众保证，此症不会传染给人；但是后来却有人因为“人类形式的疯牛病”而死亡，原因是吃了遭疯牛病污染的肉品，而受到感染。这个事件造成民众对政府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进而不幸波及转基因食品。譬如环保团体“地球之友”宣布：“在疯牛病之后，你会以为食品业者，不会笨到想将隐藏的成分送进民众口内？”媒体于是加油添醋地发挥：“转基因食物和大自然玩游戏：如果癌症是唯一的副作用，我们就算幸运了。”
挟着媒体助威的声势，反转基因者结成各式组织，抗争游行，以“唤醒”民众要坚持预警原则，鼓吹不信任公权力（在印度，2009年印度政府批准种植苏云金芽孢杆菌转基因茄子，遭受一些团体抗争后不久，印度环境部长发布种植转基因食物的禁令，且声言：“建立公众信任和信心要多久，就禁止多久。”）。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运用欧洲遭遇的食品恐慌，制造反转基因的气势。
欧洲在2004年成立“安全食物计划”（安全食物计划（SAFE FOODS——Promoting a new,Integrated Risk Analysis Approach for Foods）共分为五个项目：（1）植物育种与生产方法的比较安全评估；（2）新兴食品与饲料风险的早期侦测；（3）结合暴露于食品污染物与天然毒物的定量风险评估；（4）消费者的食品风险管理认知；（5）系统风险管理的挑战与解答。），由欧盟研究总署资助，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37个研究所，超过95位自然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参与，以科际整合方式（分子生物、微生物、毒物学、几率模拟、社会与政治学），精进风险分析技术，志在保护民众免于食物致病。该计划也寻求生产公司参与，希望能增加决策透明度，以及改善风险评估过程的沟通管道。
目前在欧洲，并无常设性的转基因作物试验用设施（荷兰可能为例外），这与当地绿色激进分子的破坏有关。
有人认为，欧洲生物技术水准不如美国，私底下积极部署发展转基因产品，但目前乐于配合民意，对转基因产品采取较严格的限制，借机阻挡或减缓美国的领先优势，以期能有机会扳回。
日本的做法倒是值得借鉴。日本政府很努力要消除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疑虑，不断邀请老师、高中生、社会人士，参观转基因隔离田，认识转基因的安全评估过程。也有日本学者建议教育部“请学界配合，借由正确知识的传播，来消除民众错误的想像，增加认同感和接受度”。总之，官方和学界要结合媒体，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慢慢降低国民对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的疑虑。
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
基因科技存在相当的门槛，一般人不容易了解其内容，结果就可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或因无知而生恐慌。有人提议创办“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教育有心人，让他们成为有正确认知者，再由这些“种子”向外传播正确的转基因信息。
公民会议是不具专业知识的公众，针对争议性议题，事前阅读资料，设定探查的问题，在公开的论坛上询问专家，然后讨论辩论，将共识与无共识写成正式报告，向社会大众公布，并供决策参考。公民会议能让民众更积极与有效地参与争议性议题，提出针对政策的意见。为了方便讨论，参与公民会议的人数限制在15人到20人。
2008年2月到6月，台湾地区举办第一场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是由“资策会”科技法律中心（信息工业策进会于2011年将“科技法律中心”更名为“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范围聚焦于科技与产业发展、科技研发体系、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新兴科技等核心议题。）主办，台大社会系林国明团队执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1）预备会议两天，由专家说明，使公民小组成员具备基本的认识；（2）正式会议三天，根据预备会议形成的问题，与专家对话，撰写共识和结论报告，并由专家澄清错误的内容，但是专家不干涉报告的内容。
这一场转基因食品公民会议，建立了专家与公民的理性沟通模式。只要专家有机会讲解清楚，台湾的民众通常愿意采纳专家的意见：
他们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因为没有坚实可信的证据证明它对人体健康有负面影响……更多的研究和科技知识，可以控制、降低甚至解决风险问题。即使有风险的隐忧，但不该因噎废食，禁止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与销售，因为民众可能愿意冒着风险购买较为便宜的转基因食品。这种选择的自由应该受到尊重，但选择必须具有充分的信息。商业利益可能掩藏风险信息。因此官方必须充分揭露信息，让消费者知所选择。官方的责任并非保证“零风险”的转基因食品，而是借由清楚的强制标示，让民众有充分的信息，根据利益与风险的考量来作消费的选择。
（全文请参阅《科技政策民主化的可能与限制：以台湾基因改造食品公民会议为例》，林国明撰，http://www.nsc.gov.tw/nat/public/Attachment/95149145471.pdf。）
经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自《一本书看懂转基因》，作者林基兴台大化工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工程博士。现任公益《科学月刊》社理事长，并在台大化工所兼课。通晓法、德、俄、日、英语，著有《电磁恐慌》《为何害怕核能与辐射》《一本书看懂转基因》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电磁安全前主席推荐到nature“挺身维护科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