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生物技术及生物技术食品的24个真
目录
安全与健康
谬误1：“生物技术食品本质上是不安全的、未经检验的，已经伤害了成百上千的消费者”
谬误2：“美国消费者不吃基因工程大豆和玉米产品，因为这些作物都用于出口到中国和其它国家”
谬误3：“随着生物技术大豆的出现，大豆过敏现象多了
谬误4：“生物技术作物增加了抗生素耐药性”
谬误5：“生物技术作物使得食品更不安全”
谬误6：“农业生物技术没有为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益处”
谬误7：“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反对基因改良食品的强制标识，因为他们试图向消费者隐瞒安全问题，剥夺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环境部分
谬误8：“自从引进生物技术作物之后，农药使用量有所增加”
谬误9：“生物技术作物的基因漂移威胁生物多样性”
谬误10：“生物技术玉米威胁着帝王斑蝶”
谬误11：“用于生物技术作物的除草剂破坏环境”
谬误12：“生物技术作物对于自然环境具有与生俱来的危险性”
谬误13：“生物技术作物没有给环境带来好处”
谬误14：“对于免耕农业而言，没有必要使用生物技术作物”
农业实践
谬误15：“生物技术对农民并不划算”
谬误16：“农民在种子和农药方面受制于生物技术化学公司”
谬误17：“生物技术作物只适合美国农业”
谬误18：“生物技术作物在欧盟被禁”
谬误19：“生物技术未能提高单产”
谬误20：“生物技术只能让人得到蝇头小利”
谬误21：“农民因不能保留生物技术种子而成为输家”谬误22：“农民经常被种子公司起诉”
谬误23：“生物技术帮不了发展中国家”
谬误24：“有机农业技术比生物技术具有更好的前景”
执行摘要
在生物技术作物经历了17年的商业化种植以后，到2013年，27个国家超过1800万的农民发现，这是一项极为成功的农业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安全益处。
过去17年里，全球数亿万消费者食用了生物技术食物或生物技术作物加工的食品，而没有发现一例确认的健康问题。总体而言，通过减少燃料使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减少土壤侵蚀而获得的环境效益已经使整个社会受益。
尽管大量的科学实验和实际经验证明支持以上的观点，却仍然有人不相信这些益处，盲目地反对将生物技术应用于食品生产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农业领域的应用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人去关注生物技术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例如，DNA重组技术提供了更安全更高效地生产胰岛素和凝血蛋白的方法，这些产品已被全球数亿万人使用。
这份报告——《以科学反驳歪理、用事实纠正谬误》——是早前版本的更新。报告表明，尽管人为制造了一些农业生物技术的争议，但这项技术带来的效益仍然在持续增加。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使用这项技术。理由很简单：他们发现这项技术确实管用，给大小农场主都带来一定好处。例如当生物技术的抗虫棉2002年首次在印度种植的时候，种植面积为49，978公顷。到了2013年，超过700万印度农民种植Bt棉花，种植面积超过1，100万公顷，占整个印度棉花种植面积的95%，平均农田规模为1.5公顷。
概括起来，诸多证据显示农业生物技术有以下益处：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节约劳动，减少投入成本，提高竞争能力。
有助减少杂草和虫害引起的单产损失。
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用更温和的农药取代对环境有害的农药。
推动了保护性耕作的广泛应用，降低了土壤侵蚀，减少了耕作释放到大气中的CO2总量。
提高单产和减少有毒农药的使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更为有利。
帮助降低了玉米感染霉菌毒素的风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严重问题。
最后，这项技术得到世界主要的科学机构和权威部门的认证，证明生物技术作物与传统作物同等安全，迄今没有一例经证实的生物技术作物对环境、人类或者动物健康造成伤害的事件。
2014年3月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密苏里州，切斯特菲尔德
T：+1-636-449-6400&F：+1-636-449-1923
美国大豆基金会是一个管理大豆农民缴款计划(Check-off)的组织，得到美国59万多户登记在册的大豆农民的支持——他们将自己大豆销售收入的0.5%贡献出来作为大豆基金。这些基金由美国大豆基金会的农民董事负责管理，用于支持市场开拓、市场研究以及商业化项目。美国大豆基金会董事会由69位自愿为基金会工作并由美国农业部部长任命的农民组成。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是一个由主要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具有积极伙伴关系的行业组织，代表着美国的大豆生产者、加工企业、大宗农产品发货商、经销商、关联农业企业以及农业组织的利益。
安全与健康
谬误1：“生物技术食品本质上是不安全的、未经检验的，已经伤害了成百上千的消费者。”事实：通过生物技术改良的作物和食品与通过其他方法生产的作物和食品相比至少是同等安全的。
这一点已经被研究这个问题的每一个专家团体证实。实际上，唯一一例确定存在安全性差异的，是生物技术作物与食品要比传统的更安全。农业生物技术让作物育种更加精准。这项技术极大地减少了农民使用杀虫剂的剂量，同时也减少了食品供应中出现毒素和食品过敏的案例。生物技术使得开发检测食品中存在过敏源的新的诊断技术成为可能，也使得当敏感人群在偶然接触致敏源时，防止发生过敏反应的干预治疗成为可能。
自1997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食用了多种形式的生物技术作物，而没有任何健康或者安全问题的迹象。这项观察结果与大量关于生物技术作物对人类、动物和环境安全性的同行评议结果一致。
欧盟曾经历过消费者焦虑的高峰，欧盟委员会在生物技术作物安全性方面资助了超过130项研究，覆盖300多个研究小组，历时25年。其中一项2008年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所进行的研究总结道：
“我们已有一个综合的知识体系，足以应对当前包括与基因改良产品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们认为它足以评估当前基因改良食品的安全性。”
2012年7月，欧盟首席科学家AnneGlover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说：
“没有一个属实的案例表明基因改良食品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或者环境健康有任何负面影响，这是一个相当强有力的证据，我可以肯定地说，吃基因改良食品不会比吃传统食品有更多风险。”
2012年8月，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应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要求所做的一份报告的结论是：
“基于长期的观察和众多科学研究结论，无法证实商业化的基因改良作物有任何健康的负面影响。”“Bt玉米对健康有正面的影响。它能使得由神经毒素或者致癌霉菌毒素引起的食品和种子感染变得更少。”
安全方面的担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把性状引入植物的生物技术方法可能比传统作物育种方法更有风险。但这种误解已经被权威的科学机构反复驳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曾经这样说：
“因为这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从许多方面来说食用基因改良食品——通过基因改良技术获得的作物——比食用传统作物加工的食品也许更加安全。如果你对某种食物过敏，你可以把某些特定人群会引起过敏反应的蛋白质剔除。”
德国科学院发现：
“食用来自经过欧盟和美国批准的基因改良作物所加工的食品，风险不会比食用传统种植作物加工的食品更高。恰恰相反，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基因改良作物加工的食品在健康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
生物技术与传统作物育种相比，精准度更高、预测性更强、安全保障也更强，因此进行安全性检测的频率也大幅度提高。例如，20世纪60年代，一种新的土豆品种(Lenape)在杂交育种方法下诞生，该品种包含接近致命水平的龙葵素——一种天然的生物碱毒素。20世纪80年代，杂交育种方法又研发出了一种芹菜品种，它包含了高水平的补骨脂——一种属于皮肤刺激源的天然毒素，它还在实验室小鼠身上显示能够致癌。在这种芹菜从市场上退出之前，采摘芹菜作物的田间工作者的手部皮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这两个案例的发生都是因为育种者把驯化的作物品种与其野生近亲进行杂交所致，杂交的目的是为了把人们期望的某些性状(例如高产、抗病虫害等)引入作物。类似案例见《基因工程食品的安全性：评估意外健康影响的方法(2004)》。
这种杂交由于是混合两种植物的基因，从而，产生的后代植株也会从它们的父本中继承一些不想得到的特性。基于这样的事实，美国政府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要求对新的作物品种做相关毒素的存在性检测，无论新品种是通过生物技术方法还是通过传统育种方法研发的。
FDA的要求，再加上潜在的财力方面的负担，使得计划在美国推出新型作物品种的种子公司确保对所有新引入的蛋白质做充分的过敏性测试。对生物技术食品和作物执行如此严格评估测试的，不仅仅只有美国，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会确保生物技术作物和食品在获得商业化许可之前要经过严格的科学和技术的评估。这就确保能够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例如，有一家种子公司已经开始使用生物技术研发一种大豆品种，该大豆品种包含一个来自巴西坚果树的基因(为了获得更高的蛋氨酸成分)，但是当过敏测试显示它可能会在对巴西坚果过敏的消费者中引发过敏反应后，该大豆新品种的所有工作都停止了。如上面提到的，这是生物技术如何能够提升过敏检测的一个典型例子。
无论生物技术过程还是生物技术产品在权威科学认证方面都有着压倒性优势，但职业反对团体仍然继续发出警告指责它们的安全性。然而，当与事实发生冲突时，并不是所有的反对者都固守着旧观念。《全球概览》(WorldEarthCatalogue)杂志的编辑StewartBrand说：
“我敢说所谓的环保运动因为反对基因工程而做出的损害，比其它任何我们曾经做过的错事都要多......我们让人群陷于饥饿，阻碍了科学，伤害了自然环境，并且否定了一项育种从业者的重要方法。”
MarkLynas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中写道：
“基因工程是我花费了人生数年时间反对过的事物。然而现在，一项由科学主导的、针对它可能的风险和益处的评估显示，我错了。”
在一份由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在2013年发布的专业报告——《种植未来：使用作物基因改良技术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机遇和挑战》中，其中的一个结论是：
“没有有效证据证明基因改良作物比通过其它育种技术研发出来的作物对健康和环境有更大的负面影响。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基因改良作物能够为可持续性研发的目标做出贡献，为农民、消费者、环境和经济带来益处。”
也许美国医学协会概括得更为简洁：
“引入基因改良作物的尝试激起的不是一场理性的争论，而是一场由带有其它目的的人参与的、有意的负面运动。反对者们忽视了关于作物的常规农业实践和充分调查的事实，或者不准确地把常规问题当成是只属于基因改良作物的特殊问题。”
谬误2：“美国消费者不吃基因工程大豆和玉米产品，因为这些作物都用于出口到中国和其它国家。”
事实：不对。
1997年以来，美国消费者消费了大量的含有生物技术大豆和玉米加工而成的食品。2012年，总产量8，200万吨的美国大豆中，近94%都是生物技术大豆。其中超过总产量一半——大约5，440万吨的大豆在美国本土消费，主要用于家禽饲料(49%)和生猪饲料(26%)，剩下的以其它动物饲料和人类食品的方式消费。其余的3，660万吨出口到38个海外国家，包括中国和欧盟。内销和出口的大豆没有区分——它们都是同样的大豆。
英国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其中有一节是关于生物技术作物安全性的，强调了在美国消费的生物技术食品和作物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问题的事实，报告说：“显然，即使在很容易发生诉讼的美国，1994年这项技术初次商业化以来，人们消费基因改良产品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一起与所消费基因改良食品相关的成功的诉讼，没有产品召回，没有实际的疾病影响，也没有其它风险的证据。”
更有力的证明是，2012年国际食品信息理事会对美国消费者的一项调查显示，30%的被调查者认为用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能够在食品超市中购买到，超过70%的人说他们可能去“购买由生物技术生产的、提供像欧米茄-3那样更健康油脂的食品”。
除美国外，其它主要大豆出口国家也没有对本国内消费的大豆和出口到其它国家的大豆做区分。例如，2013年，巴西大豆生产总量的89%是生物技术改良大豆，阿根廷则是99%。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量都约占其产量的一半，出口到中国和欧盟等很多海外市场。更多信息请查看：www.soystats.org。
谬误3：“随着生物技术大豆的出现，大豆过敏现象多了。”事实：不对。
持续出现这个错误的说法，可能是基于1999年一份英国报纸《每日快报》上的一篇报道。这项指控的来源—一家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过敏检测中心--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出它没有说过大豆过敏的增加是因为生物技术品种，而是说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大豆过敏患者，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准确地说，可能是因为在现代食品结构中大豆食用量的增加(大豆原本就是著名的过敏源)。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物技术大豆增加了大豆过敏的风险。相反，生物技术有助于从食品中去除危险的过敏源。事实上，食用生物技术食品比其它食品更不容易过敏。与所有其它食品相比，通过生物技术生产的食品会事先进行常规筛选，确保它们不含有与已知过敏蛋白的DNA序列相似的DNA片段。
进一步说，生物技术研究者正在寻找不同的方法用以去除那些普通食品中威胁食物过敏人群的致敏性。研究者们正在努力从大豆中去除部分敏感人群致敏蛋白的基因。同样，科学家们也正在努力从花生、牛奶和其它食品中去除相似的致敏蛋白基因。
谬误4：“生物技术作物增加了抗生素耐药性。”事实：应用“标记基因”所做的关于人体抗生素耐药性细菌发育的研究，压倒性地证明这种耐药性的发生几乎不可能(在早先商业生物技术作物中曾用到)。
2009年6月，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提供了一个关于在生物技术作物中使用抗生素耐药性标记基因的综合结论。报告包含了欧洲食品安全局关于基因改良作物和欧洲委员会生物安全小组的联合科学意见。该小组得出结论，没有新的有效的科学证据来促使欧洲安全局改变其之前关于基因改良作物的意见。
对一种投放市场的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就是过度的治疗性使用)是这种抗生素耐药性病菌产生的源头。为了测试“标记基因”是否也可能是抗生素耐药性细菌产生的一个来源，在一个严格控制的实验室里，英国的科学家尝试在一个“人工牛胃”里做细菌耐药性试验，他们向人工牛胃里添加包含抗生素耐药性“标记基因”的生物技术改良的玉米。
试验所设计的条件，是尽可能促使抗生素耐药性从玉米向细菌的转移，虽然细菌在“人工牛胃”里繁衍了1018代(即100亿亿代)，但都没有发生转移的情况。
因此，这种抗生素耐药性转移发生的可能性(例如从Bt玉米到细菌)甚至小于1/1018。这种可能性很小，远远小于因临床应用的抗生素过度使用而使细菌产生抗药性的可能。
作为对比，普通人群中大约有20%的人，体内消化系统中的细菌已经显示具有对某种临床应用的抗生素(例如卡那霉素和氨苄青霉素)的耐药性。所有这些都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被反复证实。后续实验把带有抗生素标记基因的生物技术作物喂食给家禽，在其肠道中没有发现源自作物衍生的标记基因，更不必说存活下来转移形成氨苄青霉素抗性了。英国抗菌化疗协会工作小组报告说，“没有找到客观证据来证明抗生素耐药性基因会转移到细菌中从而带来新的治疗问题”。最终，在《明日的餐桌：有机农业、遗传学和未来的食物》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PamelaRonald教授回答了抗生素耐药性基因是否被生活在我们肠道中的细菌所获取的问题。他说：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委员会的结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基因将需要逃过人体胃里的消化液，然后它还需要在人体的肠道中完整存活，最后，它还需要转移进入肠道细菌。事实上，有一项研究显示，当基因改良大豆到达大肠时，其中的外源基因会彻底分解(Netherwoodetal.)。此外，许多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在细菌中已经非常普遍，并且在我们的食物中随处可见。现在还有许多技术进步使得这种担心更加远离我们。例如，新的标记基因，比如糖份启动标记基因现在已经可用，因此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使用会逐渐减少。同时，许多新的转基因作物，例如抗病虫害的Xa21大米，根本就不包含标记基因。”
谬误5：“生物技术作物使得食品更不安全。”事实：生物技术作物使得食品更安全。因为它降低农药残留，就Bt玉米而言，减少黄曲霉毒素感染，生物技术使食品更加安全。
德国绿色生物技术科学与人文委员会学院联盟报告说：“来自生物技术作物的食品比来自传统种植作物的食品更健康。”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调查已经显示，由致癌真菌毒素、烟曲霉毒素引起的玉米感染在生物技术抗虫Bt玉米中大大减少了。
德国委员会还强调，偶发的DNA突变的可能性，在使用致突变化学物或者电离辐射的传统植物育种过程中比在生物技术作物育种过程中要高很多。而且，与传统作物或有机作物不一样的是，生物技术产品在获得许可之前都要用畜禽和老鼠进行严格的试验。
抗虫玉米增强安全性，这一优势得到前意大利卫生部长、世界顶尖的肿瘤学家UmbertoVeronesi教授的进一步支持。他在《共和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基因改良的玉米比传统玉米更少受到欧洲玉米螟的攻击。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那些对基因改良作物和食品不可思议的妖魔化的原因。当对人类健康有明显的好处时，我完全支持使用基因改良作物。因此，我相信在未来，随着研究者对现有技术的利用，我们可以为消费者生产出更优品质的食品，更好的保护他们远离有毒物质，并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安全性。”降低烟曲霉毒素水平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份。烟曲霉毒素是一种霉菌毒素，具有镰刀菌属真菌释放的神经毒性。烟曲霉是一种在粮食作物中产生的谷物霉菌，或者由于储存不当，或者由于虫咬，为真菌孢子提供了入口。
在具备现代农业体系的国家，常规检测、良好的干燥存储设施以及化学农药的合法使用都能够将霉菌毒素控制到最低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都无法提供可靠的保障，霉菌毒素的危害就很严重。在危地马拉及其它一些地区，由于母亲食用大量被感染的玉米，生下的婴儿患神经管缺陷的几率比全球平均值高六倍。
Bt玉米是非常有效的，在不使用农药的情况下就能够把烟曲霉毒素降低到安全水平。它自带的抗玉米螟杀虫剂极大地降低了对作物的损伤，因此消除了在加工之前真菌孢子侵入到内部的大部分风险。
在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唐纳德·丹佛斯植物科学中心荣誉主席RogerBeachy说：
“我们已经看到某些传统或者有机农业中大家熟知的风险得以极大地降低：通过生物技术，玉米中的致癌成份比如黄曲霉毒素引起食品感染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农民接触用于虫害控制的危险的神经毒素的机会也大幅下降，农民因不当接触造成的健康影响也大幅减少；随着生物技术作物的广泛应用，免耕法用于杂草控制，土壤中的碳存量增加了，燃料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农田径流水等物质的品质得以改善。”
Beachy博士在做总结时说：
“一些术语的使用，不当地暗示风险和可能缺乏安全性，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技术本身是不安全的，因此由技术产生出来的产品也不安全。然而，过去20多年科学界达成的一致意见表明，情况恰恰相反。”
但是，某些谬误依然被顽固的反对者们反复传播，包括宣称生物技术土豆或大豆已经被发现是不安全性的。对生物技术土豆的指责源自媒体对苏格兰研究者ArpadPusztai的采访。此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组大量删改过的“指控”在一片争论中发表(与其同行的意见相左)。英国皇家学会发现，实验设计和执行过程中的大量错误使得该研究不可能得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最后看起来，Pusztai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一个毫不起眼、众所周知的事实：单纯食用土豆不足以保证老鼠的最佳健康。
另一个案例，俄罗斯科学家IrinaErmakova因为其断言而臭名远扬。她在由绿色和平组织赞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生物技术改良大豆喂食小鼠会导致死亡率上升及生育力下降。Ermakova的断言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便以论文形式发表在科学文献上。但《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一个特殊栏目对其结果做了检验，结果显示，Ermakova的主张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她喂食小鼠的饲料没有标明生物技术饲料成份和传统饲料成份的数量；她没能在动物实验中展示任何剂量/反应；她的对照组动物显示的死亡率和不孕率大大超出正常饲喂环境下的比率。这项研究引起了全球科学家和食品安全机构的谴责，坚决否定此项研究，因为它缺乏科学性，研究方法无效。NinaFedoroff博士做出了对Ermakova研究的最好的全面反驳。
以上的例子都极为恶劣，而另外一个被反转份子和媒体利用的缺乏科学性的例子是2012年9月份在《食品和化学毒物学》发表的由法国分子生物学家Giles-EricSéralini所做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声称喂食抗草甘膦玉米NK603并且饮用添加草甘膦的水的小鼠会长出更多的肿瘤，而且比对照组小鼠更早死亡。
这项研究因为存在严重的缺陷和证据不充分而遭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强烈谴责。数家欧盟国家的食品安全机构(德国、比利时和荷兰)也加入了这一片批评声中。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初步审查指出，这项研究“对安全性评估来说没有足够的科学质量”。
巴西国家技术委员会生物技术分会也在自己的报告中谴责这项研究没有提供扎实的和完整的信息。法国科学界也极为罕见地由国家农学、医学、药学、科学、技术和兽医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声明：“这项研究不能够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它仅仅在公众中传播恐慌。”
研究院的报告进一步说：
“由于在方法和阐述中的巨大缺陷，这篇文章中展示的数据无法对先前的研究提出质疑。之前的研究结论认为NK603玉米从健康角度来说是无害的，如同那些已被批准用于动物和人类食用的生物技术作物一样。”
在这些研究院的声明发表后不久，法国生物技术最高委员会(HCB)和法国国家食品安全当局(ANSES)也发布了他们的评论，也严厉批评了Seralini的研究。HCB总结道：
“这项研究结果的报告是支离破碎、不精确的。只选取并报告或评论了部分结论；这些选择性的结论缺乏准确性和生物学的关联性，并且使用了非常规的“术语”。这种不精确的、支离破碎的描述组成了那些未经证实的结论，然后用这些未经证实的结论构建那些不合理的病理生理假说。”
最后，2013年11月，出版方撤销了那篇论文，这项研究也没有得到任何可信的科学家辩护，也没有被人重复引用。
今天我们可以确信：通过生物技术改良的作物和食物，比历史上任何其它作物和食物都事先经过更多深入细致的审批。无一例外的，这些食品如果不比传统食品更安全，至少与传统食品同样安全。
谬误6：“农业生物技术没有为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益处。”事实：未来三到十年，下一代生物技术大豆将会为消费者带来无数益处。生物技术作物及其加工的产品比同类普通食品品质更好、更便宜、更安全、更健康。
农业生物技术因其减少农药使用、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也更安全而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农业生物技术已经不局限于农业投入方面的性状，到2015-16年，将出现数个能够直接给消费者带来益处的品种。
这些有益特性包括饱和脂肪酸更低、大豆异黄酮成分及欧米茄-3脂肪酸含量更高。英国科学家报告说生物技术作物是唯一的可持续的方法，能够把欧米茄-3脂肪酸添加到食物链中而不破坏越来越脆弱的鱼类资源。还有一些新品种将会在饮食中增加50%的人体可吸收铁元素，这将可以帮助那些贫血的消费者(联合国估计世界范围内有16.2亿人处于铁缺乏状态)；2012年在美国首次种植的高油酸大豆将排除豆油的氢化需求——氢化的过程会产生反式脂肪。研发人员正在努力研发一种新型高β-球蛋白大豆，这将会使大豆具有更好的风味、食品质地以及与食品混合的能力。β-球蛋白是一种天然生长的、能改良食品质地和口味的化合物。这种新型大豆品种也含有将比市场其它大豆蛋白更多的可溶蛋白。这个大豆品种现在正通过传统育种方法研发，但是在美国将采用基因改良技术使其具备除草剂抗性。
然而，宣称当前市场上的生物技术作物不具有“消费者益处”具有实质的误导性。某些反生物技术份子非常乐意这样误导人。事实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共处同一个生存空间，环境的益处诸如更清洁、更高品质的作物，使用更少的水、更少的农药、更少的燃料以及大幅减少表层土壤损失和温室气体排放，这使得全球的消费者都能受益。
关于这一点，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欧盟资助基因改良研究的十年(2001-2010)》做出了最好的结论：
“生物技术为我们在诸如农业、渔业、食品加工和工业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在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要不断应对作物生产所面临的问题，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
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支持农民及乡村人口生活的需求是全球的主要关切。为了实施最好的方案，我们必须考虑所有选项，使用独立的、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去解决这些挑战。这些选项包括基因改良技术以及它们的潜在用途。”
谬误7：“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反对对基因改良食品强制标识，因为他们试图向消费者隐瞒安全问题，剥夺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事实：如果消费者想要避开生物技术食品，现有的标识便可供消费者使用(有机标识)。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除非经过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评估检测并获得安全批准，否则，生物技术食品不会上市。
标识支持者宣称强制标识是必要的，这样，一些消费者能够做出选择来避开源自生物技术的食品。谁能反对告知消费者信息并且使消费者做出知情选择的权力呢?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对安全的考虑为特殊标识提供了理由。但是，生物技术食品没有任何特定的安全问题，“转基因标签”没有给消费者提供任何健康风险的信息使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
事实上，这样的标识只会告诉消费者整个过程中的某些方面，最后用在食品中的农作物的种子是经过改良的，与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关联，而跟安全性有关的信息必须按照法律披露。如果这样基于过程的标识应用在有机食品上的话，那么有机食品将会标上诸如“曾使用包含已知能够导致人类疾病的病原体的动物粪便施肥”，还是说明“曾把苏云金芽孢杆菌或者致癌鱼藤酮用于作物来控制虫害”?——这些过程对大部分有机作物生产来说很常见。为生物技术食品做标识的标签没有给消费者提供任何有关安全性的信息，而只能够带来困惑，并且，在关于生物技术食品的案例中，会导致不必要的忧虑和担心——事实上，这才是那些卖力推动这种标识的人们的真正目标。
大多数国家的消费者通过选择“有机”或者“生态”标识，已经能够自由选择避开源自基因改良技术作物的食品，这样的标识意味着生产有机产品的农民不会使用基因改良种子。那些选择有机食品的人们当然也会为这种通常高价的食品支付更高的费用。但是这显然比强制标识更加公平，因为强制标识将会推高所有消费者的花费，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为有机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生物技术食品与其它食品(传统或是有机食品)相比，即便不比它们更加安全也至少是同等安全。这说明标识支持者是通过暗示一个并不存在的安全性问题来寻求使用标识去误导消费者。例如，前面提到的欧盟委员会所做的关于生物技术的十年研究总结道：
“我们从130多个研究项目、涵盖了25年以上的研究、涉及了500多个独立研究团体的成果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改良作物技术，不比诸如传统植物育种技术更有风险。”
生物技术的反对者们经常宣称，“未经验证的生物技术食品自由地摆放在市场上，即使人们担心它们可能不安全。这些食品在未经测试的前提下被监管者错误地认为与传统食品实质等同。”这样宣称是错误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专家小组经过数年工作之后，“实质等同”原则于1993年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充分阐明。在这项工作中，专家小组提出了一系列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及其答案在今天被用来常规评估生物工程食品的潜在危害。
对于某一特定的食品，只有考虑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还没有找到关于健康、安全或者营养方面的不同，才能下结论说这种生物工程食品与其同类食品实质等同。也就是说，这是在充分而繁复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前提假设。这种方法已经获得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可。
直到今天，最反对强制标识基因改良食品的并不是生物技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的产品就是卖给农民的种子，产品上都携带着标识，清晰地表明种子是通过生物技术生产的。最反对基因改良食品强制标识的是食品公司，他们直接受到由职业反转人士频繁发起的误导运动的威胁——而对于职业反转人士来说，标识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集资工具。
环境部分
谬误8：“自从引进生物技术作物之后，农药使用量有所增加。”事实：不对。如果这一说法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在农业增产的同时，美国农药行业却经历了农药需求量减少的困境?
对于那些种植抗虫和抗除草剂作物的农民来说，化学药剂使用的减少是农民最先看到的，也是最明显的益处。2009年6月，德国研究人员MatinQaim博士的报告总结称：“基因改良作物既有利于环境，又有利于健康。尤其是Bt抗虫作物，它显著地减少了化学杀虫剂的使用。”这一结论得到了其他同行研究文献的充分支持，例如GrahamBrookes和PeterBarfoot在2013年4月发布的报告说道：
“生物技术的特性使得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地区杀虫剂和除草剂对环境的影响大幅度减少。1996年以来，生物技术作物种植区域使用的杀虫剂中，活性成分减少了5.03亿公斤(减幅8.8%)，如果用环境影响指数EIQ衡量，用于生物技术作物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下降了18.7%。”
孟山都告诉投资者，由于生物技术农作物降低了对农药的需求，到2008年，农药销售额将下降10亿美元(降幅28%)。同样，拜耳公司早在2003年将第3季度的亏损归咎于其全球范围内农用化肥业务的衰减，特别是生物技术改良作物的种植量迅速增加，对化学杀虫剂的需求减少。
农业经营咨询公司柯莱恩有限公司(Kline&Company，Inc.)预测，2004-2009年间，由于生物技术的应用，种植玉米、棉花和大豆的农民在化肥上的支出减少了10亿美元，与此同时，用于玉米种植的传统化肥销售额将从2002年的3亿美元骤降至2012年的7，000万美元。这些预测经实际检测已得到证实(Brookes和Barfoot，2009)。
加拿大1995至2000年间，生物技术作物双低油菜籽的种植比例从10%增长至80%，除草剂使用量降低了40%，相当于除草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下降了36%(根据对人类与动物的毒性和环境持久性计算)。
在巴西，大豆种植者协会(Aprosoja)一项报告称，2003年大豆产量创纪录的同时，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却使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50%。据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谷物委员会(Farsul)主席说，种植传统大豆的农户每公顷使用2升草甘膦除草剂和5-6升其它除草剂，而种植生物技术大豆的农民只需要3-4升草甘膦除草剂，草甘膦比其它除草剂在环境中残留的时间更短，增加了对环境的益处。
2008年，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一项关于抗虫玉米在西班牙应用和性能的报告称，种植Bt抗虫玉米的农民比种植传统玉米的农民使用的农药更少。
一项针对整个欧洲的农药使用和传统农业较早的研究(作者Phipps、R.H.和Park，J.R.2002)表明，如果欧洲玉米、油菜、甜菜和棉花有50%为生物技术品种的话，每年的杀虫剂配方产品将减少1，450万公斤(活性成分440万公斤)，农药喷洒作业节省2，050万升柴油，留存了7.3万吨二氧化碳没有排放到大气中。杀虫剂使用的减少，弃用毒性更高的除草剂而使用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新型杂草控制措施，所有这些指标得到了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ERS)更多数据的再次确认。反对者通常选择性地使用数据，采用无效的研究方法，其结论不足为信。
谬误9：“生物技术作物的基因漂移威胁生物多样性。”事实：异型杂交和除草剂抗性是为人熟知的作物管理问题，在生物技术出现之前早已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物技术作物的可控性低于或将会低于其对应的传统作物。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物技术作物商业化之前，已有42个不同国家分别记录了11，188例耐除草剂的杂草。其中一些案例反映了某些杂草对抗药性的适应，另一些则反映出多数植物与生俱来的对某一种或某几种除草剂所具有的耐受性。为了抵抗杂草这种天然的抗药性，农民只能随着季节变换交替使用不同的除草剂，有些地方甚至在同一季节也要使用不同除草剂(不同除草剂的化学作用方式不同)。
通过把除草剂施用在之前并不适用的特定作物上，抗除草剂的生物技术作物为农民增加了对抗杂草的“武器”(除草剂)种类，因此降低了杂草通过传统选择性压力/适应力而产生抗性的可能性。
研究证实，全球范围内除草剂活性成分的使用量减少了7%。常与生物技术作物同时使用的、具有改善环境安全特性的除草剂，使得生物技术农业对环境的影响大幅减少，降幅约为18%。(Brookes和Barfoot，2012)
没有可靠证据表明正在研究中的或已商业化的生物技术作物已经或将会比传统作物更难控制，也没有证据表明耐除草剂作物会比其它育种方式的作物带来更棘手的杂草问题。据《新科学家》(NewScientist)杂志1999年7月报道，由于欧洲的一种杂草演化出了抗自然抑制生长能力的超级杂草，当地种植的传统甜菜已于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生物技术作物出现之前，就发生了异型杂交。人们不能使用内吸收型除草剂或其它类型除草剂，因为它们同时会杀死农作物。
另一方面，英国一位著名生态学家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发现，生物技术耐除草剂作物不会存留于野生环境之中，也不比另一些未经改良作物对其它植物的生长环境具有更大的侵略可能。生物技术耐除草剂作物没有变成自繁自种的作物，它们也没有扩散到周边环境。
权威的英纳斯研究中心(JohnInnesCenter)的一组科学家们在一篇关于生物技术作物对环境影响的论文中总结说(Dale，2002)：“我们找不到任何令人
信服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生物技术作物和非生物技术作物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谬误10：“生物技术玉米威胁着帝王斑蝶。”
事实：大量科学研究证明，Bt作物对帝王斑蝶没有任何可衡量的影响。实际上，帝王斑蝶还从农药喷洒的减少中获得了益处。
一项单独的实验室实验表明，如果用Bt玉米的一种花粉直接饲喂帝王斑蝶的毛虫，可能会对毛虫造成伤害。
大量的田间实验和田间观察已经表明，Bt玉米没有对帝王斑蝶的种群数量产生任何可测量的影响，在未来也不会产生影响。2009年10月，享有盛誉的英国皇家学会在其报告《收获益处》(ReapingtheBenefits)中指出：“研究显示，Bt玉米花粉实际上并未造成威胁，因为帝王斑蝶毛虫以之为食的乳草属植物叶片上的花粉浓度远不足以造成伤害。”
帝王斑蝶在墨西哥森林过冬，一年一度迁徙到美国，它们的数量受墨西哥天气和栖息地减少的极大影响。2000年，2，800万只帝王斑蝶在墨西哥过冬，到了2001年，在此过冬的帝王斑蝶有一亿只。近来，往南迁徙沿线的严重干旱被认为导致了有记录以来帝王斑蝶过冬数量的最低值。还有一种可能，向南迁徙的帝王斑蝶实际数量下降，是因为它们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繁育栖息地减少了。当下，人们正在采取措施恢复和改善成年帝王斑蝶的繁殖栖息地，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奏效。
Bt作物，主要是Bt棉花的最重要影响是在美国南部每年减少约100万升化学杀虫剂的使用量。这无疑保护了迁徙过程中帝王斑蝶的生命安全。
在帝王斑蝶事件之后，又有人声称Bt棉花对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益虫造成了伤害。事实上出现的情况正相反。2003年吴孔明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杀虫剂使用量大大减少，Bt棉花田中的节肢动物多样性高于传统棉花田，Bt棉花田里棉铃虫天敌的数量也多于传统棉花田。2010年1月，来自五个欧盟国家的科学家们也得出结论，Bt玉米对蝴蝶和飞蛾几乎没有影响。
关于生物技术作物可能会影响蜜蜂的焦虑也已平息。实验证明，饲喂蜜蜂的Bt作物所表达的纯毒蛋白(用以控制毛虫)或生物素结合蛋白(用以控制一般虫害)对蜜蜂的健康没有影响，给蜜蜂饲喂蛋白酶抑制剂(用以控制毛虫和甲虫)只有轻微影响。即使如此，这些实验也只是极端情况，因为蜜蜂主要食用的生物技术作物的花粉中只有极微量的新蛋白。
进一步说，那些认为生物技术作物导致所谓“蜂群崩坏症候群”的说法没有任何数据的支持。实际上，“蜂群崩坏症候群”发生在很多没有生物技术作物种植的区域和国家，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和英国。对此最好的解释似乎涉及一系列因素，包括害虫(瓦螨)、病毒性疾病、低水平暴露于烟碱类种子处理剂等完全与生物技术无关的因素。
谬误11：“用于生物技术作物的除草剂破坏环境。”事实：生物技术耐除草剂作物不仅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带来了更清洁的土壤和水，而且大大推进了免耕农业的应用，最大限度减少了土壤侵蚀和大气中的碳排放。
一般来说，相比那些正被欧洲和美国逐步禁用的老一代除草剂，可以施用到生物技术耐除草剂作物上的除草剂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更少。新一代除草剂在环境中效用期更短，对野生动植物和人类毒性更低，要么迅速降解为无害的副产品(二氧化碳和水)，要么紧紧附着于土壤颗粒而不会渗入饮用水源中。
耐除草剂作物非但没有危害环境，反而通过减少土壤翻耕需求，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农业的面貌。正因为有了免耕种植以及其它形式的保护性耕作方式，土壤侵蚀和土体移动的发生降到最小，并极大增加了土壤健康和蓄水能力。此外，抗除草剂作物的免耕法有助于减少原先进行翻耕作业造成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免耕法还很节能，它只有一项操作——播种----而不是传统种植方式所需要的犁地、耙地和条播。
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G.PhillipRobertson、EldorA.Paul和RichardR.Harwood发表的研究成果测算出，通过农作物免耕种植方式，现代农业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大约会降低88%。
现代农业通过机械耕作与除草剂的使用实现了对杂草的控制。杂草的压力因地而异，但如果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农民们只使用机械耕作而不用除草剂(比如“有机农场主”)，他们要在每个种植季耕地14次之多。
相比之下，免耕与少耕的作物生产方式分别只需要1次和2-4次耕作，这使由于风蚀和流水造成的土壤流失减少了至少90%。
如果农民从密集化机械耕作转变为免耕或少耕的生产方式，随着机械耕作次数的减少，土壤中蚯蚓的数量随后呈同比例增加。2001年，美国大豆协会(ASA)一项关于保护性耕作的研究发现，有75%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农户报告称，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土壤表面有更多的农作物残茬。年复一年，农作物残茬层层累积，最终分解为新的腐殖质纳入土壤。艾奥瓦州一位大豆农民说：“我们农民生产表层土壤，这在农业中还是破天荒的事。”
农作物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有助于减少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为避免过度耕地使生长在植物根部的天然真菌产生球囊霉素，这是一种天然具有固碳作用的蛋白质，可将碳元素固定在土壤之中。球囊霉素有助改善土壤的肥力，它像胶水一样，把土壤颗粒适当地聚集在一起，为水、氧气和植物根系渗入土壤提供了表层土壤之下的空间。
除掉水的因素，肥沃的耕地与荒芜的沙漠之间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球囊霉素存在与否。健康的耕地土壤被机械耕种得越多，球囊霉素被破坏得就越多，它之前固储的碳就以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去了。
谬误12：“生物技术作物对于自然环境具有与生俱来的危险性。”事实：没有证据表明生物技术作物比其对应的传统或有机作物更具危险性。
正如前面提到的Brookes和Barfoot所作的生物技术作物对全球环境影响的报告所称，生物技术作物通过减少翻耕、减少使用柴油和化学制剂来造福环境。Brookes和Barfoot在2012年的报告中称，综合这些与生物技术作物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从减少燃料使用到土壤固碳，减排量相当于马路上少了1，190万辆汽车，相当于英国所有登记车辆的41%。
新西兰科学家TonyConner、TravisGlare以及他们的荷兰同事Jan-PeterNap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评价。他们评估了250篇已发表的研究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了关于环境影响的方方面面，包括杂草性、基因水平漂移、生态、生物多样性和其它人们所关心的基因技术问题。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许多归咎于生物技术作物的问题并不存在，有些确实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传统作物和有机作物身上。
评估的主要结论有：
与传统作物相比，生物技术作物不会更容易导致害虫或疾病问题；
与其它品种相比，生物技术作物不会更容易在农田环境之外成为杂草；
与传统同类作物相比，生物技术作物不具有更多侵略性和宿存性，也不会更容易变为杂草；
与其它作物品种相比，生物技术作物不会更容易转移目的基因或其它基因；
基因水平转移可能以极低的频率发生，但没有已知的原理可以证明这会产生问题，在这个方面，生物技术作物不比其它作物需要更多的管理；
经过同行评议的严谨的科学类出版物在与传统作物进行对比之后，也未能确认经改良的抗虫生物技术作物对昆虫天敌有不良影响；
迄今发现的所有副作用案例(如果是真的话)都没有说服力，生态系统层面并未显现出问题；
生物技术作物使杀虫剂使用量大幅减少，也为非目标昆虫和总体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共生的益处。
谬误13：“生物技术作物没有给环境带来好处。”事实：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必须忽略以下事实：因减少杀虫剂喷洒而得以活命的更多昆虫和鸟类；因农田提高产量而得以减小压力的野生环境；碳排放的降低；除草剂和保护性耕种条件下更少的土壤损失；低氮/低磷饲料作物所减少的畜牧业对环境的影响。
除了上面所说的最后一点，其它所有内容都在这篇文章中都详细提到过了。2012年，中国科学家们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通过研究20年来的Bt棉花，发现Bt棉花为环境带来了显著的益处，种植在相邻农田的非生物技术作物也从中受益。
生物技术作物减少畜牧业污染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略，然而，通过降低家禽家畜饲料中额外的蛋白质和磷的含量，生物技术极大地减少了畜牧业向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
农业科学技术委员会(CAST)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计算得出，低植酸酶玉米和大豆这类新技术产品可以有助于减少猪和禽类排放的氮和磷，分别多达40%和60%。改善牛的消化系统也可以减少高达34%的氮排放和50%的磷排放。
另外，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与Bt玉米相邻种植的传统玉米也获益于欧洲玉米螟的减少。这项研究涵盖了美国盛产玉米的明尼苏达州、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威斯康辛州14年的种植记录。研究显示，与Bt玉米相邻的非Bt玉米田间螟虫数量减少了28%-78%，减幅取决于周边Bt玉米种植数量的多少。
这项研究还计算出，14年来由此获得的经济效益共有68亿美元。研究衡量了由于玉米螟的数量减少而增产的玉米的价值，也考虑了农民在生物技术作物的种子上额外付出17亿美元开支，相当于每公顷花费10-20美元。Bt玉米田间害虫显著减少，然而相邻的非Bt玉米田获得了害虫减少所带来的总收益的2/3。换句话说，Bt玉米抑制害虫的益处显著体现在了相邻的非Bt玉米田里。
谬误14：“对于免耕农业而言，没有必要使用生物技术作物。”事实：免耕的种植方式虽然在化学除草剂被引入前就已做过尝试，却很少像生物技术作物品种出现之后这样简单易行、经济有效。
2002年，Fawcett.R.Towery针对耐除草剂作物引入以来所做的调查报告进行了分析，强烈支持这样的结论：1996年以来，保护性耕种的生产方式在生物技术作物的促进下得到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地增长，每年得以节省10亿吨土壤，为鸟类和哺乳动物提供了有益的栖息地，减少了磷和氮的流失，减少了土壤中的碳逃逸和耕地所用的拖拉机燃料，从而减少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值得肯定的是，在耐除草剂大豆问世之前，使用免耕生产方式的农民必须使用土壤型除草剂。这种除草剂需在播种之前喷洒到田中，它的效用经常被前一茬作物的残留物所削减，而在免耕耕作中，田间必然会有残茬。
1996年之前，其它免耕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包括：
(a)窗口期短。在窗口期内，农民需要把有限的除草剂施用到生长中的大豆上。除草剂喷洒过早可能损害或杀死大豆，喷洒太晚可能有杂草失控的风险，因为太大的杂草已经不能用除草剂杀死。所以，对于1996年以前采用免耕方式的大豆农民来说，一两个星期的雨就足以毁灭为控制杂草做出的所有努力。
(b)窄行密植栽培大豆的新兴生产方式风险较高。窄行密植栽培，即密集种植以更高效地利用阳光，利用叶冠投在地上的阴影来节约更多的表层土壤水分。由于作物间隔窄，无法对大豆进行机械松土以控制杂草，农民采用窄行密植的栽培方式只能依赖于农药除草。
密西西比大学农林实验站的研究人员NormanBuehring说，“窄行密植栽培大豆可能带来单产增加，如果不能(可靠地)赢得与一种称做决明子的野草的斗争，这种野草一旦失控，将使大豆单产损失多达35%。”
农业生产
谬误15：“生物技术对农民而言并不划算。”事实：生物技术改变了全球农业，使农作物产品价格更便宜，更容易种植，同时减少农药的投入。
作为一项被一些人宣称会引发经济灾难的技术，全世界的农民却对农业生物技术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在农场上使用这一技术。近二十年前生物技术出现时，耐除草剂大豆还没有商业化，但到了2012年，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生物技术大豆、棉花和玉米在美国的种植面积已经分别占总种植面积的94%、76%和75%。
在巴西，从2003年开始合法种植耐除草剂大豆，到2012年，85%的大豆都是生物技术大豆。而在阿根廷，生物技术大豆超过95%。此外，1996年以来，生物技术作物种植面积每年都呈现大幅增加，到2011年，共有29个国家的近1，700万农民(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种植了1.6亿公顷的生物技术作物。而在1996年，生物技术作物推广的第一年，总种植面积仅为170万公顷。
农业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不能归因于农民的盲目热情。生物技术作物帮助农民省钱，降低了工作强度。农民不仅是土地的守望者，生活在人们所关心的环境里，农民也是生意人。如果一件工具或一项技术不管用，人们根本不会使用它。
同理，如果生物技术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在生产效率、栽培管理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令农民受益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年复一年地应用它。
Brookes和Barfoot在他们2014年的研究论文中指出：
“......基因管理技术对农场收入有显著积极的影响，这来自于生产力提高和效率提高相结合。2012年，全球直接受益于生物技术作物的农场收入的好处是188亿美元。这等同于增加了全球四个主要农作物——大豆、玉米、油菜以及棉花总产值的5.6%。自1996年以来，农业收入是1，166亿美元。”
2012年农业收入的最大增长来源于玉米，主要是单产增加的收益。2012年由基因改良抗虫(GMIR)玉米创造了67亿美元的额外收入，使生物技术作物种植国家的农作物产值增加了6.6%，相当于使2012年全球2，260亿美元的玉米总产值增加了3%。1996年以来，GMIR技术已使全球种植玉米的农民收入累计增加了323亿美元。
提高单产和降低成本相结合，使得种植棉花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2012年，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国家的棉农收入水平增加了55亿美元，并且自1996年以来，棉花额外增加了377亿美元的收入。2012年的收入增长相当于使这些国家的棉花产值增加13.5%，也就是使全球棉花470亿总产值增加了11.5%。两种新棉花种子技术的产值增加是很可观的。
在巴西，农业经济师咨询公司Celeres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十五年......产出了119亿美元的收益，其中44%的收益是由于提高生产力创造的，相较于前一年，提高生产力的增值是27%，主要是基因改良玉米所推动的。去年，产生收益主要归功于生产成本的降低，节省的成本折算后相当于同期收益的52%。目前，这一部分相当于总量的37%。”在欧洲，农民们更希望有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选择。但目前，只有一种于1996年批准的抗虫生物技术玉米可以种植。西班牙农民一直是这种玉米的追捧者，他们的产量占六个欧盟国家种植11.6万公顷的85%。
然而，1996年以来，受限于高度紧张的政治、立法和舆论环境，欧盟没有再许可任何其它生物技术作物品种进行商业化种植。2011年的一项欧盟农民对生物技术态度的研究显示，“经济的考虑，例如较高收入水平的保障，或杂草控制成本的减少，对于批准种植抗除草剂作物的潜在支持者和潜在反对者两方而言，都被认为是最令人振奋的推动因素。”
该研究还发现：
“......超过半数的德国农民，以及接近一半的捷克和英国的农民热衷于使用GMHTOSR(抗除草剂生物技术油菜籽)，而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西班牙、法国和匈牙利农民热衷于采用GMHT玉米(抗除草剂生物技术玉米)。抗除草剂生物技术油菜籽相比抗除草剂生物技术玉米更吸引欧盟农民，这一事实从侧面反映出油菜籽中的杂草比玉米的杂草处理起来更复杂。”
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一接受采访的瑞士农民表示如果生物技术能够提供一些如抗病性那样的生产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们将愿意种植生物技术作物。他们认为，生物技术作物将有助于降低作物生产成本，特别是如果免耕法能引入的话。他们也认为，抗除草剂生物技术油菜籽、玉米或甜菜将有助于增加净利润率。
政治上的阻扰和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反对，使得欧洲的农民错失了获取生物技术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技术正在其它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得到迅速推广。政治意愿未能消除反对生物技术分子的宣传和消费者的误解，只是导致农民不能应用该技术。
例如，欧盟农民和农业合作社协会(COPA-COGECA)的秘书长表示，已经留意到消费者的担忧，但同时呼吁欧盟农民使用生物技术。
“......欧洲的农民应有权选择和使用这种技术。农民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购买意愿也非常重要，迄今大多数欧洲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基因改良农产品......欧盟批准的基因改良生物的法律框架内需要正确实施。”
“由于额外的行政管理负担、消费者的反对以及对他们作物可能受到销毁的担忧，农民往往不愿意种植这种作物。今后，我们要确保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高产、高效和可盈利的欧盟农业领域，来为5亿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食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食品需求。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但它必须建立在确凿的科学结论、一个有效的欧盟监管程序之上，还必须能被消费者接受。”
生物技术技术在南美洲得到了迅速认可，2011年统计，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共种植了4千多万公顷的生物技术大豆。阿根廷农牧渔业部和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2012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总结说：“......相比于生物技术大豆，常规大豆需要更多的耕地面积和劳力作业才能达到当前的产量水平。此外，由于需要使用多种农药，传统大豆的生产还会更严重地对水、空气和土壤产生污染，并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基因改良大豆品种由于更易于农艺管理、杂草控制，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它的引进彻底改变了上述四个国家的作物种植格局。”该报告接着指出，种植生物技术品种和常规种子之间的直接成本经济差值是15%，有利于生物技术种植。
谬误16：“农民在种子和农药方面受制于生物技术化学公司。”事实：传统种子供应行业规模大、业务活跃，仅在美国，就有超过550家经营传统种子供应的公司——表明非生物技术种子依然随处可得，广为使用，这才是事实。
耐除草剂大豆量产的成功，促使很多大豆品种能够适应美国的所有气候区域。然而，有机产品种植者和只愿意种植非生物技术大豆的农户仍然可以种植非生物技术大豆品种。此外，目前还有大约100家独立的种子公司(并非由生物技术公司所拥有)还销售着种子，他们与生物技术公司收购的种子公司相互竞争。
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必须使用数种农药以控制杂草。有些农药效果比较好。但也有一些农药，若过度使用会导致杂草产生抗性，如磺酰脲与咪唑啉酮、三嗪类除草剂、百草枯等。
过去50年里，人们研制使用了许多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通常，农药使用大约十年的时间，目标杂草种群便会产生出明显的耐药性(比如草甘膦，已经应用了十五年，在一些地区耐草甘膦的杂草才出现耐草甘膦的抗性问题)。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植物都对某些(不同的)除草剂具有先天的抗性，因此所有这些除草剂销售时必须标识为用于消灭某些特定的杂草而不是全部杂草。
当使用除草剂超过十年以上，产生了杂草抗性问题，这通常是出现了一种或另一种现象(有时是二者兼有)：
(1)出现了原来不是问题的杂草，这种杂草填补了生态位上原本是主要的、但现在已被有效控制或淘汰的杂草留下的空缺(这似乎就是抗草甘膦性杂草出现的途径)；
(2)目标杂草种群通过进化产生抗性。其特征在于，最初除草剂能够很有效地治理杂草，现在失去了其效用。
由于部分农民没能遵守良好农艺操作模式，轮流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防治杂草，加剧了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
农民种植耐除草剂作物的时候，即使用了多种农药，他们也能够减少总体农药使用量，而且这些作物是有耐受力的(参考Brookes和Barfoot，2014)。然而，必须采取健全的管理方法，以避免过度使用除草剂导致杂草产生抗性。
2010年4月，美国国家科学院报道了抗草甘膦杂草出现的案例。然而，杂草对农药的抗性并不是新事物也不是第一次发现，而且这也不是生物技术导致的结果。许多情况下，它是由于一些不良管理方式造成的，农民过分依赖某些单一的除草剂(例如草甘膦)，而且没有采用作物轮作，也没有混合使用多种除草剂。这是Brookes和Barfoot所著的《1996-2012全球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一文提出的观点。原文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抗除草剂生物技术农作物广泛种植的地区，一些农民过于依赖使用单一的除草剂如草甘膦来管理抗除草剂生物技术农作物田间的杂草，已经导致杂草抗性的发生。目前世界范围内有25种表现出抗草甘膦的杂草，其中有一些与抗草甘膦作物无关(www.weedscience.org)。例如，目前14种在美国鉴定为抗草甘膦的杂草中，其中有两种与抗甘草磷作物无关。在美国，受影响地区目前占玉米、棉花、油菜籽、大豆和甜菜总面积的15%~40%(这些作物使用了基因改良的抗除草剂技术)。
近年来，研究杂草科学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他们认为，需要改变抗除草剂生物技术作物的杂草管理方案，因为这些杂草种群正朝着抗草甘磷方向进化。基因改良抗除草剂作物的种植者越来越多地被告知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即使还没有发现草甘膦抗性的杂草，在他们的杂草综合管理系统中也应该加入其它除草剂(种类不同并且作用方式互补)与草甘膦混合。这种积极主动的、多样化的杂草管理方法是避免基因改良抗除草剂作物出现抗除草剂杂草的主要策略，这也是解决传统作物中杂草抗性的主要途径。一个积极主动的杂草管理计划通常要求使用更少的除草剂、具有更好的环保特性而且要比被动反应式杂草管理计划更经济。”
发生杂草抗性的地区可以通过轮作、不同作用机理的除草剂交替使用以及杂草种子库的管理等农民熟知的方法进行杂草控制。将芽前除草剂的办法并入除草防控整体方案特别有效。尤其是在除草困难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实施农药、栽培和机械措施相结合来有效地管理抗性杂草。处理抗草甘膦杂草跟过去处理抗三嗪类杂草、乙酰乳酸合成酶(ALS)抑制剂类杂草、或原卟啉原氧化酶(PPO)抑制剂类杂草没有区别。
(更多详情另请参阅刊登于2012年10月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关于杂草抗性高级会议的报道。)
谬误17：“生物技术作物只适合美国农业。”事实：在美国以外广泛种植着生物技术作物，发展中国家种植的生物技术作物面积占全球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而且，发展中国家采用农业生物技术的速度持续增加，比工业化国家快两倍。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14年2月发布的年度报告，2013年，全球27个国家合法种植了生物技术作物，1，800万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农户中，百分之九十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匮乏的小农户。(参阅www.isaaa.org)
Brookes和Barfoot在他们2014年的研究报告指出：
“关于生物技术作物种植者的性质和规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农场规模并不是影响该技术应用的因素。大小农户都接受了生物技术作物。经营规模不是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障碍”
生物技术作物的主要生产国还包括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中国和南非。西班牙30%以上的玉米是生物技术玉米，该国2013年种植面积较2012年增加了20655公顷。澳大利亚和印度是生物技术棉花的重要种植国家。布基纳法索、玻利维亚、埃及现在已经商业化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墨西哥、洪都拉斯、哥伦比亚、智利、乌拉圭、巴拉圭、捷克、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也在其中。
阿根廷关于粮食生产(Trigo和Cap，2004)的详细研究结论是，商业化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在农业的发展中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直接影响，同时还有生物技术与其它技术相互作用的影响，以及其对该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而产生的全球宏观经济影响。在中国，Bt棉花引入种植，减少了使用有毒杀虫剂的风险，不仅节省了农民的成本也挽救了成百上千条生命。
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棉花种植国，这主要归因于生物技术棉花极高的采用率。2002年，Bt棉花才被引入印度，种植面积为12.35万英亩。到2012年，720多万农民(2010年为630万)种植了超过1，080万公顷Bt棉花，占棉花总种植面积的93%。
谬误18：“生物技术作物在欧盟被禁。”事实：大错特错。欧盟不仅进口，而且还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对进口、加工和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和食品有现成的法律体系。
欧盟可能有比其它任何地区更多的反对生物技术的人士，包括消费者和政治家，这明显是那些资金雄厚且极为活跃的职业反对人士鼓动的结果。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某些成员国政府在没有任何科学或立法理由下禁止种植欧盟批准的Bt玉米的行为，加剧了“欧盟已经禁止所有的生物技术作物和食品”谣言的传播。然而，现实情况是：欧盟已有现成的法律体系来管理生物技术作物及食品的进口、开发和商业化；欧盟每年从美国和南美洲进口生物技术大豆超过3，000万吨。
试图实施禁令的国家政府必须有科学依据来证明生物技术玉米可能危及其国家安全。迄今为止，在违反欧盟法律(生物技术玉米在欧盟是被完全授权种植的)下煽动这些“非法”禁令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为欧盟委员会所接受的数据。事实上，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09年6月重申了抗虫玉米的安全性。
这些获得政治授意的国家禁令已经遭到欧盟无数科学家和农民的谴责，不仅是因为他们反对合法批准生物技术作物，更是因为他们间接阻碍了科学界和消费者对生物技术的接受。
一些欧盟成员国政府持续的政治性抵制，导致欧盟的生物技术审批流程缓慢。对于动物饲料企业、农户和家禽养殖者来说，这是让他们相当担心的事情，因为审批缓慢意味着其它国家批准并商业化而欧盟没有批准的生物技术作物将禁止入境。例如，一项生物技术作物特性在美国进行彻底的评估，有望在15至18个月内就能得到市场准入许可。在巴西，审批时限甚至可缩短至12到16个月。而在欧盟，平均授权时限大约是四年。
谬误19：“生物技术未能提高单产。”事实：通过减少由于虫害和杂草造成的产量损失，生物技术作物确实提高单产。他们还降低了单位种植面积或单位作物的成本，从而增加了产值。
这个谣言主要是由一个专业的反对农作物生物技术组织在一篇自己发布的文章中鼓吹出来的。该论文不仅被严肃认真的审核也被铁定的事实所拆穿。
耐除草剂作物使农民能够更好地控制杂草，否则这些杂草会与作物竞争，影响它们正常生长。
抗虫植物保护作物免受攻击，特别是对喷洒农药都难以控制的虫害，如玉米螟和棉铃虫。在这两种情况下，生物技术作物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方法来控制单产危害，劳作更少(例如，喷杀作业更少)，农药也更少。
除草剂已被证明在保持单产方面是很重要的，它还不会增加昂贵的成本。美国粮食与农业政策中心(NCFAP)在一份研究中(Gianessi，2003)测算，如果没有除草剂，作物种植者需要雇佣600多万工人来清除杂草，但即便如此仍然会因为杂草的竞争损失掉20%的收成。
2009年，美国大豆种植者可以种植高单产的抗草甘膦大豆。生物技术提供了新种子，它与第一代产品具有相同的抗草甘膦性能和一样低的成本，但是具有更高的单产潜力。当年的作物单产表现高低不一，主要是因为’第二代\&\#39\;大豆可供种植的数量有限，且该技术还没应用在很多高性能的种子品种中。
然而，2010和2011年，当上述这些优良特性出现在更多的高性能种子品种中时，农民们报告说平均单产更高。2010年，Brookes和Barfoot使用平均单产提高5%，且假定与第一代大豆成本节约相同，计算出了2009年的种子溢价是65.21美元/公顷；2010年的种子溢价50.14美元/公顷，2010年包含单产增加在内的对农场收入的净影响增加了72.87美元/公顷。
按全国水平汇总，这就相当于2010年美国农场收入提高了1.7687亿美元，两年的农场总收入增长超过了2.023亿美元。该生物技术也在两年中使美国大豆产量增加了44.6万吨以上(Brookes和Barfoot，2012)。
谬误20：“生物技术只能让人得到蝇头小利。”事实：大豆、棉花和玉米生产经济效益的转变，降低了耕作成本，增加了农民的收益，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这当然不是微小的收益。以美国种植木瓜为例，生物技术拯救了整个产业。
生物技术把夏威夷木瓜产业从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1992年，番木瓜环斑病毒(PRSV)在夏威夷岛的主要木瓜种植产区普纳(Puna)被发现。仅仅三年时间就使整个木瓜产业岌岌可危。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们研发出两种转基因抗环斑病毒木瓜品种：彩虹(Rainbow)和日出(SunUp)，它们不需要农民先对之前生长过受感染木瓜树的地块进行处理就可以种植。
如今，生物技术品种大幅降低了番木瓜环斑病毒的病毒载体，夏威夷的木瓜产量恢复到了1992年的水平，甚至一些非抗病的品种，包括有机的品种，都可以放心种植。更重要的是，在2011年12月1日，夏威夷产的彩虹木瓜获得销往日本的批准，这标志着始于1999年的漫长审批程序的结束。这是日本第一个获得法规审批的，第一个消费者直接食用的产品，也是第一个园地栽培品种。
谬误21：“农民因不能保留生物技术种子而成为输家。”事实：在现代农民的生产总成本中，种子的费用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购买新种子，农民们能享受到多种好处：能得到最新的品种，可以选育选择适应气候、土壤条件，或抵抗预期虫害的压力，并得到育种者的担保。农民通过购买新种子的收益总是大于自留种子所节省的开支和花费的劳力。在生物技术育种出现以前，这些情况就早已存在了。
没有人要求农民必须购买种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从生产的角度说是有道理的。对于现代的自由授粉的大田作物，杂交优势使杂合体具有明显的单产优势(“杂交优势”的结果)，保留种子将给现代商业化种植的农民带来损失，他们更喜欢每年购买新种子，从增长的单产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种子公司可以更好地防止作物由于交叉感染而通过种子传播病害，并通过规模化的种子储存设施，保证种子的质量。此外，种子公司在不断提高种子的遗传性状，以提高单产和抗病性。自留种子的农民是得不到这些好处的。即使在一些没有更多选择的发展中国家，有些贫困农民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每一个商业化种植的农民都知道，影响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种子的成本，而是最终收获的净值。在美国，只有少于5%的大豆是来自农户自己保留的种子，而且，大豆是自花授粉的作物，农民可以很容易合法地保留非专利保护或非PVP的种子。
另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谣言是指责生物技术种子因为不育所以不能留种，其它与这种带有“终结者”技术种子杂交的作物，农民也将无法保留种子。这种阴谋论有多个漏洞：不育的种子不能给下一代传递任何性状，这是因为它们从名字上看就不具有再繁殖能力。另外，所谓的“终结者”技术是一个专利，由一家棉花种子公司和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共同研发。但是这种技术从来没有在实践中应用过。换句话说，在市场上没有所谓的“终结者”种子，也从未生产出过这样的种子。
最后，谣言忽视了一个事实，这种“遗传应用限制技术”可能的结果是，鼓励私人投资于对目前还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自然授粉种子进行改良。技术上有数个更有希望的解决方案正在研发当中，虽然还没有任何一个接近推向市场阶段。
谬误22：“农民经常被种子公司起诉。”事实：只有少数的农民违反了他们自愿签署的特许协议而被起诉。农民和生物技术公司一样，很容易区别种子的意外混杂和故意种植的种子。
58个国家已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UPOV成立于1961年，由那些共同赞成互相保护个人或公司知识产权的国家组成，这些个人和公司愿意投入努力和资源，开发新的植物品种(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造福人类)。
专利是种子公司用来保护其自身拥有的作物品种知识产权的方法之一。专利可以用来保护通过生物技术或传统育种手段得到的新品种。农民购买受到专利保护的种子需要签署一份该专利的特许协议，同意仅种植一个季度。
有些农民声称他们的“传统品种的种子”因为异花授粉被生物技术种子污染，继而被拥有生物技术专利的种子公司起诉。这种交叉授粉的情况在自花授粉的作物比如大豆中是不会自然发生的，即便是在自由授粉的作物中，交叉授粉情况出现的几率也非常小。
在声称传统品种的种子由于异花授粉被生物技术种子污染，从而使自己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案例中，最典型的是加拿大的PercySchmeiser。然而，法庭发现，在他所有的作物种子中，几乎100%都含有专利保护的生物技术标记，这说明他的种子不可能是因为异花授粉造成的污染。于是，这个农民输掉了第一次诉讼和第一次上诉，也输掉了随后第二次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
谬误23：“生物技术帮不了发展中国家。”事实：所有发展中国家已经从生物技术中获益，农产品进口更便宜，作物霉菌毒素水平更低，国内种植单产更高，收获作物更清洁。种植生物技术作物的国家也从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产量和提高竞争力的农业中受益。
2013年，27个国家合法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其中有19个是发展中国家。1，800万种植生物技术作物农民当中90%以上，或者1，600万名农民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James，2014)。发展中国家常常是主要的大豆进口国，他们从数年间因大豆单产增加而出现的低价格中受益。因为生物技术抗除草剂大豆种子随时可以买到，这种较低价格有常常出现的趋势。随着主要出口国投入大豆生产的成本降低，即使他们的大豆收获价格更低，大豆种植面积也在增加，产量也得到提高。
玉米进口国从种植Bt玉米的国家采购玉米(种植Bt玉米国家例如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他们受益于自1996年以来Bt玉米品种中霉菌毒素含量的大幅度减少。Bt玉米大大减少了黄曲霉毒素等霉菌毒素在作物中的形成，而且还降低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玉米植株中由真菌毒素导致的霉菌毒素含量。
此外，数个发展中国家依靠其自身的农产品出口获得收入和就业机会。以阿根廷为例，他们出口大部分(几乎100%)的生物技术大豆。阿根廷前农业部长MarceloRegúnaga2002年7月表示，当年生产抗除草剂生物技术大豆，阿根廷的大豆农民节约了约合4亿美元的生产成本，种植Bt玉米的农民节省生产成本高达15%。
与反对者批评声音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户证明是生物技术作物种植的主要受益者，种子抗病虫的能力节省了昂贵的农药支出，而这些农药常常是有害的。它也减少了田间管理劳作。研究表明，抗虫作物如Bt棉花不受种植规模限制，大农场主和小农户都可以种植。来自印度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表明，在一个有益的公共制度环境下，使用生物技术作物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和减少贫困。
英国独立的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委员会一篇涉及内容广泛的论文总结说，在个案基础上，生物技术不仅仅惠及小农户，还有可能做得更多，譬如改变香蕉的基因，使它能够抵御严重的真菌性疾病，还可以通过生物技术提供给农民抗旱和耐盐碱的作物等。
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请查阅由南非开普敦大学微生物学教授JenniferA.Thomson所著的“GenesForAfrica：GeneticallyModifiedCropsInTheDevelopingWorld”，本书由开普敦大学出版社发行于2002年。
谬误24：“有机农业技术比生物技术具有更好的前景。”事实：如果要稳定地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食品需求，而又不采用不可接受的、侵占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方法，那么生物技术作物至关重要。
多数美国农业组织的成员中都有使用有机、常规和生物技术方法的种植者。研究和经验表明这样一个结论，从科学的角度看，这些方法并非不能共存，它们具有高兼容性和互补性的潜力。有机农业有其自身的地位，其优势集中于低单产作物的生产，提供给那些愿意支付高额溢价的消费者，消费更为劳动密集型的，也被这些消费者认为是“天然的”的产品，即使研究并没有发现有机农业比普通生产方式有稳定的安全和健康方面的优势。
如小麦、棉花及用于动物饲料的大豆和玉米这类价格敏感的农作物，所有这些都构成美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机方式都太昂贵，单产也太不稳定，大规模生产太容易受到虫害和气候问题的影响。
最近完成了数份(相互矛盾的)有机农业和常规农业方式的比较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指出采用有机体系会使单产大幅度减少(衡量数年，不排除休耕或“恶劣的天气”时期)，投入劳动力也大幅增加。
南达科他州的LynnJensen先生的经验可能有一定代表性。他向《大豆文摘》(SoybeanDigest)报告他种植的有机大豆需要翻耕的次数是生物技术作物的三到四倍，而且单产减少了30%至40%。就此原因和其它很多原因，现代的免耕农业使用生物技术，如抗除草剂作物，近乎是低环境影响、可持续的和可负担得起的。
美国农业科学技术理事会(CAST)的一份报告列举了大量的文献综述，这些文献从可持续发展方面比较了生物技术、传统的和有机大豆生产体系。这篇报告的结论是，所有这三个生产体系从环保角度来看都是可持续的，并且经营均可盈利。然而，该报告指出，有机大豆需要高溢价，以弥补较低单产的收益，从而确保生产这样的作物能够盈利。（注：本文由美国大豆出口协会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