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小驹” 拉不动粮食安全“大车”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直言，我国粮食产出和需求间的突出矛盾，已经不允许我们搁置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一样，用传统的一些方法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出路必须通过现代的高新技术来支撑我们农业的发展。

粮食产出和需求的矛盾换一句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粮食安全。按照上述“必须通过现代的高新技术来支撑我们农业的发展”的说法和通篇报道的主旨，似乎要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就必须发展和依赖转基因技术。然而，转基因技术顶多是正在成长的一匹小驹，无法承载和拉动中国粮食安全这辆大车，更没法拉动世界粮食安全的大车。如果把现代科技当作拉动粮食安全的一匹马，那么，与现代科技并行的还有传统农业的多种方法。因此，转基因技术当然可以发展，但是把转基因当成解决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或主要途径却未必尽然。

粮食安全说到底，是要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就要求，能确保生产足够多的粮食并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当然，粮食安全还有质量和营养上的要求，但仅仅从粮食数量上的安全来看，生产足够多的粮食也只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选项，其他选项还有节约粮食，如从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上节约粮食，以求供给更多人口所需的食粮。

中国现在和未来确实有粮食缺口，而且有扩大的趋势。根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11450亿斤。按照粮食自给率95%以上测算，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达到10800亿斤以上。要保证达到这样的粮食产量和供给，可供选择的路径虽不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却也有诸多选择。

粮食是长在土地上的，保护现有的耕地和开发利用荒地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增加和充分利用土地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至少与现代科技并行不悖，而非可有可无。根据测算，现在中国就有1亿亩后备耕地，如果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复垦耕种，就会大大提高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所以，目前的现实是，如何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经济，保护耕地和开发荒地。

粮食需要人来生产，提高种粮者的生产积极性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这种传统做法其实很简单，只要提高种粮的收入，并且让种粮者在现有的条件下精耕细作，就有望提高中国的粮食产量。因此，目前现实的做法是，如何创造条件减少中国农业从业人员每年减少1000万人的现状。如果只是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种地，即便有现代科技所创造的化肥、农药，也无法保证耕种质量，减产和少产也是一种必然。因此，落实耕地补贴和农村社会保险等问题是提高种粮者积极性从而提高粮食产量的必要条件。

在解决或考虑了农业生产中的耕地、种植者的积极性等诸多传统因素后，再从现代科技来考虑，也可以看出，转基因只是现代科技中一个小因素。科技是在多方面贡献于农业，从育种到植保，从农田水利到粮食收获，从粮食保存到生产加工等等，无论哪一方面的改进提高，都会提高粮食产量，为确保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仅以科学育种而言，现在已经有显著优势和成果的是杂交水稻，经农业部测产验收，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科研团队攻关的国家第四期超级稻百亩示范片“Y两优900”中稻平均亩产达988.1公斤，创世界纪录。仅在2012年，中国超级水稻推广面积就达1.21亿亩，每亩增产60公斤以上。如果今后能推广“Y两优900”，增产的粮食也足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

迄今，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病虫害转基因作物，起到的是间接增加作物产量的作用，但是其悬而未决的安全问题以及遗留的其他问题，如催生超级杂草破坏生态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转基因在提高作物产量方面现在还不能与其他科技手段，如杂交水稻，等量齐观，在安全性和维护生态平衡上面也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把解决粮食安全的重担压在转基因技术上面有可能会让转基因闪了腰，崴了腿，甚至会伤及内脏。

转基因不是不可以发展，但是切莫把它标榜成解决中国人饥饿和填饱肚子的唯一或主要手段。给转基因穿上合身的衣服，而非涂上神圣的光环，是让其茁壮成长的最好方式，否则就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