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脊梁

——中华农业英才奖群英谱

《 农民日报 》（ 2015年05月13日 05 版）

这是一份“群星闪耀”的名册：“中国小麦远缘杂交之父”李振声，“北大荒水稻之父”徐一戎，“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中国番茄大王”李景富，“吉富罗非鱼之父”李思发……

他们是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农业科研一线的耕耘者，他们的一项项重大成果记录下中国农业跨越发展的铿锵足音，他们就是中华农业英才奖的40位获奖者。

有着中国农业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中华农业英才奖，从2005年设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四届评奖中，共40位杰出的“三农”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中有科学家，也有为农技推广服务的劳动模范；有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也有在应用研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农业科技问题时指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12142亿斤，实现了创纪录的“十一连增”，农民收入实现“十一连快”，凝聚了农业战线干部群众的大量心血，其中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人才功不可没。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仍然要靠科技创新、靠人才驱动，这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华农业英才奖的设立正是农业部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这一奖项通过奖励杰出人才，促进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吸引更多的有志、有识之士加入到农业行业中来。

本报记者毛晓雅

小麦与野草进行杂交，李振声以此为我国粮食增产超百亿斤，我们今天吃到的每一粒小麦都是由远缘杂交而来；徐一戎创造了高寒水稻“双千”传奇，变昔日北大荒为“北大仓”；李登海两次创造了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被誉为“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他们担当起提升发展中国农业的历史使命。

“谁来养活中国？我们自己养活自己。”在博鳌亚洲论坛圆桌会议上，面对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一位中国学者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他就是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的奠基人李振声。

“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农民粮食不够吃，葱根，蒜皮，榆树皮都吃光了。”出生于1931年的中科院原副院长、院士李振声，对青少年时经历的饥饿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小麦低产，抗病性差，其中条锈病最为严重，条锈病菌能随风传播几千里，使小麦减产30%到50%。

“那个时候穿着黑裤子到地里走一圈，出来后就变成黄的，有的农民就在地头哭啊。我们国家的粮食当时只有2000多亿斤，减产100多亿斤，就等于20个人里边，一个人的口粮被条锈病给吃掉了。”李振声说。

从那时起，李振声开始了他的小麦育种研究。他创造性地将小麦与野草进行远缘杂交，让小麦的后代获得草的抗病基因。经历了20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培育出抗病性持久的小偃6号。从1980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到上世纪80年代末累计推广1.2亿亩，增产小麦60亿斤。

在2005年获得第一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之后，李振声又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面对国家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这位耄耋老人谦逊地说：“我只是提供了一些方法、一点思路。”

黑龙江农垦的稻农们几乎无人不识徐一戎，他是创造了北纬43度~53度水稻种植“双千”奇迹的“北大荒水稻之父”。

高寒维度上，水稻种植面积超过千万亩，平均亩产超千斤，这在世界上都不多见，徐一戎用近50年的不懈努力做到了，从1951年投身建设北大荒，到1999年北大荒水稻历史性地实现“双千”，他的多项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家乃至世界寒地水稻栽培技术领域的空白，使昔日北大荒变成名副其实的“北大仓”。

在2012年获得第四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后，徐一戎说：“我今年八十八岁了，八十八啊，就是大米的‘米’字，我和水稻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想为水稻再贡献点儿余热，哪怕多教会农民一点儿技术，多帮助农民解决一点儿问题，就是我最大的收获！”遗憾的是，2014年5月13日，这位一生痴爱寒地水稻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玉米种植上创造着同样高产传奇的，是第二届中华农业英才奖获奖者、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1989年和2005年，他自育的“掖单13号”和“登海3719”分别在当年创造了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亩产分别为1096.29公斤和1402.86公斤。李登海高产品种及其栽培技术的推广，不仅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是奠定了我国在夏玉米育种、栽培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不仅在粮食生产上，获得中华农业英才奖的科学家们在水产养殖、畜牧养殖、病虫害防治等领域都有着开创性的成就。“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事业是人才成长的现实平台。”农业部党组成员、人事劳动司司长曾一春说。我国几十年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重视农业人才培养，为农业科技工作者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助力他们成长成才，在“三农”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同时，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方面，在农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仰望和崇敬。

李景富用40年赶超国外一个世纪的番茄育种，实现了番茄品种国产化；侯锋使我国黄瓜亩产由2500公斤提高到5000公斤，黄瓜终于成为老百姓一年到头都吃得起的“大路菜”；李思发选育出“新吉富”罗非鱼，成为我国引进鱼类中首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他们的不懈努力让国人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

今天，当我们享用着餐桌上丰富多样的菜品，享用着一年四季的新鲜蔬果时，可能并不了解，是谁让西红柿、黄瓜、罗非鱼、对虾等营养丰富的菜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是谁让我们不分淡旺季地吃上了各种各样的蔬果。他们就是在实验室、田间地头，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育种科研工作的农业科学家们。

“我参与番茄研究时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咱们国家只有一个番茄品种6613，农民起名叫‘溜溜酸’。”从那时起，李景富一头扎进番茄育种科研，用十年的时间选育出“东农704”，结束了北方地区没有早熟抗病、丰产鲜食番茄品种的历史。

如今的番茄，品种多样，颜色各异，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都没有耐储运的番茄品种，所需要的种子必须从国外进口，每公斤价格高达10万元人民币。

“不把国外的番茄品种撵回老家去，我这辈子死也不会瞑目。”东北汉子李景富带着浓重的乡音说，“当时有一股劲头，必须要尽快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番茄品种，为民族争气，为民族争光。”

憋着一股劲的李景富一干又是十几年，他先后培育出了十多个耐储运的番茄新品种，不仅育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种子价格也只有国外品种的1/50。如今，李景富培育的番茄品种已推广到全国25个省区，创造经济效益70多亿元。

李景富用40年时间赶超了国外一个多世纪的番茄育种技术，实现了番茄品种国产化，改写了我国90%种植国外番茄品种的历史，不仅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他也因此赢得了“番茄大王”的称号。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李景富仍不满足现状，“我一定要把中国的番茄种到国外，让东农系列番茄品种红遍全世界。”

东北有个“番茄大王”，而天津有个“黄瓜大王”，他就是把毕生精力献给黄瓜育种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侯锋。侯锋培育的黄瓜品种使我国黄瓜亩产由2500公斤提高到5000公斤，种植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十万亩，发展到九十年代中期的600万亩，再到目前的近千万亩。黄瓜终于从“细菜”发展到今天老百姓一年到头都吃得起的“大路菜”。

同样把一辈子献给育种科研的还有“吉富罗非鱼之父”李思发。我国早在1958年就引进了一种罗非鱼，但因为过度繁殖、个体小达不到理想规格，养殖效益低，国内市场不欢迎。李思发经过一代又一代选育，优良品种“新吉富”罗非鱼终于选育成功，这是我国近百种引进鱼类中首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育新品种。

“授人以鱼，一日有鱼；授人以渔，终身有鱼。”这是从事水产育种50多年的李思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的手上布满斑点，连脸上都有，那是选育中长年挑鱼留下的印记，他用毕生心血培育出的良种丰富了百姓的“菜篮子”。

“中国人不仅要吃得饱、吃得好，还要吃得健康。”这种观点越来越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共识，健康的食品要从源头抓起，如何少打农药、少施化肥，如何进行科学有效地动物疫病防控，科学家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

找到尽量少打农药防控害虫的方法，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难倒了无数农业科研工作者。云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用了近30年的时间成功破题：利用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增加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天拉长，地拉宽，排好队，换好位。”朱有勇把它总结成农民听得懂的12字诀，也就是科学排列行距、株距，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利用植物间的相生相克减少病害。用于稻瘟病防治，能够减少农药使用量59%~73%，增加产量17%~33%。

“这是只有东方人才能想得出的方法。”朱有勇的理论得到了西方研究者的盛赞，他也成为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而在农民眼中，他就是一个对田间作物搭配最在行不过的庄稼好手，他的搭配种植法深受农民喜爱，已累计推广1亿多亩。“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去研究什么，能为农民提高产量和质量，保护生态和环境，这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

随着时代的发展，百姓对农产品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更安全放心、营养丰富的农产品给农业科研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李思发老人说：“搞研究就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打击，困难再大，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农业科学家们正不辱使命，为百姓更健康丰实的餐桌而不懈努力。

王乐义将暖棚技术推广到寿光乃至全国，仅寿光农民因此年增收6000多万元，有效解决了北方冬季吃鲜菜难的问题；李必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要把有限的知识技术传授给贫困农民，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他们以浓烈的“三农”情怀为千百万农民开辟了致富路。

“农民致富靠科技”，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的村民们真正尝到了科技的甜头。村民徐少华说：“1989年12月24日，我们村的第一批越冬大棚黄瓜上市，开秤就是每公斤20元。我一天就卖了1000块钱，而当时农民忙乎一年也就挣个千儿八百。”这一年，三元朱村一下子就冒出17个“双万元”户。

三元朱村村民神奇般致富，靠的是一项神奇的技术——冬暖式大棚种植越冬蔬菜，他的发明人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1989年以前，寿光的蔬菜大棚温度太低，一入冬就要生炉子，种一季菜要烧五、六吨煤，而且出了正月蔬菜才能上市，卖不上好价钱。

王乐义反复研究试验，研制出一种全新的冬暖式日光温室大棚。但却引起村里种菜“老把式”们的质疑：“冬天光靠太阳晒就能把黄瓜、西红柿晒出来？能干这个的只有神仙！”

王乐义说，当时开党支部会议，7个人有6个反对。“有风险的事，党员干部不上，谁上？”经过王乐义再三动员，终于定下17个大棚，全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徐少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看着种大棚的村民把一沓沓钞票揣进腰包，当初反对的人“眼红”了。第二年，村里有161户种大棚。干了一年，村里的存款达到128万元。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里，这样的致富速度让三元朱村火了起来。

“自己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真富。”王乐义毫无保留地将暖棚技术推广到全县乃至全国。1990年全县发展蔬菜大棚5130个，农民增收6000多万元。如今，这项技术已经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缓解了北方居民冬季吃新鲜蔬菜难的问题，给广大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的路子。

深厚的“三农”情怀让农业科学家们时时刻刻牵念着农民。杂交稻育种家李必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定要把有限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贫困农民，让他们早日脱贫致富。”1988年，李必湖到怀化市桐木乡考察时，看到当地农民人均收入不足200元，农业科技的应用率不足10%，心情很沉重。很快，“办一个基地，富一方百姓”的构想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随后的3年时间里，李必湖为桐木乡建起科教兴农示范基地，确定了杂交水稻新组合制种、亩产吨粮田开发等项目，为当地农民增产粮食209万公斤，增加收入226万元。

“科技是带动农民增收的强大引擎。”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副司长刘英杰说，“获得农业英才奖的科学家和农业实用人才们，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面表现突出，致富能力强，示范带动效果显著，造福了万千农民。”

王保海不畏艰险，在藏区行走数十载，摸清西藏昆虫家底，把毕生心血献给高原农牧业植保工作；陈温福一辈子专注超级稻育种事业，他陀螺般地忘我工作，竟不知病魔侵袭，险些失去宝贵的生命……他们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书写着一心为农的无悔人生。

在美丽的雪域高原上，有这样一位行者，他用11年的时间行程32万公里，对西藏73个县的昆虫深入考察，使西藏成为发现昆虫新种最多的地区；他走遍高原，摸清了西藏昆虫家底，使高原农牧业植保工作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为藏民挽回粮食损失数千万公斤。他就是被藏民们亲切地称为“活菩萨”的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王保海。

“我们毕业那会儿，西藏还非常落后，我觉得自己作为新中国的大学生，有义务去支援边疆建设。西藏气候和地域环境独特，是我国和世界的动植物资源宝库，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我是学植物保护的，西藏需要我，也能施展我的才华。”

怀着这样朴素的想法，1978年，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王保海毅然决定到西藏工作。就在当年，西藏麦类蚜虫大面积暴发，麦子损失惨重，部分几乎绝收。

王保海说：“开展植保工作首先要了解西藏有什么虫子。但那时，西藏昆虫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种类不清、家底不清，植物检疫无法开展，更不知道虫害的发生规律，没有防治措施。”

王保海的昆虫摸底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开始了。记录昆虫出没的地方，往往人迹罕至。王保海和同行们住在单薄的帐篷里，夜晚气温达到零摄氏度以下，煮熟的羊肉冻成冰坨子，用刀割下就着冰碴儿吃，渴了就化些冰水喝。

“汽车最多能开到县城，大部分地区要靠骑马、走路，没有路的地方，有时甚至要爬行。”王保海说。衣服划破了、脸刺伤了、脚蹭伤了，可他没有怨言。

2008年，阿里发生大面积疯草危害，大量牛羊得疯狂病，农牧民心急如焚。隆冬季节，王保海昼夜兼程赶往阿里，车行至改则县时出了车祸，王保海和课题组一行4人受伤，但在改则县医院对伤口作了简单处理后，又继续上路。

经过反复试验，王保海提出了隔离马羊、生态控制、服用“解毒丸”、用除草剂灭毒草等行之有效的综合防治措施，疯草病害终于得到控制。阿里农牧民心怀感恩地说：“没有牛羊就没有了生计，解决了疯草病，阿里人又看到了希望。”

王保海把一生的心血献给了高原农牧业植保工作，换来了农牧民庄稼的增收、禽畜的健康。不害怕艰难困苦、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农业科研工作，这样的品质在40位获奖者中每一个人身上都能看到。

2007年，超级稻育种家陈温福让东北超级稻实现了由小面积试验示范到大面积推广应用，由“科研产量”到“农民产量”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之前，他像一只不知停歇的陀螺忘我工作了十多年，“农时不等人，啥事都要趁早”，这是陈温福常挂嘴边的话。

他一心在科研上，却不知病魔悄悄来袭。他被确诊为肾结核，手术时，医生打开他的腹腔后大吃一惊，他的右肾已严重溃烂，主动脉一下就脱落了。医生说，如果不是抢救及时，动脉喷射性出血两分钟就可能导致死亡。如此严重的病情，至少已经有七八年，医生都大吃一惊，他是怎么挺住的？

“我出身农家，对农民和土地很了解，感受过饥饿，也感受过当农民的艰辛。当初选择农学，选择研究水稻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只是想让农民多一碗饭吃，多几分收成。”陈温福说。

中华农业英才奖的40位获奖者，每一位都曾交出一份改变中国农业的沉甸甸的答卷，正是有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不懈求索，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底气，可以响亮地喊出：“中国人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

他们是农业科研人员的杰出代表，更是全国百万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榜样：他们抱负远大、淡泊名利、追求卓越，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他们勇于担当、心无旁骛、厚积薄发，用自己一心为农的无悔人生，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现代农业中屡建神功、屡创奇迹。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农业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