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角度看工业化

引言

看历史，大势重于细节，数据重于故事。如果研究所谓“康乾盛世”只纠缠于什么“九龙夺嫡”、宫闱阴谋、秘闻野史，却对小冰河气候、玉米红薯的引种扩展、摊丁入亩等一无所知，这不是历史学者，而是三流网络写手。

在我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势就是“工业化”。因为只有工业化的中国才不会重陷绝境，不用以血肉长城去抵抗钢铁洪流，不用为裹腹口粮徒劳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而在历史迷局中的当事者已经为“工业化重要和困难”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我们回顾、研究这段历史时依然犯同样的错误就太不应该了。

但是，在对红松实木家具的价格望洋兴叹的今天，确无法想象当年的“老解放”居然是用三寸厚的上好红松板做货厢，原因仅是因为钢材缺乏；在担心果蔬农残的今天，也无法想象看到整片整片庄稼被铺天盖地的粘虫（或蝗虫或稻苞虫或……）吃得精光，却只能手捉脚踩木板拍，原因仅是因为没有农药。在追捧不用化肥的有机食品的今天，也无法想象当年最主要的水稻病害竟是因缺肥缺水引起的胡麻叶斑病……

所以，某些人最常犯的错误就是以现在的情况去揣测当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态去指点江山，仿佛工业化可以神赐天降，似乎庞大但落后的“无法对外竞争”的工业就毫无意义，好象“世界主流是和平发展”我们睡着也能和平发展。

工业化的基础

不提国防军事、独立自主、殖民经济、抽血贸易这些“高大上”的东西，只谈小民之天——粮食。

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余也非著），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02市石（小麦，折65.1公斤），南方平均亩产为2.604市石（水稻，折130.2公斤）。考虑到北方耕地远多于南方的情况，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远低于100公斤。

而且明清时期的这个“高产”是在全国人口约1亿多，耕地总量不超过10亿亩，人均耕地尚在5亩甚至10亩以上，仍有大量山林草地未开垦的情况下取得的。

为什么我要提示这一点，因为仅以作物最重要的3种生长元素之1——氮计算，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换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以自耕农最为理想的情况：人均5亩耕地，每户6人30亩耕地60亩柴草山，饲养10头猪2头牛，而粪尿收集、腐熟、贮存、运输、使用过程中的遗失、流失、挥发等损失仅以50%计算（实际仅贮存过程中不加盖密封就将挥发损失约40%的氮），其“提供”的纯氮也仅能维持3200公斤的粮食产量。即使能精耕细作每年挤出1/3耕地轮休种植一季绿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粮食产量。而农田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物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平衡，否则系统就要退化、崩溃，表现为土壤退化板结，地力下降，减产甚至绝收。所以在化肥问世之前，无论有多好的水利、良种、良法，木桶效应就决定了农业不会有高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全国粮食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亿人。

而在“盛世”之后，必将因人口指数性增长导致人均耕地急剧减少，进而导致大牲口减少使土壤肥力得不到必要补充而下降，再进而导致亩产下降；人口增加亩产下降又必将导致耕地不能轮休反而必须连作、间套作，甚至出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竭泽而渔的后果是短期内粮食总产能有所提高，但必将进一步加剧土壤肥力下降的速度……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在工业革命以前是个无解的局。人口在指数性增长，人均耕地却日削益瘠，最后一旦“四海无闲田”，就必定“农夫犹饿死”，饥荒、瘟疫和战乱成为必然和残酷的“解决方案”。

近代又如何？

虽然有所谓的“黄金十年”，但重工业的凋零让工业化的光明依然与中国农村农业无关。

《民国年间山东平原区的耕作制度变迁》一文在谈耕作制度变迁的同时也谈到了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北方农业水平最高，战乱最小的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最肥沃的土地也只能亩产玉米65公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平均单产约80公斤。

《河北省面粉产业发展概况》载：“1949年，全省小麦产量90.1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9.3%，平均亩产只有37公斤。”

向称“湖广熟天下足”的湖南，《第一章 粮食作物-岳阳市情网》载：“民国25年，稻谷丰产，共产稻谷60多万吨，除平江只能自给外，其余各县均有稻谷输出（华容15250吨，岳阳13910吨，临湘275吨），尤以湘阴为多（3.5万吨），湘阴县年输出量在全国居第三位，华容县居第八位。民国时期，华容县注滋口，湘阴县南大膳、白马寺、铁角嘴，岳阳县城陵矶、新墙、黄沙街、筻口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水稻播种面积296.27万亩，总产稻谷546460吨，亩产仅184公斤。”

鱼米之乡的苏州地区，1948年《淀湖区主要农作物产量调查》记载：“石浦乡种植水稻16740亩，单产111．35公斤，小麦2530亩，单产37公斤，大麦1060亩，单产30公斤，油菜10790亩，单产37公斤，蚕豆560亩，单产38.1公斤。”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引用国民政府农林部统计手册数据，列明民国粮食亩产1936年最高，稻355斤，麦151斤，玉米194斤。

民国时期以县为单位的大面积水稻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200公斤，全国粮食平均单产最高时也不曾高于100公斤。

农业发展的4个基础：基本完善的重工业体系、完善的农科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完善的农田水利体系、集约化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最终都只能依靠工业化来实现。中、印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依赖进口别人的工业化成果来解决粮食问题、农业和农村问题。

当中国人口增长到了10亿，连绝大部分柴草山都已开垦为耕地后人均耕地也不足2亩，作物秸杆既不能还田也不能做饲料而只能成为做饭的柴火的时候，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这不是危言耸听，光、热、水、土资源均好于中国的印度，在进口1000多万吨化肥后2011年平均单产100公斤（来源)。如果中国现在只有这个单产水平，粮食总产将不到2亿吨，人均口粮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最公平最理想的粮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无私的外国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饥荒的发生！

……

工业化的困难

对原有农业社会基础进行改造和工业化进程，是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对原有的农业社会基础的大改造不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依然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工业原料基地没有建设，农资相关技术没有推广，农村的市场没有建立，农村基础教育没有普及不能提供具一定文化的大量劳动力——工业化就不可能推进。

归根结底，资金、技术、市场、具一定文化的劳动力，这是中国要尽快工业化所必须提供的4个要素，而民间工业力量的柔弱幼稚、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特性，和时间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和其它后发工业化国家一样，只能依靠国家来代替“民间自发”解决其无法逾越的困难。

……

发展的两条道路

最关键的是，历史已经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选择余地。受限于自然环境，当年的中国竭尽全力地开荒，围湖造田，围海造田，毁林造田……依然无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剧下降。在前30年中，中国只有两条道路：

一种是“无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会犯错误；“与民争利、盘剥农奴”肯定是招人骂的事，在耕地潜力未尽前不“瞎折腾”肯定大家都可以宽舒几年，有了余钱时再办厂修堤赈下灾，然后轻松写意地沉醉在小农经济的田园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一种是最大限度压缩消费和最大程度地盘剥农业，把资金集中起来，冒着犯错误背骂名的危险，勒紧裤带，流着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亩（1974年）以前尽快工业化，至少要有最基础的重工业体系。

后面这条道路在提高了工业化速度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工业化的难度，对执政团队从核心到中层到基层的凝聚能力、策划能力、掌控能力、号召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应变能力等，乃至国民素质都有极高的要求，稍有偏差不慎即是大错（如大跃进），这也是二战之后新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廖廖无几的原因。

来源：天涯论坛，“不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本文摘转自2015-2-11基因农业网：http://www.agrogene.cn/info-2260.shtml。原文有点长，不摘不易看完；摘其梗概，有兴趣者可以阅读原文。题目与小标题为生物经济发展中心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