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减慢 转基因发展困局待解
“这么多年来，我做食品安全的报告时从来不谈转基因，因为我认为它不属于食品安全的问题。可是在互动时，总有人会提。”
4月29日，在北京市科协科技思想库转基因技术决策咨询沙龙（以下简称“沙龙”）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上台道出了这样一番话。
与其说这是陈君石个人的“困惑”，不如说这是当下中国关于转基因技术讨论“僵局”的折射。一方认为转基因食品经过了严格的、科学的安全性评价，至今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有害；另一方则笃信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仍没有定论”。
没有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沙龙上，专家学者从转基因技术发展、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和监管、转基因科普等角度各抒己见，与媒体记者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流互动。
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任何作物新品种的诞生都必须发生基因的改变，不同方法的使用目的都是要改变作物的基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
如今，农田里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已经不是自然进化而产生的野生种，而是经过千百年来农耕活动而人工选育的结果。无论是选育品种还是改良品种，前提条件都是作物基因的改变和交换。
陈君石认为，不少人担心转基因不安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对转基因技术还不了解：“传统杂交育种技术，是无数基因发生了改变。现代转基因技术，是1~3个基因发生了改变。”
在罗云波看来，转基因育种和常规杂交育种相比，“方法不一，本质相同”。“都是在原有品种基础上对其遗传基因进行改造，只不过是基因工程使这种改造更为精确、更有预见性、效率更高而已。”罗云波说。
他解释道，常规杂交育种的方法在使被改造生物获得良好基因的同时，也继承了许多不需要的可能不良的基因。而基因工程育种能够精确地获得所需要的基因，从而大大缩短了育种年限和成本。“可以说，转基因育种其实是杂交育种的升级版。”罗云波打了一个比喻。
尽管不少人明白其中的原理，但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与否仍将信将疑。有人认为，如果不能拿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转基因的安全，不如采取保守的观望态度。
对此，陈君石表示：“从科学的研究角度，我不能证明是安全的，我只能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它没有不安全。”
实际上，我国对转基因作物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对其食用安全的评价内容涵盖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组织颁布的转基因作物食品安全评价指南里的所有内容。
以抗虫转基因水稻Bt汕优63为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该稻米进行过90天的喂养实验，将其混入饲料喂养大鼠。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对其进行过大鼠传统致畸、慢性毒性、三代繁殖等实验。一系列的食用安全性实验表明，Bt汕优63与非转基因对照水稻同样安全。
谣言“钟情”转基因
尽管科学实验显示，转基因“没有不安全”，但是转基因技术在中国确实境地尴尬。
事实上，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2004年以前，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快速增长。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曾对国内网络上关于转基因的观点作过溯源。他发现，从2004年开始，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逐渐成为公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也是从那时起，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开始趋缓。
胡瑞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盛行的关于转基因不安全的观点，有来自“非专业人士”的科学发现或隔行学者的误导，还有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杜撰，更有甚者，是对相关科学报告数据篡改而制造的谣言。
谣言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转发、发酵，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并最终引爆了公众的信任危机。
胡瑞法还曾对1981年以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全部SCI论文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这表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争议”均被科学界否定，所谓的“争议”都不是科学争议。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过一段时间总会出现一篇或几篇发现转基因产品不安全的论文。这些论文一出现便很快引起强烈关注，但均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被否定。”胡瑞法说。
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认为，谣言之所以“钟情”于转基因，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和其他技术相比，转基因牵涉的相关方更为复杂，加之转基因技术与老百姓距离很近，人人都很关心，因此，转基因的谣言也散布得更为广泛。
转基因作物育种困局亟待破解
“由于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和牵制，近年，我国农作物生物育种的产业化进程减慢了。”谈到中国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显得忧心忡忡。
据悉，目前世界上28个国家批准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性状包括抗病虫、抗除草剂、节水耐旱、营养品质改良等，另有37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产品进口用于饲料和食品加工。
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2004年，全球有0.84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到2012年迅速增长至1.8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占全球耕地面积的12%。
黄大昉介绍，近年我国在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推进上止步不前，结果不仅在发展水平上与美国的差距重新拉大，而且发展速度已落到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后。
在黄大昉看来，科技竞争地位削弱最终导致我国农业对国际市场整体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农业种子市场陷于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同时，转基因产品走进了“品种安全却不予审定”的“断头路”，陷入了“能吃不准种、能研不能用；农民偷着买，管也管不住”的困局。
尽管转基因育种面临困局，但是，黄大昉也表示，不要低估我国转基因育种创新与产业发展能力。
其中，抗虫棉的产业化是我国自主发展转基因育种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范例。截至2012年底，抗虫棉种植率已超过90%，受益农民总数超过1000万，累计增收超过939亿元，仅2012年就超过135亿元。杀虫剂用量降低了70%~80%，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抗虫棉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技术对外出口，在国际生物育种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
“我国已初步建成独立完整的生物育种研发体系。”黄大昉表示，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虽然研发的整体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已拥有抗病虫、抗除草剂、抗旱耐盐、营养品质改良等重要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如何突破转基因育种发展的困局？
黄大昉认为，首先，要“对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理规则和程序进行必要调整和修订”，其次，对某些产业的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产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此外，他还认为，加强转基因科普宣传、推进转基因创新研究和产业化三者间紧密相关，相辅相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积极推进转基因成果转化尤为重要和迫切。不推进产业化无法真正激发自主创新活力和引导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不推进产业化也不能让社会和老百姓真切了解和感受新技术带来的好处，科普宣传也难收到实效。”他表示。
在这一点上，方玄昌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认为，最有效的科普是政府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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