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玄昌｜转基因为何会成为“问题”
（本文根据4月29日在中国科学报社举办的“转基因技术决策咨询沙龙”发言整理）
提要：极端结果出现之后，转基因科普陷入恶性循环；唯有一步到位把抗虫水稻推向市场，即主粮转基因化，谣言才能灰飞烟灭。
刚才前面几位老师都反复强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存在问题，也就是说，“转基因”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我在线下跟周围一些朋友接触时，他们时常会问：既然说转基因是安全的，为什么社会上还会有这么多争论？我的回答是：假如转基因食品真的不安全，那怎么还会有争论？我们都知道，地沟油没有争论，三聚氰胺没有争论，农药残留没有争论，重金属超标也没有争论——至少在食品安全这个领域，明确有问题的东西不会有争论。
于是他们又会问：转基因在社会上有争论，那么是不是表明它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转基因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一个毒瘤式的谣言。我的回答是，转基因的安全性早有定论，即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至少不弱于同类非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是比较而言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定论，那么非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更没有定论——绝对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烤肉我们吃了几十万年，现在才发现它含有致癌物；转基因食品同样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能保证它至少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安全。
但我们还会遭遇到万金油式的置疑：“科学是把双刃剑”，这样的质疑者往往会用这把剑来攻击一切新技术。我的回答是：剑本来就是双刃的，单刃的那是刀。在我们生活的这颗星球上，甚至整个宇宙中，你一定要找一个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单刃刀那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意味着，“双刃剑”说法毫无意义，用双刃剑来指责一项技术或一种新生事物，那是耍流氓。
要提转基因的安全与否，更基础的问题应该是转基因究竟是什么、转基因食品跟传统非转基因食品究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归为转基因育种和传统的育种有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的回答是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转基因育种跟传统育种方法都是在分子水平上改变它的性状。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特别深奥的知识，只需要高中生物学知识就够了，只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去了解它而已。
基础问题非常简单，但现在，要解释的关于转基因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科学部分，涉及到的领域已经非常多，包含了经济、政治、法律、医学、环境学等等。比如，为了回答“为什么不需要几代人试吃”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掌握部分医学（生理学）知识，还必须要掌握科学方法论，要向被科普者解释一个基本的道理：科学实验和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严格的理想化设计及精准的观察手段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实验，效率及可靠性远非生活实践所能比。
更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我们有时还不得不学会应付诡辩。复旦大学卢大儒老师遭遇崔永元诘难的故事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前不久我们跟反转阵营再次面对面，其中一位反转人士拿出一张百万元面额的外币，问我们愿不愿意用百万元人民币跟他交换，以此来质疑“实质等同”原则。这让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
正因为面临重重阻碍，转基因科普成了一场新的科学启蒙运动。为此，我们必须清楚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基础。
与转基因最初遭遇舆论困境几乎同一时间，中国市场上冒出了一种保健品——珍奥核酸，信奉它的人们以为“吃基因能补基因”；我们面临的群众基础就是：那些相信吃了珍奥核酸能够“补基因”的人，同时也在担忧吃了转基因食品会“转”了他的基因。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对转基因的认识方面，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人跟一般公众没有显著差别，相反，他们还可能会因利益关系而故意误导公众。中央电视台连续多年在“3·15”晚会接受珍奥核酸赞助而为其做广告；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播放那些恶意标明“非转基因”字样的广告——这是典型的排斥科学而力挺伪科学行为。
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社会对转基因的误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过程，胡瑞法老师的报告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我做个总结：所有关于转基因的负面报道，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断罗列“转基因有害”的“现象”，而不会认真跟你解释什么是转基因、它为什么有害、以及它导致这种“危害”的机理。对于任何一个科学记者来说，在面对这些异样“现象”时，提出并回答这些问题都是最起码的。很显然，许多媒体人不是简单的科学素养不足，或者对于新闻专业不熟悉，而是有意为之。
转基因之外，饱受误解的难兄难弟还有水电、核电、PX、疫苗等等。转基因可能更严重一些。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谣言，所以有必要回答的是：转基因和其他技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从而格外获得谣言和阴谋论的钟情？总结起来有这几方面原因：
第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影响到的利益方会更多、更复杂一些，有机食品生产商、化学杀虫剂生产商的利益会明显受到冲击，其他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我在《从植酸酶玉米说起》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在利益驱动下，绿色和平组织等跨国利益集团不遗余力地妖魔化转基因技术。
另一方面是转基因食品跟公众的距离很近，老百姓会觉得它与自己密切相关，这是转基因谣言广受关注的重要因素。
最后一个因素是专业壁垒。尽管转基因的基础问题只需要高中水平就可以理解，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在谣言裹挟下，高中生物学知识早丢到爪洼国去了。
谣言凭什么击溃社会？其一是媒体普遍失去节操，宁传谣言不讲科学；其次是科学家在科普工作方面整体上不够积极，将话语权拱手相让于反转阵营；最主要的，则是政府在作物品种审定方面的不作为、以及在面对谣言横行时的反应迟钝。而传统文化则为我们留下了滋生谣言的深厚土壤，同时我们的教育系统却没有做任何的纠偏工作，反而有宣扬与助长模糊思维、感性思维的趋势。
极端结果出现之后，转基因科普陷入了恶性循环。现在，反转成为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正确，乃至于整个政府、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被谣言绑架。只要沾上“转基因”三个字，任何谣言都可以逃避追责，农业部部长、副部长都被拉入阴谋论，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可以被污蔑为“汉奸”。在如此严峻形势下，百姓还怎么可能看清真相？
此时，温和地解释科学道理已经没有多少人听；而任何期望跟反转人士做理性对话的努力都变成了一厢情愿；面对反转控，一些科普人士还幻想做出一些策略性的让步、妥协，这将毫无疑问被对方视为软弱、胆怯及对科学的不信任。
所以我的观点是，到了这个阶段，战斗式科普、即通常所说的“鹰式”科普成为必然；而真正最有效的科普则是政府行动——如果一步到位把抗虫水稻推向市场，即主粮转基因化，谣言也就灰飞烟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