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第十六讲

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

怀进鹏

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信息技术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各领域正在产生革命性影响。信息技术既为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也对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必须要认真关注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这是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提出的重要部署，对新时期提升经济和社会综合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信息技术及其演进趋势

（一）信息技术概况概念。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指“应用在信息加工和处理中的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训练方法与管理技巧；上述方法和技巧的应用；计算机及其人、机的相互作用；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种事物”。

体系架构。现代信息技术的体系架构主要围绕信息生命周期的获取、传输、处理、应用四大环节构成。信息获取主要依赖传感技术，完成从自然信源获取信息，并对之进行处理（变换）和识别的功能；信息传输主要依赖通信技术，完成信息在网络中的传输功能；信息处理和应用，主要依赖计算机技术，完成信息的处理、存储和分析功能。

（二）信息技术的演进

驱动信息技术体系各环节发展的关键技术，包括集成电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软件技术四大方面，特别是软件技术深入渗透至其他三个领域当中。

集成电路技术。电子电路技术主要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五个发展阶段。电子管和晶体管是集成电路发展的前期铺垫。1959年，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发明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块基于硅平面工艺的集成电路。1968年，诺伊斯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以及仙童公司其他几位雇员成立了英特尔公司（Intel），在1971年制造出世界首枚CPU（代号4004），大规模集成了2300个晶体管。1988年，16M DRAM存储芯片问世，1平方厘米大小的硅片上集成3500万个晶体管，标志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的到来。1997年，Intel推出300MHz奔腾Ⅱ处理器,采用0.25微米线宽工艺，随后按照摩尔定律的支配，在价格保持不变时，每隔18-24个月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提高一倍。目前最新的商用芯片采用22纳米线宽工艺，单个CPU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已经达到 22.7亿。CPU内置的软件系统称为操作指令集，控制集成电路实现具体计算功能，是决定CPU性能的关键技术之一。集成电路技术是信息技术的基础，芯片集成的晶体管数量越多，指令集功能越丰富，整体计算性能也就越强。

计算机技术。1936年，英国人阿兰·图灵（Alan Turing）提出了“图灵机”数学模型和通用计算理论。1945年，冯·诺依曼（Von Neumann）提出数字计算机应采用二进制，并按照程序顺序执行，把“图灵机”模型落实为具体可实现的计算机体系架构，称为冯·诺依曼体系并一直沿用至今。除硬件系统技术外，操作系统技术在计算机发展过程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操作系统发展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用户、单任务的操作系统，以MS-DOS为代表。第二阶段为多用户、多任务系统，典型代表包括UNIX、Windows、Linux、OS/2等。目前，单机操作系统主要是Windows、Linux、Unix三分天下。随着云计算的兴起，云操作系统技术成为新的热点。硬件系统技术和操作系统技术是现代计算机技术两大基石，也为互联网的诞生和大范围应用奠定了基础。

通信技术。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于1948年提出信息论，建立了信息通讯过程的数学模型，是近现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起点。在这一理论指引下，通讯技术进入飞速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电话系统快速发展，电话语音信道容量大大提高，越洋通信电缆进一步拓展了直拨长途电话覆盖范围。60年代开始，卫星通信技术快速发展，通信能力逐渐覆盖全球，数字传输理论与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计算机网络开始出现。1970年代，商用卫星通信、程控数字交换机、光纤通信系统陆续投入使用。1980年代，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局域网出现，数字网络体系结构国际标准陆续制定。1990年代，蜂窝电话系统开通，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等各类无线通信技术不断涌现，光纤通信技术实现普及应用，国际互联网得到极大发展。21世纪以来，3G、4G等移动接入技术快速发展，移动宽带接入实现普及。近几年，以网络虚拟化为代表的“软件定义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使大规模通信网络的配置能力进一步提升。数字通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与互联网加速融合，并不断拓展新业务和应用。

软件技术。软件与计算机系统密不可分，是信息与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融合剂。发展第一阶段，软件依附于硬件发展。程序员直接面向硬件编程，兼顾硬件控制和计算功能实现。第二阶段，软件引领硬件发展。甲骨文公司开创了软件作为独立产品售卖先河，将通用数据库技术与硬件技术独立开来，随后微软、奥多比（Adobe）、欧特克（Autodesk）等公司先后面向具体行业开发应用软件技术和产品，形成了软件引领硬件发展的格局。第三阶段，软件向服务化、网络化演进。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发展，软件技术向平台化、网络化方向演进，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产品形态进一步进化为服务。第四阶段，软件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软件技术向传统产业全面渗透，加快各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开启万物互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

未来，信息技术将继续向高速、宽带、泛在融合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新型IT材料研发不断突破。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密码等前沿技术将有可能改变传统的计算技术架构，提供更高、更快、更安全的计算处理能力。软件的加速发展将重新定义未来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业务流程。基于大数据和机器自主学习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推动机器感知、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处理、机器智能、指示图谱等取得重大突破，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辅助学习等应用将加快成熟和应用。

（三）各国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发展

美国在全球高端信息技术中占据领导地位，1995年以来，其经济增长的1/3得益于信息技术与产业。2007年7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提出了8大关键的信息技术作为优先战略发展，包括信息物理系统（CPS）、软件技术、数据处理、网络技术和高性能计算技术等。

欧盟重点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于2001年制定并启动了信息社会技术（IST）计划，开展移动应用和服务、数字娱乐、电子商务、软件开发平台技术等一系列研究工作。

韩国政府强化应用和服务牵引，大力支持互联网、宽带发展，2009年发布了IT融合产业市场未来战略，促进软件、核心IT机器、广播、通信服务、互联网5大核心领域的相互融合。

日本是最早发展信息产业的国家之一，在基础电子、信息服务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把重点瞄准了下一代网络、下一代无线通信、影像和环境4个领域。2012年发布《日本再生战略》，明确提出要彻底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构建稳固的信息通信平台。

中国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973计划”等发展计划，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从2000年开始，国务院陆续出台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和“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并于2013年制定“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推动信息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体规模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体保持平稳发展，全年销售收入总规模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13%，占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互联网蓬勃发展，截止2014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截至2014年底，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已经占到4家（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同美国的6家相比，已经形成了同台竞争之势。

但总体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大而不强，和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存在产业链低端、核心技术缺失、企业实力弱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发展重点，完善发展政策，制定针对性措施，不断提高国家信息化水平。

二、互联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孕育互联网

互联网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最早起源于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ARPAnet），该网于1969年投入使用，主要用于军事研究。70年代末TCP/IP协议族的出现，促进了ARPAnet大规模应用，奠定了互联网发展的基础。90年代，万维网技术的出现极大方便了互联网不同主机间信息的共享。最先改造的是媒体行业，Web1.0时代以门户网站的网络媒体为代表，改变了获取信息的方式，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影响力逐渐削弱。本世纪初，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出现，促进了Web网页浏览技术的发展。2005年以后，Web2.0技术迅猛发展，博客、微博、微信等新的业务模式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媒体和信息传播的方式。政府上网工程促进了电子政务发展，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逐步制度化。智能终端、APP应用迅速普及，移动上网速度明显提升，催生一大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应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加速融合，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融合范围逐步扩展至金融、交通、物流、医疗、教育等经济社会各个方面。

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拓宽了市场主体获取和传输信息的通道，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信息传播与重大科技进步相伴而生，人类已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另一方面，互联网向国民经济各领域快速渗透，促进信息的交互和汇集，经济形态向网络平台经济加快转变。基于平台的应用快速拓展不断衍生并进化出新的网络经济生态体系，这一生态体系集聚了新的创新要素、创新主体，重塑了创新的组织方式，创新的速度和创新的内容都在大量发展演变，新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加快构建，对经济社会将产生颠覆性影响。

（二）互联网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应用不断拓展，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不断衍生催生新的业态和模式。

物联网：物物相连、泛在感知的大互联网时代。物联网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互联的智能网络，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凯文·艾什顿（Kevin Ashton）教授在1991年提出。物联网包括三大关键环节，一是全面感知，即利用射频识别（RFID）、GPS、摄像头、传感器等感知、捕获、测量技术手段，对物体进行实时信息采集和获取。二是可靠传输，通过各种通信网络随时随地进行可靠的信息交互和共享。三是智能处理，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挖掘，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提升对物理世界和经济社会的智能化决策水平。物联网应用最初集中在商业零售、物流等行业，近年来应用拓展到环境监测、生物医疗、智能电网等领域。例如，我国6000多个铁路车站已经建成了列车调度指挥系统，1.7万台机车和70.8万辆货车安装了RFID，在7万多公里铁路线上安装了地面识别设备。通过对车辆的实时追踪，实现行车、调度集中指挥和进路远程自动控制。随着互联网协议版本6（IPv6）的部署、移动互联网和传感技术的发展，物联网将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获得更广泛的应用。根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预测，不包括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到2020年，物联网连接设备数量有望达到260亿台。

云计算：便捷使用、按需供给的网络资源使用模式。2006年，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搜索引擎大会首次提出了“云计算”的概念，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这几年云计算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目前，云计算技术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动态提供信息技术资源的信息技术应用模式与服务模式。云计算利用虚拟化等技术通过信息网络将分散的IT软硬件资源（包括服务器、存储器、应用软件、网络等）进行集中动态调度，使计算能力、存储能力、软件和信息服务能力等信息技术能力，如同水和电一样按需供给，大大提升了IT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使用便捷性。按IT资源不同层次，云计算可分为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等三种服务形式。2006年3月，亚马逊推出弹性计算云服务，目前已经为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内成百上千家企业提供支持。近年来我国云计算产业发展迅速，其中公共云规模增速约为全球两倍。截至2014年6月，阿里云服务的客户数超过140万，遍布互联网、移动APP、音视频、游戏、电商等各个领域。百度开放云平台集聚了100多万开发者，累积为用户节约超25亿元研发成本。未来随着越来越多基于互联网的应用逐渐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云计算的应用需求将更加强烈。

大数据：未来价值蓝海、引发大变革的战略资产。随着信息技术逐渐渗透到每个行业和领域，数据正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被各个行业所重视。2012年后，大数据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提及，已经被描述和定义为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以及由此带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大数据既是一类呈现数据容量大、增长速度快、数据类别多、价值密度低等特征的数据，也是一项能够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性分析的新一代信息系统架构和技术。大数据的实质是对数据资源进行价值挖掘，特别是对爆炸式增长的非结构化数据（典型如图片、各类报表、音视频信息等），如何通过软件技术和新型算法进行专业化加工处理，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蓝海”。例如，美国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利用大数据分析在2008、2012年两届美国大选中成功预测出49个州和50个州的选举结果。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和美国一家妇女医院创建了一个计算模型，通过对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数据进行分析，能够预测未来一年内患者心脏病发作的几率。百度面向旅游部门和旅游景点推出旅游预测服务，在安全管理、人流疏导、游客体验提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大数据被誉为21世纪的石油和金矿，掌控和利用大数据资源的能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三）“互联网+”行动计划：对经济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互联网+”是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扩散和应用，在与金融、零售等传统行业融合创新中，不断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正在对经济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

互联网金融是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资金供需信息进行有效组合，能大大缓解资金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变以银行、券商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体系配置模式，拓宽小额、零散、个性化投融资服务渠道，形成有别于传统融资体系的长尾效应。第三方支付整合资金流（银行）、信息流（交易订单）和物流订单（物流公司），成功解决了电子商务交易信用中介担保问题；网络小额贷款利用电子商务交易数据，实现了网上商户和消费者信用贷款；P2P网络贷款基于客户信息居间撮合，促进了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对接；众筹通过网络途径对项目进行筛选和信息披露，为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支持。目前，余额宝、阿里小贷、人人贷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不断涌现，据统计，截止2014年底，我国互联网金融总体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

电子商务有效整合传统商业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传递方式，改变企业经营模式和用户消费习惯，释放消费潜力，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近几年，我国电子商务呈现爆发式增长，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61亿，交易规模2.78万亿，较2007年增长105倍,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线上线下互动（O2O）等新型电子商务模式逐步成熟，阿里天猫商城、京东商城、腾讯微信店等电子商务平台正在吸引一大批线下商铺在线上开展业务，通过O2O实现线上线下互动，零售业正发生变革性转型。

“互联网+”不仅正在全面应用到金融、零售等第三产业，而且也将全面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渗透。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四）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开启智能制造新时代

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始终引领制造业变革的方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工业设计为代表的计算机辅助技术（CAD）就开始应用于汽车和航空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工业类软件应用逐渐拓展到计划、制造、财务、销售、采购等生产各领域，信息技术由单一应用到综合集成转变，物料需求计划（MRP）、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应运而生，大大改善企业业务流程，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2013年4月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核心是利用CPS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工业4.0揭示了全球制造业变革的大趋势。如果说传统工业信息应用还处于系统管理、数字制造和人工控制“三张皮”的状态，CPS通过计算、通信、控制技术的有机融合和深度协作，实现大型物理系统与信息交互系统的实时感知和动态控制，使得人、机、物真正融合在一起。具体来讲，对配备有传感器、RFID的设备进行数据采集，通过数据分析对生产状况进行模拟和跟踪，大数据技术对生产状况作出可能的分析和提示；人工控制对整个系统运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现实制造”同“虚拟生产”实时同步，并通过全面交互和反馈实现对生产全过程的精准化控制；在每一个制造环节都嵌入多个生产模块，通过数字化控制实现柔性生产。例如，德国大众新打造的MQB平台统一了零部件标准，并在每一个生产单元都嵌入多套生产模块，最多可以支持64种车型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据有关部门测算，MQB平台可以使单车生产成本下降20%。

德国政府期望以工业4.0为指引，继续在制造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我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既需要通过信息技术加快改造提升生产经营效率，补上工业2.0、工业3.0的课，更要积极顺应制造业变革大势，在工业4.0中实现赶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预计近期这一规划纲要将正式发布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基于信息物理系统的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发挥各自优势，与德国等国家共同推动和引领未来制造业的发展与变革。

三、信息安全挑战愈发严峻

信息技术应用越来越深入，经济社会发展愈发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相伴而生带来信息安全问题也愈发严峻。

（一）信息安全问题无所不在

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而其自身复杂性、脆弱性带来的风险更加突出。保障网络安全正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任务。

对国家而言，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通过网络集中攻击或者域名劫持能够让一个国家在互联网版图上消失。以互联网为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可以使现实世界中的国家政权颠覆，比如，“茉莉花革命”中，以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中东、北非多个政权迅速瓦解。

对军事而言，一方面信息技术加速渗透到军事各领域，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加速演变，精准高效打击成为制胜的关键，2011年5月，美国利用GPS卫星定位和直角坐标经纬度对本·拉登进行了定位，并通过精准袭击击毙了本·拉登。另一方面各国加快制定网络安全战略，普遍增加经费、人员等投入，谋求网络空间竞争优势。

对社会管理而言，基于互联网发展的“虚拟社会”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第二活动空间”，对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带来很大挑战。在舆论影响方面，互联网在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同时，也被利用为煽动民众情绪，助推事件升级的重要工具。

对产业而言，目前，我国超过80%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都依靠网络信息系统。近年来，全球民航、汽车、医疗、交通、核工业等领域有组织的网络攻击事件频频发生，能源、关键制造、电力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工控系统普遍成为网络攻击的重点。2010年伊朗发生“震网”事件，对核设施关键操作系统进行严重破坏，使得伊朗核计划被迫推迟两年。

对个人隐私而言，近年来，由于信息技术产品存在漏洞、安全措施不到位等原因，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频繁发生，海康威视远程监控漏洞、思科路由器后门、“12306”网站泄露13万用户个人信息等事件让人不寒而栗。此外，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网络欺诈、网络钓鱼等犯罪行为猖獗，严重侵害了个人财产、隐私等权益，已经激起了全民公愤。

（二）制约我国信息安全的主要因素

1.对核心技术掌握能力不足。最主要的是基础软硬件技术和产品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芯片领域，先进制造能力不足是当前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短板，32/28纳米制造工艺刚刚实现试量产，仍落后国际领先水平两代（国际工艺水平达到16/14纳米），关键装备、材料基本依赖进口，全行业每年研发投入尚不足英特尔一家公司的六分之一；在软件领域，操作系统开发大多基于开源的Linux、Android系统，对操作系统内核等关键技术掌握不足，数据库在高并发环境下的事务处理优化水平存在5到10倍差距，在海量数据挖掘分析和非结构化数据管理等新兴技术方面仅处于跟随状态；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明显不足，基础软件产品性能功能、成熟度、可靠性、软硬件兼容性等方面与国际主流产品尚有较大差距。

2.法律和标准相对滞后。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对于大规模数据跨境流动、海量用户数据合法利用与隐私保护，以及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行为规范等问题，现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依据欠缺，司法和行政保护手段配套措施不力，跨境司法协助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涉及互联网管理的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一共有130余部，数量已经很多。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总体的层次不高，以部门规章为主，立法之间协调性和相通性不够，缺乏系统性。

3.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防护面临重大挑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多领域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加速叠加和跨界融合，数据爆炸和模式创新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安全防御范围，行业管理的思路和安全防护的技术手段都将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电力、交通、医疗等国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正逐步积累战略性大数据资源，个人用户基本信息和社会活动信息也汇聚成国家重要数据资源，传统以系统安全、边界安全为目标的防护手段将无法抵御以数据窃取为目的的攻击行为，现有的安全防护方式将逐渐淘汰。另外，基于云计算的计算与存储能力以及虚拟化管理方式，也将给现有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带来巨大挑战。

近年来，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严峻，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关注对互联网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和法律法规顶层设计。“棱镜计划”曝光后，各国都更加重视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意义，更加关注网络空间的主权和国家利益，更加强调对网络信息技术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控，更加聚焦信息战争中加强安全防护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三）我国高度重视信息安全

党中央对网络信息安全高度重视，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将网络安全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两个事关”和“两个没有”，深刻阐明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极端重要性。

技术和管理能力决定安全水平，必须实现信息产业实力的显著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信息化发展越快造成的危害可能越大，没有信息化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滞后，网络安全也没有保障，已有的安全甚至会丧失。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必须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不能偏废。

从产业发展看，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决定着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必须牢牢抓住“牛鼻子”，着力推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快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电子信息产业特别是核心软硬件等关键领域发展，提升安全可靠的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和利用能力，使国家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安全保障建设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

从安全管理看，必须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做到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既要发挥好市场主体作用，更要强调国家意志，避免失控。应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战略谋划和前瞻部署，加快完善法制和制度环境，为信息产业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四、提升信息技术发展与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一）完善信息技术与信息安全的五种能力建设

把握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切实保障信息安全，应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为重点，实现软硬融合、产业与服务融合，加快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信息技术发展与保障信息安全的五大能力。

一是构建包括芯片、操作系统、数据管理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能力。信息技术发展与信息安全保障必须是全产业链的发展与安全。从2006年开始，国家在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部署实施“核高基”、“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三个信息技术领域科技重大专项。经过10年的努力，三个重大专项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下一步要加快推动核心芯片和操作系统平台研发和产业化，在对信息产业和信息安全影响巨大的计算机整机、工业控制、网络设备等关键领域集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包括芯片、元器件、软件和整机应用全产业链融合配套发展，不断完善硬件、软件、系统网络和应用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体系。

二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没有强大技术创新和产业支撑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安全的保障就无从谈起，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就不可持续。发展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和产品需要长期积累和不断支持。应加强战略引导和前瞻谋划，继续加快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根据信息技术发展变革大势和网络信息安全要求，密切关注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动态，把握信息技术融合化的趋势，以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创新链配置资金链，推动产业模式创新，加快形成国家信息技术竞争新优势。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体系，支持产业联盟发展，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校开展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协同推进机制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政策协同，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落实国家在关键领域财政支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利用产业投资基金、商业银行信贷等多种融资方式，着力解决制约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三是立法能力。要站在维护网络信息安全、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高度，不断完善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推动中央决策部署转变为法律规范，完善法律体系，适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将传统法律规范向互联网领域延伸，实现管理政策与法律规范的有效衔接和统一。建议加快推动电信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立法。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服务、关键设施保护、网络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制度。建立规范网络数据采集传输存储、资产确权、交易流通、商业利用等行为的制度和标准。

四是人才能力。信息技术发展与信息安全保障归根到底是人才与智力的竞争。各国普遍重视信息技术和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培养，都不断加大人力和智力投入，力图在未来竞争中占领发展的制高点。相比之下我国人才队伍建设还有很大差距。要建立健全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支持关键学科建设，鼓励企业社会和高校联合培养人才，加快建设专业性培训机构。应特别重视领军人才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培养培训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要加强网络安全人才顶层设计，强化高校对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重视网络安全职业培训和普及，造就一批对整个行业整个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和技术骨干。

五是管理的能力。要完善行业管理能力。对于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要明确“首先是‘积极推动’，然后是‘逐步规范’”的管理思路，在此基础上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能，发挥好互联网协会的作用，倡导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完善市场规则和行业公约，推动形成完善高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互联网综合管理体系。要加快建立信息安全评估制度，加大信息安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不断从理念、业务、技术创新，不断增强在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中应对能力。

（二）加快制定信息产业行动计划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处于新一轮变革的窗口期和机遇期，我们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面对新技术和新应用的快速发展，有必要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推动实施信息产业行动计划，发展目标为推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具有品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成为引领全球信息产业发展的国家。重点发展三个领域的关键技术，一是支撑“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共性技术，核心是牢牢把握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制高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导和支持信息技术企业与传统工业企业合作；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突破口，加快在关键领域推动智能工厂等新型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不断推广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二是引领“互联网+”的重大转折性技术，主要是密切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变革趋势，以“互联网思维”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普及应用，加快业务模式创新，鼓励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产业新生态体系。三是保障信息安全和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性技术，除了上述芯片、整机、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外，还要大力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能力体系建设。要特别注重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国际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以开放、合作和共享的态度推动产业生态体系同国际接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进步机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加快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全产业链国际竞争力。

（三）信息公平：数字鸿沟与宽带中国战略

“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这种数字鸿沟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表现在不同地区、阶层、年龄、性别之间。造成“数字鸿沟”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能力以及主观需求等方面的原因。

“数字鸿沟”带来发展不平衡问题，不仅对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影响很大，而且对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分配带来了不公平。目前，我国区域发展还不平衡，在宽带普及率和接入速度等方面同美国、日本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的普及程度差异也非常显著。

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将宽带网络作为国家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加快构建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到2020年，我国宽带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70%，3G/LTE用户普及率达到85%，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超过98%。瞄准发展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每年实施“宽带中国”专项行动，全面推动宽带网络提升升级，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大力实施通信村村通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缩小数字鸿沟还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农村宽带网络使用率不高以及施工难度加大等问题，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加强经济适应信息通信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深入开展信息下乡活动，特别是结合国家扶贫工作，对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施“信息扶贫”。

信息技术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谁在技术上把握主动，谁在信息化上占领制高点，谁就能够掌握先机，赢得优势、赢得安全、赢得未来。要立足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着力加强自主创新，着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掌控能力，推进网络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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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