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法迎大修 品种审定改革将成突破口

一些业界人士认为，不切实际的品种审定已成腐败温床，知识产权难受保护；抄袭“套牌”现象普遍，真正的好品种推广受到压抑，相关科研机构则陷入利益怪圈。育种体系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财新网】（记者 汪苏）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种子行业的乱象，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正因如此，《种子法》的大修迫在眉睫。日前，《种子法》的修订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拟将针对完善品种审定制度、让科研机构回归公益属性、保护知识产权等多个重要问题的规范做出调整。

在改革品种审定制度方面，现有的草案并未采纳部分人士所提出的“彻底取消品种审定制度”的建议，而是将原有的28项需经品种审定的农产品种类予以删减，但仍保留五项最主要农产品的品种审定机制。

一位农业部专家告诉财新记者，改革的最终方向是市场化。而目前草案的口径，可以视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品种审定制度存废之争

目前，中国对新种子的上市仍实行审核制。一个新品种要上市销售，需按其所欲销售的范围，通过国家级或省级的品种审定。若申请国家级品种审定，新品种需要完成一年的预备试验、两年的区域试验以及一年生产试验，并达到相关标准后，再经过农业部设立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通过，方能获得入市许可。

不过，这套原本旨在规范市场、保护农民并为科研创新提供正向激励的制度，在现实中却滋生不少腐败问题，丧失了门槛作用；非但难以真正保护农民利益，还成为一些企业的保护伞。

先锋种业原中国区总裁刘石曾公开撰文表示，国内各个科研院所和大大小小的种子公司，之所以对品种审定趋之若鹜，除了利益考量，最重要的就是能获取“免责”的盾牌。

一位河南种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如果没有品种审定制度，出了问题都要企业自己负责，企业就会谨慎小心，充分告知各种风险”。但若经过品种审定制度审核、背书后，企业不但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品种潜在的问题或风险，甚至还会加以美化、掩盖。

这位河南种业人士还称，在品种审定程序的实务中，“抗病性、产量、适应实用性，这些数据都是可以作假的，人工因素太多。腐败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

失序的检核机制，除了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甚至还阻碍了好品种的推广和创新。

出于行政利益割据等因素，在现有的省级品种审定制度下，即便两个省份交界处的自然条件相似，一个省的品种也往往难以在另一个省合法化。

而区域试验的操作，也被业界人士认为存在不科学之处，并导致最后某个品种经审定的可种植范围，往往与该品种实际上可推广的范围存在不少偏差。此外，品种审定的标准过于重视产量，更直接扼杀了一批品质好但产量低的新品种上市。

在不切实际的审定制度下，品种未经审定、或在非经审定区域内直接种植的“非法种植行为”，也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存在。而地方农业部门也无法强制禁止百姓种植。

还有一些机构，则对前人所培育出的优质品种略加“修改”，就做成了一个“模仿”后的“新品种”，在审定后即获得合法庇护。而许多通过审定的品种则缺乏实际上的推广价值

以玉米为例，据刘石初步统计，每年通过国家和省级品种审定的玉米品种，真正能在市场上推广达到一定面积、能被市场认可的，只有约十分之一左右。

但部分科研机构和公司仍对投入品种审定乐此不疲。前述河南种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由于通过审定、拿到“牌”之后就可以变现，科研人员就可以去报成果，“这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而通过审定的品种还成了一种“壳资源”。在种子市场内，“套牌”现象普遍。一些企业会盗用别人研发的、具有市场价值的好种子，再套上自家拥有的、通过审定机制而获得合法资质的品种名称上市销售。

种种乱象，使得品种审定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有一些农业界人士主张，应该全面取消审定制，改为备案制。例如刘石即认为，政府应通过制定统一的制度和标准来规范产业发展，而非针对个别的产品逐一进行审批。

还有一些人士则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仍不成熟，小农为主的国情也与美国等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能完全废除品种审定制。

这一次的《种子法》的修订案草案，则体现了两种思路的折衷。在草案中，对需经国家审定的农作物品种，从28个减少为5个，但仍保留了稻谷、玉米、小麦、大豆、棉花五种最重要作物的品种审定程序。

此外，据财新记者了解，从今年起农业部已经开始试点，准备对集育种、扩繁、推广为一体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开放品种审定的绿色通道，允许其自行测试自育品种，最后再接受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便捷审定流程。

不过，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在全国的5064家持证种子企业中，仅有72家、约1.4%属于“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绿色通道的惠及面相当有限。

此次《种子法》修定案的草案还提出，要建立品种退出制度。经审定上市的农作物品种和林木品种，若出现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不宜继续经营和推广的，要由原公告部门发布公告，停止经营、推广。

科研机构回归公益属性

在育种领域中，科研机构目标错位，对基础性研究投入不足，过分介入应用性研究以逐利的趋向明显。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以企业为育种研发主体不同，在中国，育种的主体，主要是大大小小的科研机构和“课题组”，以及支撑其运作的各级项目经费。

刘石认为，这些机构、团队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妨碍了育种领域朝向产业化、市场决定的发展。

为矫正此一弊病，在此次《种子法》修定案的草案中，明确了科研机构须回归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方向。草案提出，国家要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种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同时支持公益性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的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研究”，以及支持对“常规作物、主要造林树种、育种和无性繁殖材料选育”等领域的公益性研究。

此外，草案还鼓励种子企业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的成果，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并鼓励种子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一道，构建技术研发平台或产学研结合的种业技术创新体系。不过，到目前为止，草案所提出的内容，仍只是方向性的安排。欲使科研机构实质退出商业化的育种行为，仍需要更多“真刀真枪”的安排。

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是此次《种子法》修订的最主要目的。针对业内广泛存在的“模仿”、“借鉴”等现象，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在4月2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时表示，草案将按照“鼓励原始创新”、“强化保护植物新品种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概念。所谓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可以申请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但对其进行生产、繁殖或者销售等行为，应征得原始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