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大”科研团队宣战“镉大米”(重金属污染、重金属、中国农科院)

3月29日，中国农科院在湖南长沙宣布启动“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行动”，由160余名相关学科专家（包括超百名博士）组成的号称“全国最大科研团队”，向农产品重金属超标问题发出系统性“宣战”。

启动地点选在湖南，颇意味深长——2013年5月惊动全国的“镉大米”风波，作为重金属污染重灾区的湖南，即为问题大米主源头；事件也成为国内对这一问题社会认知度的分水岭：此前几乎不为人知，此后公众深切关注。

既是世界难题，也是世纪难题

中国水稻(Rice)研究所研究员胡培松谈到2013年“镉大米”事件后公众一度“谈镉色变”的紧张气氛，“人人都说，却又似是而非”，一语道出问题的复杂性。

项目负责人、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刘仲齐用“复杂性、累积性、隐蔽性”来形容重金属污染：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其隐蔽性强、不易发现，滞留时间长、具有累积性，所以治理难度大，“是世界性难题”。

刘仲齐表示，难点不仅表现在污染来源和机理的多样性、复杂性，还表现在治理方法和手段的特殊复杂性：目前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物理手段、生物方法和农艺方法，它们有的经济成本高，如用新土换旧土的客土方法、施用重金属调理剂等；有的时间长，如超积累植物吸收重金属方法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所以又“堪称世纪难题”。

胡培松从2006年开始就“有意识地做这件事”。工作之一是大规模跟踪检测南方稻米重金属超标状况，“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的品种都检测”，形成系列科学数据。“糟糕的是，这几年重金属超标的势头是向上走的”。

一两个人、一两个团队、一两个课题解决不了问题

来自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王衍亮的一个好消息是，重金属污染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已列入议事日程：上从中央高层的亲自过问，下至环保部、农业部等职能部门的工作部署，都把它作为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民生重大关切，出席启动会的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提出，农业科技界“能不能跟上”？

他介绍，目前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主要停留在单项技术上，大部分尚处于研究试验阶段，缺乏技术的集成配套，经济性不高、操作性不强、适用范围受限；尤其是在重金属污染修复方面，尚未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可复制、易推广，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成熟综合技术措施；而且，“这些技术还没有和政策配套”。所以，“一两个人、一两个团队、一两个课题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从单项技术研究向多技术耦合联用的综合防治技术研究转变。

王衍亮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协同攻关的必要性：国内现有重金属污染治理有两种思路，一是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拿出去，才算治理和修复了；一是在保证农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前提下边生产、边修复、边治理。这两种思路还在争论，但他认为，在当前污染面积较大的情况下，采用第一种思路，“这么多农田都要休耕”，很难做成；应该“沿着边生产、边治理的路子，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与“镉大米”引爆农产品重金属污染议题相一致，项目也把稻米镉污染作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刘仲齐解释，土壤、灌溉水和农业投入品中的重金属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稻米质量安全，其中尤以镉污染最为严重，直接导致稻米镉超标事件频发。他介绍，项目研究内容包括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污染过程防控和末端治理三个方面。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主要研究镉污染的特征、来源及在土壤与水稻(Rice)中迁转的规律，如镉在水稻(Rice)根、茎叶、籽粒等不同部位的聚集规律与机制等；污染过程防控从溯源开始，筛选出水稻(Rice)镉低积累品种，再研究灌溉水镉消减、重金属高效钝化、镉污染稻田耕作等技术；末端治理主要研究镉在稻米中的富集部位和赋存形态，探索镉超标稻米的安全加工技术和富镉稻秆资源化利用技术。“以此为切入点，为农田砷、汞、铅等其他重金属污染防治提供参考”。

“小而全”“短平快”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

“这个项目要探路，要出经验”，作为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的第一个区域发展类协同创新行动，陈萌山对之所寄予的希望，远远不止出成果。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的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农业科研队伍“细碎化”倾向、农业科研课题“竞争过度，稳定不足”倾向开炮。

他说，现在我国农业科研“10万大军”(从中央到地方300多个农科院，9.7万人），“2万精锐部队”（国家队，指中央一级及农业部属科研单位，包括中科院农业类研究所），缺少协同，缺少分工，“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机构、专业、学科设置重叠较为严重。全国从事小麦、水稻(Rice)、玉米育种的课题组分别达到500个、600个和800多个，科研机构整体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没有整合；农业科研平均资助周期仅为3年左右。另一方面，随着竞争性科研课题持续实行，科技资源和创新实力大多耗费在课题资源的竞争上，导致竞争过度，稳定不足，加剧了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被淡化。这种“小而全”“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投入方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不符合产业自身的内在要求。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唐华俊回忆起上世纪70、80、90年代国家持续实施的黄淮海中低产田综合治理、杂交稻攻关、南方红黄壤和北方旱地综合利用等“大兵团作战”，解决了重大问题。但进入新世纪，“这样的协同创新还有吗？”

“解决大问题，需靠大手笔。”陈萌山指出，解决这样一个系统性问题，靠“细碎化”投入已经无能为力了，需要组织动员全国相关领域的优势学科，进行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国家给予稳定支持、长期支持，“形成大兵团，大协作”。他透露，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实施3年来，国家财政支持连年上台阶，“去年3个亿，今年7个亿”。在此框架内，他表示，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经费“上不封顶”。（原标题：“全国最大”科研团队宣战“镉大米”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行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