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大儒：大辩论应以促进科学进步为目的(转基因、转基因技术、生命)
“崔永元与复旦教授激辩转基因”，这一话题迅速让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研究所教授卢大儒站到了“风口浪尖”。他已经不愿意再多谈，经过记者几番劝说，尽管心存余虑，他还是在电话中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媒体要把握好传播的“临门一脚”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如何对待科普这件事情？
卢大儒：我长期以来坚持这个观点：研究人员应该抽时间来做科普。但并不是说强求所有的研究人员都这样做。研究人员做科普，本来就应该鼓励和支持。这么多年来，我花了很多精力在不同场合下做科普，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医院甚至一些企业，从不在乎报酬多少。
崔永元讲了很多社会良知。我们的研究人员同样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研究人员为了科学研究放弃了很多，不是为了赚大钱——有的研究人员真的可以出来赚大钱，但是他们没有。我认识很多这样的研究人员。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研究人员应该怎样跟媒体打交道、做科普？
卢大儒：一般来说，研究人员不愿意与媒体打交道，但是还是要跟媒体做朋友的。当然要谨慎注意，有些媒体有些时候为了抢发稿、抢独家，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错漏和误导。还有些记者为了吸引眼球乱报道，这虽然并不代表媒体的主流，但是确实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所以，传播的“临门一脚”需要仔细把握。
科学辩论要以促进科学进步为目的
《中国科学报》：你对媒体人做转基因的科学传播怎么看？
卢大儒：我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但是我总觉得现在媒体，包括媒体人对转基因的报道，对所谓的“问题”报得偏多，而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意义，并没有太多进入很多公众视野——或者是没有进入某些媒体人的视野。
转基因的问题要两面看，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促进作用，不然国家也不会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当然在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的应用、管理、监督过程中要讲究公众知情权，遵守国家规定，尊重生命伦理，这方面我们肯定要坚持，相关管理部门要严格管理。但是我们讨论转基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应该是促进转基因研究和产业在中国平稳、有序地发展，不能让美国一家独大，但是为什么讨论来讨论去，转基因变成了一种让人们疑神疑鬼，心里不踏实的东西呢？我们科研人员现在觉得很郁闷，我能理解从事转基因植物(transgenic plant)研究的研究人员的郁闷和焦急心情。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这其中媒体和媒体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了吗？
卢大儒：说老实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的评价还好好的，很时髦，现在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当然不光是媒体的问题，原因比较复杂，也跟政府的因素有关。在美国也有人主张要给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 food)强制贴标签，但是美国FDA觉得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人家就不做（强制标识）。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效仿美国。我的意思是，既然政府制定了标准，就该按标准执行。我们的研究人员要善于引导、促进产业发展。说通俗点，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它为什么是安全的，采取了哪些安全性方面的评估和管理，这需要多做点科普。
《中国科学报》：你现在怎么看你当天跟崔永元的“激辩”？
卢大儒：有人说我是去“砸场子”的，这个理解是偏颇的。我并不是很了解崔永元。我在现场只是想表明我的态度和希望，为转基因发点声。
我那天不是为了跟人吵架，我从没有把谁当作辩论对手。那天新闻学院一位老师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带着一批学生被拦在外面，我去了可以澄清这个事情，另外我也抱着想去看一下的心态，从视频里你可以看到我开始很礼貌地问问题，但是后来我没有感觉到同等的尊重，问题被不断地打断，你生不生气？当然，我后来也不冷静，今后需要修炼。
我理解的科学辩论，其目的一定是为了促进科学进步、产业发展，辩论要从善意的角度来提出，不一定当场给你答复，我可以查资料去完善，然后再接受你的新质疑——在提问和质疑中发展和完善。如果崔永元抱着这个态度来批评，我觉得是好事情，他的监督会促进转基因的进步。科学发展要有批评者，但批评不是谩骂和诡辩。
《中国科学报》：我注意到你在事后关闭了微博的非好友评论。
卢大儒：我其实不怎么上微博，从没有在微博上开放过讨论，不知道微博还有这个功能（非互相关注也可评论）。如果是跟我讨论问题、提建议，只要讲道理，我觉得无可厚非；如果不是，我觉得没有意义，网络上有些莫名其妙的、没理由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这个我没有必要去关注。
“忍受谩骂”不是做好科普的必要条件
《中国科学报》：崔永元曾经有过类似“忍受不了谩骂，就做不好科普”的言论，你觉得呢？你觉得研究人员有能力做好科普工作吗？
卢大儒：我相信研究人员有能力做好科普工作。并不是说忍受不了谩骂就做不好科普。我们可能不是哥白尼、布鲁诺，但我们的科普也有很多层次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要个个都能够去舌战群儒，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修炼到这个水平。大家都是凡人，重要的是要有科普的这份责任心和相关的专业知识。不能要求研究人员一定要能够忍受谩骂，这并不是做好科普的必要条件，当然如果有这份“本事”也很好，我向他们学习。
我们做科普不是说跟谁对着干，主要是向不知道的外行讲明道理，传播知识，这件事更坚定了我们多做社会科普的责任和意识。
为了让老百姓相信，研究人员群体和政府都要注意提高公信力。如果研究人员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人家就不相信你了，会影响到整个群体。俗话说：“一粒老鼠屎毁坏一锅汤。”尽管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另外，希望科普时要避免与个人利益相关，不要以科学的名义作广告。这方面我们欢迎媒体的监督，同时也希望媒体多宣传报道研究人员探索科学造福人类的事迹。（本报记者 赵广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