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委员：粮食安全“三高”之后，路在何方？
2014年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罕见的“十一连增”。然而，欣喜之余，主粮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的“三高”叠加，加上粮价居高不下、进口量连年攀升等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和不解。在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针对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界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探讨破题之计。
“三高”之困
中国连年丰产，带来了粮食生产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的“三高”叠加现象。民以食为天，高产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首要条件，但是，高收购量和高库存量同时也带来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压力和仓储成本的增加。
面对“三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认为，这是“愉快的负担”。所谓“愉快”，任正晓说：“我们最期待的是每年的粮食大丰收，收购量增加对农民卖粮变现、增产增收也有好处，库里是满的，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有保障。”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071.0亿公斤，比2004年增加1376.5亿公斤，十一年间粮食增幅高达29.3%。
即便愉快，也有负担。随着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国家收储量也不断加大。有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各类粮食企业粮食收购量首次突破3500亿公斤，总量达3649亿公斤，同比增长204.5亿公斤。与此同时，库存逐年增加，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7%~18%的国际警戒线。因此，也带来粮食保管费用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等问题。在仓容总体紧张的背景下，坏粮风险也加大。
“三高”数据背后，也反映出中国粮食品种结构的不平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郑晖认为，目前中国粮食生产面临普通低质粮多、优质粮少、结构失衡的问题，不仅大量占用库存，而且陈化后也造成了严重浪费。“再好的稻谷、小麦，存上3年就没人吃了。还有棉花，每存一年就降低一个档次。”郑晖提出的担忧，直指“三高”叠加下粮食生产面临的现实困境：库存粮食要耗费大量人力、土地、资金和资源；国家财政负担较重；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粮食加工企业亏损面增加。
产量之惑
那么，“十一连增”之后，粮食生产是否可以放松？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中国的粮食是否真的过剩。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原副部长牛盾分析说：中国人均粮食超过400公斤，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依然满足不了人们饮食结构改善、水平提高的要求。同时，从世界范围看，粮食仍然供不足需，世界上仍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从国际市场来看，中国人口众多，有大国效应，往往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一旦国内供应出现问题，我们要从周边国家进口大宗农产品恐怕很成问题。因此，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内。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蔬菜协会会长薛亮提出，粮食高库存量也要从流通层面分析。他在调研中发现，近些年粮食连年丰收，农民以及粮食加工企业都不存粮，而是全部进入国家的流通领域，造成粮食调控十分艰难，这也是国家粮食高库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认为，粮食政策不是单纯的产业政策，更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还要考虑农村6亿多农民的安置和生存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粮食产量掉下来很容易，涨起来却很难。因此，面对产量增加、库存增加、进口增加的复杂局面，仍然要对粮食生产保持清醒的认识。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粮食产量要稳定在5500亿公斤以上。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建议，粮食产量目标还应该保持在6000亿公斤的水平，即便不增产，也要维持稳定。他说：“一方面，粮食生产要导向明确，才不至于引起大起大落。另一方面，仓库的粮食并不是太多，而是太贵。现在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在进口，并不是因为不够，而是因为进口的价格更有优势。”
价格之殇
国内粮价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从2004年开始实施托市价格制度，保护粮农利益。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价格也面临国际价格“天花板”和国内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
有信息显示，目前每千公斤国产玉米、大米、小麦分别比同品种进口完税价高出810元、900元和700元。大豆价差最大，在1600元左右。国内外价格悬殊，直接带来了进口产品对国内市场的挤压，加剧了国内农产品的产销矛盾。
据海关统计，中国2014年谷物及谷物粉累计进口19.51亿公斤，同比增长33.8%；进口大豆71.40亿公斤，同比增加12.7%，创下历史新高。大米、小麦、玉米三大谷物品种在配额内进口得到有效管控，但高粱、大麦、酒糟粕、木薯干等非配额品种进口快速增加，2014年这些替代效应明显的品种进口总量接近114亿公斤。
从2014年的进口数据来看，中国小麦进口约占全年小麦消费量的2.5%，玉米进口约占全年玉米消费量的1.3%，大米进口约占全年大米消费量的2.8%。虽然目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还不高，但仍然呈现上升态势。
为什么粮食连年增产，进口却连年增加？牛盾分析，目前中国确实需要通过进口来进行品种调剂。同时，国外农产品在价格上存在优势，也是影响进口的一个因素。他认为，国外农产品价格优势与资源禀赋、农业经营模式、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国内粮食价格不断上涨也有三方面客观原因：一是饲料粮和工业用粮需求不断增加；二是粮食生产成本上升，近年来生产资料成本平均每年增长6.5%；三是收购价格上涨。以粳稻为例，每公斤收购价从2004年的1.5元上涨到2014年的3.1元。
陈章良认为，劳动力价格上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导致的。
“中国国情决定，要用越来越少的土地、越来越少的水资源、越来越少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这意味着中国农业将面临长期挑战。
破题之策
综合来看，粮食生产面临的现状是，生产成本“地板”升高，进口“天花板”下压，农业补贴黄线逼近，生态红线亮起。全国政协委员、正大集团副董事长杨小平用四面楚歌来形容粮食生产的困境。
陈锡文认为，保障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产量不能松懈，同时也要注重改善品种和提高质量，这也是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他提出，以中国农业目前的状况，要把粮食生产成本降到比美国还低尚不可能，所以要想其他办法来支持农业，守住农业的国门。
任正晓认为，节约、减损也是促进增产。有统计显示，从产出到上餐桌前，每年损失掉的粮食在350亿公斤以上，损失率达8%。这一比率虽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粮食产后损失率，但中国粮食体量大，损失掉的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提出，对农户储粮、粮食企业储存和加工环节，都要进行大力改造和科学引导，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此外，现在国内粮食生产还有潜力，农田基本建设还有很多欠账，需要继续挖掘，也需要政府引导加大建设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农科院副院长刘建军认为，粮食安全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要让农民愿意种粮，首先要有优质品种，还可以发展“粮经复合模式”，实现多种高产、高质量农作物的交替种植，不仅能提高农民种植积极性，还能增加农民收入。
郑晖表示，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也为调整农业结构、耕地治理和修生养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建议：改变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做法，完善补贴方式，着力解决粮棉库存积压问题，引导和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粮食收购与存储，分流国家政策性收储压力。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霍学喜建议，国家尽快编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总体规划，建设粮食安全主体功能区，加强粮食主销省和粮食产销平衡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粮食安全保障条件的建设。
此外，委员们也提出，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赖于新型农业主体的产生和壮大。建议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合作组织，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同时，推进农药、化肥零增长行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品质。只有农民受惠，农业企业受益，国家粮食安全才有保障。
(责任高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