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等谈崔卢转基因之争：需要理性的舆论环境(转基因、施一公、视角)
崔永元复旦演讲引发的热议，更像是针对转基因科学传播的一场讨论，而不是争议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本身。确实如此，一直以来，围绕转基因的争论，真正的问题已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科学传播中的“傲慢与偏见”。这一点，无论科学界还是新闻界都未能幸免。
转基因科学传播中是否存在“傲慢与偏见”？主流研究人员与社科领域学者，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此次争论或将成为国内转基因科普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有助于扭转目前国内在转基因方面的无谓争论，并为科学研究营造正常的外部环境。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
我一直很佩服小崔的公益心，很高兴看到他最近关于回归理性讨论的呼吁。
转基因研究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其研发应当由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价。不仅是转基因研究，生命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程序与伦理规范要求。
民众关注转基因粮食是好事，正好借此机会就转基因等一系列科学问题进行科普，但前提是需要一个健康理性的舆论环境。
研究人员当然有责任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但一方面确实不是每一位研究人员都擅长科普，这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需要提高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更好的解决方案，也许是培养出一批善于在研究人员与民众之间搭建沟通桥梁的专业科普、科技类新闻工作者。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
看了“崔卢之争”的报道，第一个观感就是卢大儒这位研究人员体现了一种傲慢的姿态，并且恰恰是这种姿态导致这不是一次理想的对话。崔永元说科学问题不可能和程序、伦理的问题分开，尤其是当它离开实验室走向社会、和公众使用发生密切联系的时候。我认同他的说法。
从科学传播角度来看，为什么转基因的科学传播投入很大，却很不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卢大儒式”的研究人员的态度。卢大儒在这场交锋中的态度、立场和表现方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场争论也反映出，公众的要求是超出研究人员日常的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缺乏承担这种社会责任的良好资质。一个极端的例子，研究人员只关心实验室里毒品如何合成，能否成功地合成，而不考虑合成后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显然不行。
当然不仅研究人员有缺失，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本身的理解、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带来的问题也都准备得不够。研究人员没有起到他们的作用，从事科学传播以及科学社会研究专家的声音也不够。他们都没有起到该有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松：
崔永元高校巡回第一讲在清华大学，我去听了，所以他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我大致能知道主要的内容。我认为崔永元在整个转基因的科学传播中展示出了一个优秀媒体人的素养。
科普有“三阶段”的说法，依次是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传统科普是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科学传播是公民立场。其中“公民立场”曾引起争议，因为公民不是一个明确的主体，不是明确的利益集团，因此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现在这样的案例终于有了。崔永元是央视离职人员，他的纪录片也不是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的身份来拍的，而是一个以公民个人的身份，要回答两个问题。纪录片里政府是被问责的对象，研究人员是被提问的对象。整个视角是平视的，呈现了公民立场。 如果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科学传播产品的话，崔永元这样的媒体人无疑是适合的。（原标题：转基因舆论场：科普的“傲慢与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