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国开启第三种发展模式


三月二十三日，山东邹平的孙小鹿在家通过监控器观察科技生态园的生产情况。


浙江宁波北仑区在全区490辆公交车上，安装4G网络发射器。


互联网问诊

“我们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是我们最不了解的。”当代作家周国平的这句话，用在“互联网+”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3月5日、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提“互联网+”，让这一概念的热度几近沸点。“互联网+”随之成了各种论坛与业务探讨的最热话题。但是，不少专家提醒，“互联网+”不是一个标签，也并非想加就能加。

专家指出，德国依靠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推行“工业4.0”战略，美国立足先进的信息技术，实施“工业互联网”战略，而中国的“互联网+”是要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并且包括体制、政策等因素。毫无疑问，要真正能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就一定要理解“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内涵以及未来走向。

1后发国家的互联网战略

在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互联网+”之后的第7天，阿里研究院发布了《“互联网+”研究报告》，将“互联网+”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主的一整套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过程。“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

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一份报告也不可能一锤定音，众多专家学者从更丰富的视角对“互联网+”进行了解读。

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认为，应从国际视角思考“互联网+”。继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之后，中国推出可与二者“并驾齐驱的、并有超越之势”的“互联网+”行动计划。

德、美两国战略近年来经常被媒体提及。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该战略的目的是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在美国，这一概念更多地被“工业互联网”所取代。尽管称呼不同，但这两个概念的基本理念一致，就是将虚拟网络与实体连接，形成更具有效率的生产系统。

“中国的‘互联网+’是第三种模式。”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说，这是后发国家的路径、发展中国家的路径。

“互联网+”还有更深层次的战略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中国如果整体设计得好，有可能在网络空间里掌握主导权，将技术创新转换为行业规则和行业标准，“我们要把目标和重心放在未来时，争取话语权，让国外不仅仅看到我们的增速，还要看到中国有新的增长点，有新的增长引擎。” 陈文玲说。

除了国际视野，对内而言，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互联网+”被寄予厚望。有报道称，国家发改委目前正牵头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规划。

与此同时，各地已经跃跃欲试。3月22日，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刘志庚透露，广东将制定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以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打造新产业、新业态，力争立足珠三角，率先建成全国首个宽带的城市群。3月23日，河南省政府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互联网+”在城市各个领域的应用。福建、天津等省市也有相应政策或举动。

2“化学反应”加速进行

专家学者指出，“互联网+”不是想加就能加，不是简单地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粘在一起，即，不是“物理反应”，而应该是“化学反应”。什么是“化学反应”？吕本富给出的答案是：要素的重组。杨培芳解释为：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产业结构。

钢铁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钢铁行业的互联网化起步于2008年，那时的钢铁电商仅仅是一个销售渠道。直到去年，钢铁行业渐渐摸到了“互联网+”的本质。“钢铁产业平台不是在帮你管仓库，也不是帮你管信息，更重要的是为你提供金融服务，从信息服务转向全产业链各要素整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黄丽华说。

钢铁案例恰恰反应出人们对互联网认识的变化。新浪公司董事长曹国伟对过去20年有过精当的分析。第一个10年，互联网催生了很多经济，跟传统行业共同生存、和平共处。在第二个10年，互联网改变甚至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这种改变又可分为四个阶段：先是使用互联网进行营销，后是渠道的互联网化，再是产品的互联网化，到今天，互联网已经开始全面融入金融、教育、旅游、健康、物流等传统行业。

除了全面融合之外，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逐渐深入，正从销售环节上溯到生产环节。就连看起来离互联网比较远的农业，也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3月1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目前商务部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指导意见。众多公司已经开始在农资电商、农村互联网金融、农业信息化三大领域加大布局，农业产业从育种研发、生产加工到运输销售，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化。

当然，“互联网+”在有的领域还没有充分施展。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专家陈新河认为，“互联网+”先从技术依赖比较弱的领域开始，目前在中国基本是在服务业。

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互联网+”比较容易突破的领域是：一、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比如零售业、餐饮、物流行业；二、供需发生转换、供大于求的领域，如果房地产供求发生反转，也会加速互联网化；三、问题较多、老百姓不满意、信息化水平低的行业，比如城市交通、医疗领域。

3人口红利继续释放

吕本富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是用户导向的，不是生产导向的。也就是说，从消费者出发，重新发掘消费者习惯，以此重组核心技术。把中国的人口红利发挥在互联网上，就是“互联网+”的中国路径。“我们的优势是体量大。”杨培芳说。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到2014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网络购物用户3.61亿。我国网民使用网络购物的比例升至55.7%，在全国居民中的渗透率也达到了26.6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达到2.8万亿元。中国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无疑为“互联网+”的实现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此外，移动终端设备价格更低廉、接入互联网更方便等现实条件，为互联网推广工作提供了契机。

“互联网+”以用户为导向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一提到用户导向，许多业内人士会提到小米公司，小米让用户参与研发，将用户培养成粉丝的做法，已经成为众多后来者效仿的模式。而传统企业，也开始了用户导向的探索。3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发布了互联网金融品牌和一批主要产品，用互联网建设、通讯社交、直销银行三大平台，将金融产品和互联网因素结合起来，让用户自己选择，使银行的功能进一步提升。而多家证券公司目前也在构建账户、打造平台和整合产品上做出探索，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

就连“不能再传统”的房地产行业，也积极进行着用户导向的探索。万科开发了APP，打造物业服务、社区交流与商圈服务平台的O2O闭环商业。这一应用发布后，万科在上海、广州、成都、天津与南京5城的物业招标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3月，淘宝网联手方兴地产在全国十大城市推广房源“货到付款”，让消费者更长时间保有资金，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

4体制障碍正在清扫

3月20日，李克强在国家工商总局考察时说：“去年我压了一些文件。一些新业态刚出现，一会儿这个要管，一会儿那个要管，这么多‘管家’管起来，再多改革也没用啊，都管死了！”总理说：“一定要明确，要在放活的过程中管好，而不是在管理的过程中管死！”

李克强的这段话，道出了对互联网时代政府管理体制的思考。“‘互联网+’包括体制、政策、基础理论。”杨培芳说。

吕本富举了打车软件的例子。“互联网的介入可能会打破出租车专营制度。”吕本富介绍说，出租的专营与备案是为了保证乘客安全，这是国际通用的做法。而如今，打车软件对司机信息进行了摸底，建立起了乘客与司机之间的信任。

高红冰指出，“互联网+”发展中也遇到了某些“制度不适”。目前信息生产力还未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主要是受到了原有基于“工业经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具体体现为制度安排上的落后。比如：没有促进信息(数据)的流动与共享的政策；只有IT投资预算制度，没有购买云服务的财政支持制度等。

其实，从今年两会后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制度层面正着力为“互联网+”发展扫清障碍。在考察国家工商总局时，李克强强调商事制度改革，要求工商、税务、质检“三证合一”年内务必实现；3月23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李克强指出，政府将大力简政放权，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而据报道，最近已经内部下发的“新电改方案”，力推分布式能源，为能源互联网万亿市场的开启扫清体制障碍。

当然，除了体制外，“互联网+”的发展还需要别的土壤。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建议，政府多把精力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高红冰希望尽快制定国家云计算、大数据发展战略。“同欧美各国采取积极行动相比，我国仍缺乏国家层面的云计算、大数据战略。”高红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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