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对转基因监管过严？


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在从研究到商业化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均存在非常严格的监管程序。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及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的研究员Jorge Dubcovsky（他也领衔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小麦育种计划和小麦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认为，存在监管固然是好，但是若监管过于严格也会导致不利影响。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当前对转基因的监管方法并不是对社会福祉最为有利。

为什么人们惧怕转基因？

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转基因作物到底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一些人干扰了他们所吃的食物并且担心到底这些人是处于好心还是别有目的。尽管恐惧往往是非理性的，但是人们有正当理由对他们所未知的事物产生恐惧心理——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感觉。

但不幸的是，政府往往以提高监管程度来应对这种恐惧。例如，在小麦的例子中，测试及监管程序让公共育种项目不堪重负，以至于使得一些公立大学或者农业部几乎不可能释放出转基因研究成果。对转基因的监管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却是在监管转基因技术，而不是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应该仔细审视转基因技术为植物带来的性状，而不是仅仅只盯着实现方法不放。

监管技术哪里不对了？

对技术的监管是相当不理性的！如果我向小麦种子中添加一个小麦基因来增加它的抗病性或者提高它的营养价值，这一方法产生的植株就被认为是转基因植株。即便它不含来自其他物种的DNA，但是若这种新的物种需要进行商业化生产必须经历长久的、昂贵的多种测试。但是如果我通过随机诱变或者与野生小麦之间的重组达到相同的效果，那么这种方法得到的植株却不会被认为是转基因植株，我也不需要付一分钱来进行测试！

利用同样的程序，你可以得到一些对人无害的产品，比如更有营养价值的小麦品种；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具有较高风险的产品，比如可以通过表达部分病毒来抵抗病原菌的植株。因此，从科学角度来讲，我没有弄明白监管程序的逻辑何在——它们过多关注于监管每一个过程而不是由技术产生的产品。

如此之严的监管程序会导致何种后果？

目前，由于如此之严的监管程序，一些公共育种项目研发转基因作物变得相当困难，并且难以支付使研究成果释放的费用。这就会引发大型种子公司控制种子市场的风险——他们往往根据底线来做决定，而不是公众的利益。

幸运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在2012年，美国种植的小麦品种，大概有68%是由公共部门生产的。但是在未来，如果目前的监管程序不作任何调整，那么公共小麦育种部门将失去竞争力。不堪重负的监管程序会导致大公司控制种子的供应。保证公共部门的参与可以带来多方面的优势：公共育种项目可以帮助训练年轻的新进育种家；他们可以作为行业私营公司的后备；他们可以专注于长期目标，比如增加作物多样性以及那些对公司来说没有太多经济吸引力的性状。

如何改变

我相信存在双赢模式，公共育种项目和私人部门的育种项目进行合作，这就会提供一个正确的平衡机制。公共部门可以自由探索对消费者有利的性状，而公司往往具有很好的营销渠道并且可以为育种努力提供额外的资源。我们在加利福利亚洲就有这种模式，它非常有效！公司从公共育种项目得到新的技术和种质资源；种植者得到最好的种子；社会得到改良的产品并且极大地减少了杀菌剂和除草剂的使用。

同时，我还深信公共育种项目可以减缓民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恐惧心理。例如，我们可以仅引入来源于同一物种或近缘物种的DNA来生产转基因作物品种。或者我们可以利用名为RNA干涉和CRISPR的方法，这些方法仅仅只是敲除特定的基因，消除了外源DNA的引入，因此可以减少人们的恐惧心理。他们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工具，例如，RNA干涉可以用来减少麸质不耐受症并且增加谷物中的膳食纤维。如果针对这些可能引起争议的技术的监管能够有所减少，那么公共部门研究者就可以利用它们来获得许多有益的产品。

事情有望改变吗？

当然，人们的恐惧非常有可能减少！许多年前种植者们引入杂交品种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担心，但是反观现在，根本没人担心杂交种。遗传工程是一个强大的技术，它可以让我们以一种更高效、快速、可控的方式来做许多有益的事情，并且这些目前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中！如果你看看玉米和大豆，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土地上种植的绝大多数都是转基因品种，但是却没有发生过一例灾难，这极大地反驳了“我们还没有证明他们是安全的”这一争论焦点的。我们也不能证明飞机是安全的，但是却仍然有许多飞机在飞行之中！

万事万物都有其风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评估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而目前世界上每天都有70亿人口需要吃饭！

Q&A：科学家如何帮助缓解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惧？

转基因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他们害怕转基因带来的健康风险、环境效应以及对自然的干涉，但是这些担忧大可不必。下面是四位科学家就如何缓解转基因的焦虑提出的一些建议。

Dominique Bergmann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及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研究员
斯坦福大学

将科学问题与社会和经济担忧分开来考虑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许多人担忧生物材料的所有权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必须将这类担忧与真正的转基因本身分开来讨论。

当我与反对转基因的人士交谈时，我尝试着分清他们所担忧的原因。如果他们担忧安全或者将外来基因导入食物中，我就会问他们何时第一次吃到印第安麦或者巴西莓。通常，他们的回答往往是直到成年后才吃到印第安麦或巴西莓。然后我就接着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愿意承受巨大风险去消费那些含有多达2万个从未接触过的基因的食物。接着，我会给他们稍微科普一下人类几千年过程中对植物进行改良的漫长历史。我怀疑我是否真正劝服了我的邻居不再恐惧转基因，但是至少我教会了他一些科学思维。

Steven Henikoff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佛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

缓和对小概率事件（如流星灾难和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负面影响）的非理性恐惧，使得科学变成防守一方。对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标识的争论让科学深陷在与以保护消费者为借口的反科学的泥淖中。对标识的要求暗示着转基因食品像香烟一样需要一个健康警告，但是两种主要的转基因技术产品——除草剂耐受性和抗虫性——已经无可争议地证明对环境具有积极影响。除草剂耐受的作物扩大了免耕种植的面积，这极大地减少了水土流失、水资源的使用以及污染问题；同时还极大地减少了有毒化学药品的使用并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减少了农业土地的使用量。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的影响所进行的争论可能会使促进其经济和政治议程变得异常艰难。

Luis R. Herrera-Estrella
高级国际研究学者
墨西哥国家理工学院高级研究中心

在20世纪80年代，夏威夷的木瓜受木瓜环斑病毒的影响，几乎绝收。木瓜里面没有天然存在的对此病毒有抗性的品种，因此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即是使用大量的杀虫剂。后来，利用遗传工程的手段，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们研发出了转基因木瓜，这些木瓜可以对这种疾病具有抗性，这种转基因技术拯救了夏威夷的木瓜。不仅如此，他们还研发出了一种可以抵抗毒性杀虫剂污染的木瓜品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洲的消费者已经食用了这种转基因木瓜长达18年之久，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例健康或者环境问题与此种产品有关，这就足以证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

许多其他的例子均可以用来证明转基因作物不仅安全，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走一条对环境少副作用、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Michael Eisen
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教育。对转基因的反对大都是由于愚昧无知。科学家有义务抓住一切机会向公众解释这种技术以及在使用遗传工程背后的初衷。

但是即便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对转基因的顽固反对仍会存在，这是因为人们不明白为何需要对自然事物进行人为干涉。因此，我认为我们目前能做的、可以让公众接受转基因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消费者提供很好的体验的转基因产品，而不仅仅是只针对农民。例如，如果绿色柑橘取代了橙色柑橘，我觉得消费者会拥抱经过遗传改良的、抗病的品种，那时对这种技术的抵制将会开始消失。

翻译：基因农业网（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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