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驳“粮食储备过多”:一旦减产涨价哭都来不及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邵海鹏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不可能回避粮食安全问题。由于中国执行最低保护价政策,小麦、稻米的库存爆满。这是粮食总产量“十一连增”的一个缩影。不过,部分国内粮价高于国外的事实,促使粮食进口量也在不断增加。

面对高于国际通行的库存消费比,以及库存所带来的财政负担,这为“中国的粮食太多了”的言论发酵提供了土壤。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不能只看到粮仓爆满的情况,而无视粮食进口量的增加。

陈章良说,中国农业的策略应该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而非简单认为,粮仓满了,就要少生产点,这其实是很危险的。

粮仓爆满不能看不到进口在增加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实现粮食总产量十一连增,有言论称“粮食太多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言论?中国的粮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章良:建国以来,粮食生产都有一个规律:粮食产量每增长三到五年后就会下降,这是自然气候和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直接来说,每次都是粮食多了,然后不重视,再加上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就下来了。

“十一连增”和粮食价格的稳定,CPI的稳定都是有关系的,并且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15年粮食产量要稳定在11000亿斤以上。虽然有“以上”二字,但最终结果可能是在数量指标附近。

不过,相比去年,这意味着今年粮食总产量会下降。这引起我的担忧。

目前有很多专家在讲,中国的粮食多余了。原因是,粮仓爆满,储备粮会变成陈化粮,储备的成本特别高。对于需要财政进行存储的相关部门来讲,那么多粮食出不去,自然就显得多了。

另外,连续多年来,中国每年8000万吨粮食的进口,相当于利用了国外7亿亩土地。如果不注意这一数据,只看到前面粮食多余,这是不全面的。在粮库粮食过多的背景下大量进口,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粮价高于国外。

所以制定农业政策要注意两点。一、继续保持稳定略有增长的趋势,因为人口在增长;二、降低粮食价格。目前,劳动力成本增加、生产资料不断涨价、机械化程度低等助推粮食生产成本增加。如果在这些方面进行补贴,粮价自然就会降低。

因此,加快土地流转,实施规模化经营,既可以保证农民收入增加,又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这才是发展中国农业的策略,而非简单地认为,粮仓满了,就要少生产点,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总之,农业政策不能放松,必须继续保持农业增长的态势,确保粮食安全。

日报:粮食多了以后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仓储成本增加是首要的,甚至还出现贪腐情况等。相对于粮食太多所带来的有益之处,如何评价我们为之所付出的代价?

陈章良:这次会议,让我明显感觉到一个气氛,似乎觉得粮食存储量太多了,生产成本这么高,干吗还要生产出来。所以,有专家提议进行轮耕、休耕、治理土壤污染等。甚至有经济学家称,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脆拿500亿出来就搞定了(粮食安全),还生产什么(粮食)。

我就特别担心(粮食储备多了)这个观点。的确,光储备这一块,起码亏600亿以上,再加上农民的补贴,超过千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适当的损失也是应该的,总比其他方面的产能过剩要好很多,毕竟“民以食为天”。

中国是大国,大国效应明显。如果大量进口粮食,容易抬升世界粮食价格。如果粮食减产的话,世界粮食价格是不会这么便宜的。到那个时候,哭都来不及了。而且,粮食是不能短缺的,否则就会受制于人。“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农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日报:中国农业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呢?

陈章良: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农业发展要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适当增加进口和加快农业走出去步伐。而早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把农业“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一是因为数量不够,二是因为价格因素。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价格高出三分之一,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比人家贵,从农业角度看,国家的走出去战略有很大的需求,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把握这个机会。

在国际上,有ABCD四大跨国粮商,日本也有丸红株式会社等跨国粮商。日本196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突然发现本国国土面积太小,当时就以援助不发达国家农业建设为目的,政府给予金融支持,让企业走出去。韩国的农业走出去,一是政府有政策,二是企业有贷款,三是东道国的信息非常畅通。

中国已经有农业企业开始尝试“走出去”。中粮集团收购美国养猪企业,收购法国、智利酒庄,与澳大利亚企业合作生产白糖。黑龙江农垦在俄罗斯布局粮食生产,广西企业到越南建厂生产木薯。

我国农业“走出去”事关我国农业发展的未来。面对诸多障碍,一是,国家应该制定农业“走出去”的总体战略。建议农业部牵头研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支持实力雄厚的企业到资源质量优良、比较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

二是,加快行政制度创新。政府应当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权限和范围,引入市场中介机制,放松金融、外汇、信贷等监管,逐步实行海外投资自由化;

三是,加强国际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政府教育部门和机构应加大“跨国经营”学历教育,有针对性地在语言、跨文化运作、并购等领域加强培养,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加贴近企业“走出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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