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期叠加”：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要积极面对复杂形势——专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

“规为引擎、法为准绳，引领中国基础研究进入新常态。”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14年党组（扩大）会议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提出了上述观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整体进入新常态的当下，基础研究现状和前景如何，未来又该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日前，杨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现状：已具备科技大国规模

“从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看，我国已具备科技大国的规模。”谈到基础研究的现状，杨卫给出了一串最新数据。

在全球高被引论文作者榜单中，2001年中国大陆作者仅为7人次，占比不及0.1%；而刚刚过去的2014年达到128人次，占比提升到3.98%。而自2006年以来，我国科技论文总量一直居于世界第二位，2014年发表SCI论文23.64万篇，总被引用次数逐年递增，为世界第四位，居美英德之后，从1998年之后每年前进一名。从质量看，2004年至2014年，我国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居世界前1%）数为12279篇，占全球10.4%，居美英德之后的第四位。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基础研究许多学科也逐步从‘仰视’向‘平视’演进。”

杨卫介绍，2014年，我国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10位，比上一年增加1个，其中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数学5个领域论文被引用数排名世界第二，农业科学和物理学排名世界第三。“化学成为现在最受瞩目和期待的学科。”

体量上去了，质量也有所突破。杨卫表示，我国近年来取得了一批诸如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量子通信、铁基超导、中微子振荡、拓扑绝缘体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在量子调控、纳米、全球变化等研究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总体上看，基础研究重大成果有加速产出的趋势”。

此外，从基础研究投入上看，2013年达到555亿元，自2006年起年均增长约20%，经费总量呈不断攀升的趋势。

难题：“中腰隆起”与“诺贝尔奖之问”

“尽管发展迅速，当下中国的基础研究仍面临诸多难题。”对此，杨卫表示忧虑。

“汤森路透做过统计：全世界所有论文里面的中国作者人数是五十几万人，但是我们缺少顶尖大师。”他说，“同样，我国基础研究的成果有一批，但是还不足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立地不实，这就是‘中腰隆起’，却不能‘顶天立地’。”

杨卫提起了持续多年的“诺贝尔奖之问”。“长期以来，基础研究的稳步进展与公众期待存在矛盾。”他说，“基础研究具有探索性、不确定性，需要长期稳定支持，成效可能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产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但是公众总会问——给中国科学家那么多钱都干什么去了呢？”

杨卫透露，他出访瑞典时，曾与诺贝尔物理奖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讨论，询问中国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资助机构需要做些什么。

“他们当时给出了两个建议，第一是增加来自中国的提名人，第二是千万不要搞‘诺贝尔奖’工程。”杨卫告诉记者，诺奖委员会认为，比较可取的方式是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年轻有希望的、走在前沿的科学家，让他们潜心研究，而不是大张旗鼓地支持他们追逐奖项，否则将事与愿违。

此外，他强调，基础研究支持的项目会出什么成果，往往不好预测。“出的成果有什么用，可能短期内难以说清楚，但潜力巨大，因此更需要宽容和自由度。”美国科学基金会前主任曾给杨卫举过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该基金会支持了一个小项目，在一个并不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但这却成了谷歌搜索算法的源头，这是之前无法预测和判断的。

定位：基础研究应是引领新常态的“发动机”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基础研究作为源头和根本，应该起到发动机的作用，才有可能打破局面，形成新的‘新常态’。”杨卫说。

在杨卫看来，当前，我国正面临“六期叠加”的复杂形势，即：全球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经济和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的全面转型期、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突围期、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的深度调整期、基础研究量变到质变的重要跃升期。

在此期间，根据客观规律，中国基础研究应当在未来5年内达到与主要创新型国家三个并行的总体目标。首先是“总量并行”——加大经费投入量、增加人才队伍量、增强科学产出量，使其达到国际前列；其次是“贡献并行”——实现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某些里程碑式的工作是由中国科学家来完成的，有重要的学科贡献和较大的国际影响，在某些领域领先或者部分领先；最后是“源头并行”——产出重大原创性成果，占据科学高地，或者从基础贯穿到应用，成为科学超级大国。

在具体目标预估上，到2020年，中国基础研究论文的总量应逼近美国，总被引世界第二，篇均被引超过世界均值。在贡献上，争取在大于10%以上的分支学科上影响力领先，每个学科形成1个或几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团队，每年涌现10项左右学科里程碑式的工作，同时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进入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在源头上，则希望每年出现三五项具有源头性质的重大原创成果。

此外，杨卫强调，从投入角度看，中央财政占基础研究支持的绝大部分，随着GDP增速放缓，基础研究投入的增速也要相应调整，但这一调整应当是继续增加。“只有进一步加大投入，基础研究这个创新的‘发动机’才能开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