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种子协会2014长沙会议上的发言
在中国种子协会2014长沙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种子协会的职责是维护种子企业的权益和帮助企业争取有利的政策资源,扩大种业的生存空间。
一、 国际合作有收获
种业发展需要改革与创新,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中国种子协会组织企业负责人赴美国考察和培训,主要收获有3条:
1. 抛弃国内玉米育种的错误方向与错误的技术路线,对种质创新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多数参加考察的企业人士都认识到,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推广的育种理论和技术路线正确,所采取的策略可行,是商业育种的必由之路;
2. 中国种业和美国之间差距大,且仍在继续扩大。我们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种业发展规划应遵从市场经济思维,抓住关键问题,不要因过分强调细节而忽视了产业的顶层设计和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弥补差距要从产业基础做起,特别是正确对待投资方向;
3. 企业已经普遍认识到不可以盲目投资生物技术。生物技术是资本、人才、技术和管理高度集约的领域,中国企业暂时还不具备承接能力,过早地投资生物技术,将置企业于死地。奥瑞金和冠丰种业的遭遇就是典型例证。今后,将轮到哪几家企业遭受生物技术之灾?参加考察培训的企业负责人和科技人员普遍明确了常规育种技术创新是种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平台,是产业技术pipeline的主线和新技术的载体,生物技术只是在这个基础平台上叠加了附加价值。生物技术不可能独立生存和发展。中国企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基础平台与叠加生物技术的关系。这是最大收获,从而避免了大范围的错误投资行为。
大家普遍认识到,有了这三条收获,就没有必要再搞剽窃式育种,更没有必要去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企业要加强种质创新,才能奠定产业发展的基础。
我曾建议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开发南美洲市场,以求企业自保和蓄势发展的双重目标。现在遇到信誉危机,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和开拓海外市场将遇到困难。今后,有必要调整发展战略,以国内外多元化的合作渠道促进国内种业以较少的投入和较高的效率正确地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生物技术。
二、开辟新的国际合作领域
国内企业与所剩不多的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合作发展常规育种技术,已是既成事实。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阿根廷)……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技术来源。这意味着国内科研机构如果再拖延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将无可挽回地失去自己的机会,走向边缘化。
印度人捷足先登,已经抢在我们前面,利用两次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以较低的代价从美国收购了几家质量较好的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如Advanta和Bioseed,跨越式地提升了种业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这几家印度种业公司将有可能大范围占领南亚和东南亚的玉米和水稻种业市场。
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规模都很小,但曾经为欧美种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现在已所剩不多;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空间极为狭小,甚至存活都很难,进入中国市场才是未来的出路。他们在中国寻求发展机会,对中国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后续研发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由于他们的利益要通过中方合作伙伴来体现,双方容易形成共同利益,不至于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愚弄和利用中方合作伙伴。因此,中国企业可以选择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进行深度合作,双方建立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今后要把合作的眼光放在这类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
杜邦先锋在中国的合资行为只对美国方面和极少数国内企业有利,但并没有给参与合资的中方企业带来市场理念以外的更多好处,没能够提升中国企业的能力建设,包括登海、敦煌和三北,都没有在合资中提升创新能力。中种与孟山都的合作前景更好不到哪里去。今后,要基于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开辟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方式。中国企业需加强与欧美中小型企业及类似研发型基础种子公司合作,弥补国内种业的缺陷环节,这样更容易取得共同利益和进行互惠互利的深度合作。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都要提高国际合作能力。只有自身拥有优秀的高端人才、较强的研发能力和先进的种质积累,才能在国际合作中处于较平等地位。
我写这两段话,并不是贬低中国科研机构的研发能力,而是严重的体制束缚,不能合理释放公益性科研机构和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能力。由于科技部的错误引导和推行的利益驱动机制,使一些专家、教授和院士对种业改革与创新持消极态度,甚至拒绝对育种的理念、方向、技术路线和种质基础进行改革与创新,使我国种业错过了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式发展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转向国际合作。今后,企业将很难对双重利益集团寄予厚望。企业被逼无奈,只好沿着科企合作和国内外合作两条路线谋求生存。虽然国内科企合作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种业发展已经等不及科研机构的改革与转型,企业为了生存和避免灭顶之灾,不得不转向国际合作,目的是先生存,再谋发展,进而提升自主研发能力。
中国企业不分大小,都有参与国际合作的渠道和可能性,而且付出的代价不一定就很高。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或许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从国内外购买品种和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比自己研发更省事,更经济有效。这在生物技术领域或许更重要。
企业花很大代价从国内外购入的品种权,都必须通过区域试验和审定制度的筛选,可能通过审定的大多数品种不符合市场需要,而市场急需的好品种却通不过审定。这就造成审定的垃圾品种数量过多,而农民需要的对路品种却又太少太少。即使从国外引进的优良品种也躲不过这种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品种审定制度所造成的悖论。现在,除了孙世贤和谷铁城以外,大家都强烈地认识到,市场需要的品种通不过他们的审定,而他们审定的品种90%不能被市场接受。这是中国种子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这就逼着中国企业或者技术倒退,或者弄虚作假,或者屈从于官僚主义的腐败势力和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现在到了必须瓦解官僚主义品种审定制度的改革关键时刻。否则,一切创新努力都是白搭。
三、生物技术也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中国企业和科技人员对待生物技术要冷静。面对种业生死之战,不可极左,也不能保守退缩。当前,一些人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过激和认识片面,其后果是打压了企业参与生物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积极性,抑制了种子产业对生物技术研究方向与产业化的主导作用。但企业迟早要以市场经济的方式介入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到那时候,一些生物技术专家脱离产业就更远了。
2013年1222金色农华海外盗种事件曝光之后,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仍然把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列入合作对象,我们的思路是科企合作的60家企业暂不介入生物技术研发,而是集中资源研发常规育种,积累资本和获得发展能力。
我们应继续支持大北农生物技术中心,一旦取得突破,国家玉米产业体系的60家企业均可作为大北农转基因技术的用户。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发展思路。
大北农和金色农华信誉的丧失,使我们不得不开辟新的技术来源——一些较有实力的欧美公司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中国种业要抓住时机。种子协会要做点实实在在的努力,为中国种业发展搭桥铺路,创造机会,帮助企业争取更有利的政策资源。
四、未来战略
1. 整合资源
中国种业需要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发展常规育种,积累足够的资本,巩固产业基础;将来至少有2-3家企业(集团)的实际净资产远远超过目前中信注资隆平高科以后的净资产水平,甚至超过印度Advanta和Bioseed的水平,才会有能力介入生物技术。
只有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才能实事求是地走中国种业自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包括发展生物技术产业。
2. 生物技术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从基础做起,而国内科研机构却不给力。不是我们的科研机构没有条件和能力,事实上,中国科研机构的能力建设比较强,跟欧美相比也不算落后,但由于体制束缚造成科研与产业脱离,成为各自独立的利益集团。尽管如此,中国企业仍然要设法与国内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探索一条企业主导的科企合作方式,才能真正实现生物技术产业化。今后,要合理配置国内外产业资源和科技资源,以合理代价发展生物技术产业。
3. 产业联盟
建立玉米产业战略联盟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的前育种研究要表现出中国科技界前所未有的活力,充分服务于种业发展。第二是企业发展壮大,资本适当集中。在这过程中,需要建立产业战略联盟,同时改变管理职能。随着种业资本和运营越来越集约化,种业管理必然走向协会道路。
中国发展生物技术育种有很大难度。企业尚没有实力,重大专项脱离产业,科研机构的体制靠不住。将来只能通过企业与科研机构建立产业联盟求发展。
4. 非农资本
3-4家大型企业或集团的净资产总和要达到甚至超过中国种业全部净资产总和的一半以上,即超过700亿元,甚至更高。从中信注资隆平高科36个亿的行动来看,这仅仅是开始,如果投资方不想半途而废的话,更多的投资应接踵而至。这就必然形成少数几家大型企业左右全国种业市场的局面。
5. 保护知识产权,反对绥靖
对跨国公司的品种审定要从严掌握。我不赞成任何企业的海外盗种行为,但金色农华这件事伤害了国内外许多无辜的人,我们应对此做出特定反应。我们既反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更不赞成对外企的绥靖政策。你们在各个省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以实际行动向外界传递我们的声音。
我们的玉米育种需要一些特殊基因,例如抗茎腐病、抗纹枯病、抗粗缩病、抗穗腐病的基因。如果某个品种含有这些优良性状(characteristics),要释放出来,对我们的玉米生产和科研都有利。我不主张直接使用美国自交系,但我们可以设法利用这些杂交种所含的有用基因,促进自主创新。
注:上述文字没有使用“性状”(traits)一词,而遗传学中的基因概念不同于转基因领域所谓的“性状”,所以不侵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
中国企业要提高保密意识,要学会全面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产业形势;要学习社会公关和正确处理危机的能力。
五、关于生物技术的讨论
我估计一些思想极端和脱离产业实际的生物技术人员会反对本文第一部分关于企业投资生物技术的内容,欢迎提出批评,但最好实名讨论。即使匿名,至少亮明自己的身份和所在单位的性质。然后企业人士就知道你的意见有没有道理。
中国农业科研系统和大专院校几乎以举国之力,大规模和不切实际地研究分子生物学,写了大量低水平的SCI论文,却至今做不出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的工艺流程,也搞不成可用的转基因产品,背离国情,浪费资源。且不说严重脱离产业平台。这基本上是在给跨国公司写文章,而中国企业用不上。若干年以后,中国企业采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这些文章早已过时。
分子生物学的文章要写,但如果仅仅是知识、技术和人才积累,不应该以举国之力浪费纳税人的资金,写无用的文章,大量培养无用的人才。青年人为了拿学位,提职称,为了在科研机构或大学里站住脚跟,写了大量内容肤浅的分子生物学文章,绝大多数文章对产业发展一点用处都没有。
企业如果信以为真,凭着国内科研机构的设施条件和SCI论文,就向生物技术投钱,只有自找倒霉。当然,中国企业可以像登海那样用国家的钱做样子,或者只做低限度的应用,如质量监测。真用自己挣来的钱做生物技术,现在还不到时候。
本文是讨论种子产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和障碍,不深入讨论生物技术。但我估计,真正有水平和有专业经验的科技人员,包括懂得分子育种工艺流程的专家,不会反对本文第一部分关于我国种业应对生物技术的策略。因为那是明摆着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