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转基因公众沟通

提要:让不同观点的人能够坐在一个屋子里进行讨论不失为一种调和转基因冲突的理想选择,但现实中这条选择并不容易实现。事实上,真正需要争取的听众是那些还未对转基因形成固执观点的中立的人士,而不是寄希望于说服那些转基因批评者或是是拒绝使用转基因食品的人。

许多年以前,《波士顿评论》开辟了一个讨论专栏,题目为“关于转基因的真相”。这其中有九种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参与讨论的人士许多都是科学家和学者,他们往往对转基因持不同的观点。一些人士对支持生物技术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另有一些人士则是坚定地反对转基因;还有些人士则是持中间态度,既承认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好处,也认为它存在着风险。关于转基因的真相,结果演变成了“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更为复杂的是,农业生物技术是对转基因持异见者在政治上或文化上战斗的制高点。这就像许多人将气候科学与其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对他们既有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一样。例如,反对转基因的活动者或宣传活动不停地强调毫无事实依据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忧。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在一些要求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国家,许多消费者也渐生怀疑和恐惧。在美国,这种运动的势头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食品安全问题让人重新审视起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增产潜力。

这些问题驱使着我去参加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科学院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重点是如何与公众进行有关转基因技术的交流。周四的演讲者们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大都展示了社会科学方面就如何驾驭对有争论的问题研究新发现,这些有争论的问题包括疫苗和气候变化,当然也包括转基因技术。

当聆听周四报告时,我常常获得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收获。丹•卡汉在他那精彩的报告尾声时说到:“人们其实是自己误导自己。”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人们碰到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意愿)去研究的问题时,他们往往会去搜索相关信息,而你针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或者转基因技术)所搜索到的信息往往会与你有共同的价值观。正是由于价值观认同才使得你非常相信这些信息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所信任的信息来源是给你提供正确的信息。

同时,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关注一些能影响转基因辩论、非常出名的发言人的原因。一些组织团体(如绿色和平组织)和一些思想领袖(如迈克尔•波伦、范达娜•席娃和比尔•奈)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绿色和平组织在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波伦是出色的美食家;席娃是环境社会意识的守护者;奈是一位呈现出创新者的“科学怪人”英雄。如果这些有很大影响力的组织团体和深受喜爱的思想领袖不停地传播不正确的信息,那么关于转基因的科学交流环境是否会受到影响?考虑到他们所造成的现实困境,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译者注:迈克尔•波伦是一位美国作家、专栏作家、行动主义者、新闻学教授及柏克莱加州大学科学和环境新闻学奈特项目的主任;范达娜•席娃是一名印度环境哲学家, 提出了怜惜自然, 捍卫生命尊严的全新思想, 引领大众. 尤其是从穷人和女性的视角, 尖锐地指出开发与全球化所引发的各种矛盾;比尔•奈,美国科学教育家,喜剧家,电视主持人,演员,作家和科学家]。

多米尼克•布罗萨德在她周四的报告中说到:“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和形成的框架在科学辩论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在涉及类似气候变化这种棘手的并且易受政治及文化环境影响的议题时,一些人倾向于高估媒体的重要性,但是她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极正确的。

转基因技术与印度农民自杀的流言蜚语,就极好地说明了布罗萨德的观点。我曾在去年发表文章指责过范达娜•席娃在构建这种虚假故事中所起的奠基效应。虽然有其他人在支持她的这些观点,但是只有她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传播这些虚假消息。毫无疑问地她污染了讨论环境。

最后说明一下他玛•哈斯佩尔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所做的报告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开辟了一个优秀的、有深度的食品专栏。哈斯佩尔在他的报告中建议任何人在转基因辩论中都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看看持不同意见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有多少人同意我们的观点来评估我们的这些观点的可靠性[这个理念既被她也被其他人所提及、讨论]。因此,如果你是积极支持转基因的,那么你很难有可能劝服一个积极反对转基因的人去支持转基因。但是如果你选择先与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有紧密关系并且在其他问题上(如气候变化以及核武器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进行谈话,如果你能真正打动这些与转基因反对者同一战线、并在反对转人士中有很大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些人就有可能劝服他的粉丝们。因此,我深信在转基因问题上要能和平对话的先决条件就是让不同观点的人能够坐在一个屋子里进行讨论。

这似乎是让我们与不同观点更加具有忍耐性的方法。我们都应该放下身段,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对这种与反对者握手然后和平相处的观点心存怀疑。从如气候变化和转基因这类问题中,我得到的经验是那些具有固定看法的人固执于自己的底线(除了极少数如马克.莱纳斯)。

对我来说,真正需要争取的听众是那些还未对转基因形成固执观点的中立的人士,而不是寄希望于说服那些转基因批评者或是是拒绝使用转基因食品的人。我们应行动起来,争取到那些中间人士。但是以我自己与身边拒绝转基因的朋友以及亲属之间转基因交流的困难来看,想要说服大众任重而道远。

当我与身边熟悉且有相同的文化和政治取向的人谈论转基因时,通常是他们强列的情绪胜过了我的千言万语。即便我向他们罗列很多证据证明转基因对他们的健康无害,但是依然说服不了他们。在最近几年,我与身边一群聪明且成功的朋友谈论转基因时这一情景也不断重现。通常都是当话题转到转基因的时候就立马有人出来表达对这种技术的强烈不满情绪,这种对“科学怪食”的担忧已经深深扎根于他的脑海中。我试图解除他的担忧,但是不管我怎么说都无济于事。“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科学实验,但是我仍然坚持吃我的有机食品”,他最终还是如此坚持。

你可以预期得到,有机食品企业是多么强烈地希望扩大这种情绪来提高他们的销售业绩!正如马克•冈瑟在《波士顿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美国大型企业(显然是不包括孟山都公司在内)不停地资助反对转基因的运动。他写道:“一些品牌期望通过利用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担忧来扩大业绩,而另一些企业则仅仅只是影响转基因相关讨论。不管是哪种,都会影响生物技术创新,而这些生物技术创新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编译:基因农业网(刘杰),原文链接: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collideascape/2015/01/16/tricky-terrain-gmo-communication/#.VL8HZ5NvB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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