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冲击波之下黑龙江大豆还有救吗

整个冬天，刘金涛忙得脚转筋：讨债和还债。

他是黑龙江省海伦市的一个建筑包工头，临近年关，还有六十万的工程款没有讨要回来，而身后的工人追得越来越紧，几无容身之地。让他陷入困境的，是华龙集团粮食加工项目：一个大豆油脂深加工生产线。

1月13日，刘金涛开车带着记者，查看了这个位于海伦市郊的重点工程：在一片开阔的地块上，这个加工厂只是建起了一栋附属的建筑，便已经停了下来，至今已有两年。而整个海伦市，像华龙项目一样，陷入停工和停产的大豆加工厂比比皆是。和刘金涛一样的工程承包商们，成群聚集在劳动局等政府部门，等待政府出手相助，要回工程款。

形势是如此严峻，第二天，刘金涛的车就被讨债人开走了。刘金涛至今想不清楚，自己参加建设的这个大豆深加工项目，绥化市市委书记都曾经来视察过，勉励他们要保质保量按期完工，怎么转眼间项目就搁浅了，这个项目投资人也陷入了困境，四处找钱偿还贷款和欠款。

不过，他知道的是，整个海伦似乎都不景气，因为海伦大豆价格倒挂，亏损严重，各行各业都承受着压力。

国际冲击波

海伦是黑龙江的粮食大市，盛产大豆，海伦大豆曾经享誉全国。整个海伦市的各行各业，都与大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刘金涛的堂弟刘金龙，连续种植超过20年，这些年，刘金龙家流转了周边300多亩地，成立了专业的大豆合作社，是海伦周边的大豆种植大户。

但从2005年之后，种植大豆的效益，就进入了不稳定的周期，效益逐年递减，这两年，更是陷入了全面亏损的境地。刘金龙简单算了下账：2013年，种植大豆已经出现了亏损，每亩地亏损约100元。

可2014年大豆行情仍然低迷。原来每斤2.4元的大豆，只能卖到2.1元，每亩地亏损140元左右。这还得益于他拥有全套的农业机械，有规模效益。周边的小农户，这两年早已弃种大豆了，更普遍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到省外去打工。

海伦大豆为什么不行了?32岁的刘金龙并不茫然，他认为，进口每斤要比黑龙江的大豆便宜3角钱左右，这怎么能竞争得过人家?

大豆之乡的农民不愿意再种大豆，这种趋势，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几年前就注意到了。非但如此，以国产大豆为原料的整个大豆产业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根据协会的统计，黑龙江省日加工200吨的油脂加工厂有88个，年加工能力达到1450万吨，但近年来实际利用率仅为10%左右，产业已经严重萎缩。而作为主产区的黑龙江省，省内超过一半的豆油、豆粕消费，来自省外进口转基因大豆，黑龙江省既是中国大豆主产区，同时又在向进口大豆销区转变。

王小语甚至悲观地认为：这种局面再不改变，过不了几年，黑龙江的大豆产业就不复存在了。而以大豆为鉴，黑龙江的玉米和大米产业也有忧虑。

在黑龙江省政府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陈永昌看来，这些年，黑龙江的粮食，不止是大豆，包括玉米和大米，都遭遇了进口粮食的冲击。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之下，进口粮食越来越赢得了市场。去年，中国进口了8834万吨粮食，相当于黑龙江一省的粮食产量，传统的黑龙江北大[微博]仓，甚至是东北粮仓，正在与进口粮食正面交锋。

但这种不利的局面却短期内难以改变。陈永昌说，这些年来，黑龙江一直强烈呼吁对大豆等粮食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的产业，但这些呼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交易体系：失去的十年

大豆产业从种植到加工的萧条，代表着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粮食加工产业的现状。

2003年，王小语还是黑龙江粮油集团的管理人员。大连大宗商品交易所设立，针对水稻品种要不要进入期货市场，王小语曾经陪同证监会[微博]和大连商品交易所[微博]的官员，在黑龙江各地调研和考察。

当时，黑龙江作为大豆、大米的主产区和重要产区，在期货市场已经慢了一步，沿海很多粮食加工企业，都设立了期货交割库。而粮食期货市场，对大宗农产品(12.04,0.00,0.00%)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那次调研并没有丝毫进展，在黑龙江设立期货市场、哪怕是设立期货市场交割库，也没有了下文。

2013年，已经在大豆协会工作的王小语偶然看到一则新闻：郑州大宗商品交易所到黑龙江考察调研，而调研的内容，与十年前如出一辙：调研是否设立水稻交易品种，要不要设立大豆、大米等期货交割库。对此，王小语只有悲凉。

可以这样说，作为产粮大省和商品粮调出大省，黑龙江本该早就建立的粮食交易体系，在原地徘徊了十年。但王小语很难说清个中的缘由是什么。这十年来，黑龙江政策研究层面的人士，其实也没少就此呼吁，但在整个国家的宏观决策体系中，这样的声音仍旧是微弱的。

王小语认为，如果期货市场在2003年就建立起来，粮食生产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在美国，多数农场通过合作社进入期货市场，另外不到10%的农民自行进入期货市场，部分农民还要通过期权锁定利润。期货市场不但有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还能够有效服务实体产业。比如，农户能够在期货高价时卖出获利，加工厂可以在低价区间完成全年大豆采购，并在高价时把产品卖出获利。这样，不论是农户还是加工企业，都不用对赌大豆的涨跌，例如，近期国内豆粕价格连续上涨，沿海的加工企业因为有交割库的便利条件，可以把期货市场做为客户，卖出全年生产的豆粕实现利润，而黑龙江省的油厂因为担心市场变化，只能随进货随加工，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只好被动承受市场变化的冲击。

但黑龙江落后的何止粮食期货市场，陈永昌说，这么多年来，黑龙江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建设也严重滞后，没有市场交易平台，就没有参与权和话语权，有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黑龙江生产的玉米和大米，成批成批地运出去了，却没有成规模的交易。大家都知道东北黑木耳好，但南方人采购大宗黑木耳，却不来黑龙江，要去山东东营。

仅仅单向输出，没有交易节点和物流集散，粮食产业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率很低。王小语说，以哈尔滨为例，这里曾经号称东方小巴黎，各国的银行和商行云集与此，那时的哈尔滨，是一个各种资本和交易汇集之地。而现在，哈尔滨早已失去了这个功能。

体制之弊

在中国经济整体放缓、进入新常态的周期之时，黑龙江的经济增速，成为最明显的沦陷区。2014年前三季度，黑龙江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5.2%，属于倒数第一。而这一年年初，黑龙江省为此定的目标是8.5%。

煤炭和石油，两大能源工业占据了黑龙江GDP总量近60%。2014年，石油和煤炭量价齐跌，是黑龙江经济减速的主因，陈永昌说，在这种形势下，黑龙江2015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也正在调减，预计会确定在6%。

将困境全部归结于国际市场的冲击，或许并不客观。陈永昌分析，这些年黑龙江省政府层面也深刻认识到了发展粮食加工业、延伸产业链的重要性，但为什么发展得仍不理想呢?原因是多重的。黑龙江历史上受前苏联的经济模式影响较重，计划经济建立得最早，离开得也最晚，至今还有旧胎记。对于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来说，黑龙江的产业结构单一，提供的都是初级产品，这种产品结构风险很高，只要产品卖不掉，就会造成经济下滑。

而另一方面，黑龙江国企数量多，非公经济比重小，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结构性弊端。而在国企的数量中，央企又占据了其中的60%。面对央企，地方政府常常有回天乏力的感觉。因为在旧的经济格局中，央企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对市场和价格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对地方的反哺作用很小。这同时也造成了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小，竞争力不足。

而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过去数十年，当各省市的人跑北京争取政策和资金的时候，黑龙江省往往只是被动的等待，从政府层面到企业层面，普遍缺乏竞争的意识。

很多企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里，只知道抓生产，做好产品，不重视市场开发，缺乏品牌战略，全国都知道黑龙江的大米好，但大米真正叫得响的品牌却很少。各家企业生产的都是“大路货”，不同企业之间还恶性竞争，到处造假，一度影响了绿色食品的形象。

种粮大户刘金龙似乎意识到了这个短板。和父母不同，刘金龙今年32岁，常常上网关注国际市场的大豆行情。如今，像他这样愿意种粮的年轻人，在村里很难见到了。对农产品生产，刘金龙意识到，如今虽然成立了大豆合作社，但仍然没有自己的品牌，没建立起自己的销售渠道，即便是前两年，大豆销售的利润，也大部分被粮贩子赚走了。

2014年起，黑龙江省启动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价格水平为每吨4800元，即每市斤2.40元，如果大豆销售价格低于这个保护价，国家将补足这个差价，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不过，目前这样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刘金龙头上，刘金龙对此很期待。

王小语也很期待，如果政策落实得好，黑龙江大豆还有救。但如何将大豆产业链发展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仍是黑龙江需要面对的难题。

陈永昌则认为，在大豆产业上，不止是补贴，同时也应该提高关税，限制国外大豆的进口，保护国内市场。而对于整个粮食市场，黑龙江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市场，扩大网络市场交易量，开拓销售渠道。而在资本市场上，应该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资本运营做大规模，做出品牌，才可能改变低端生产、小打小闹的格局，让黑龙江这个粮仓真正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