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于发：中国转基因政策需要更积极

编者按：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彭于发。本文系彭于发在1月16日召开的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研究媒体见面会上答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对中国转基因政策的回顾评论：目前看中国的防守策略并不成功，亟需改进。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研究媒体见面会由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主办。

转基因法规是不是滞后，我认为是有这个问题。我是农业部和科技部的转基因法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农业部最早的转基因的条例是1996年发布的，国务院的条例是2001年5月份发布的。

跟苹果手机发展速度相比，转基因这个技术可能还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跟一般的技术相比，那确实可以称得上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进步。比方说就转基因技术本身，早先只能转一个基因，在2010年的时候，美国批准了一个转基因玉米同时转8个基因。据说欧洲现在在马铃薯方面现在能够组合18个基因。因为马铃薯是欧洲人的主粮，曾经因为马铃薯病，爱尔兰200万人流离失所，所以他们对马铃薯的抗病虫非常重视。但是如果未来提供的植物基本不用化肥，大概要转60几个基因。

现在转基因手段上，技术上已经掌握了同时转几十个基因。但是，目前真正推向市场的产品，我们能吃到的就是美国转8个基因的玉米，6个基因是抗虫的，两个基因是抗不同的除草剂的。（对于此类产品）这个生态上的风险基本上回避掉了，因为6个抗虫基因，两个抗除草剂的，这样害虫和杂草很难一下子对多个基因、多个位点进行突变。

所以，中国转基因法规跟美国一样，首先是科学家觉得这个技术未来很有潜力，但是控制不好，又会产生不熟悉的、未知的风险。所以中国的转基因法规就是几个科学家，包括黄老师和我，我们几个人自发地向国家建议。而且是我们自告奋勇，我们基本就是没拿国家的钱，我们用自己的钱。那个时候就用我一个人的计算机，各种消耗品全都是我的实验室里面出来的，这么帮国家制定了法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科学家自己觉得需要有一个法律支持，这样我们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对消费者的事情上，我们既可以对科学负责，也可以对历史负责，也可以对国家利益负责，因为我们有国家法律的支持。

防御策略

很遗憾，现在这个法规确实滞后了。我们过去十几年所制定的法规是基于当时的形势。我们的技术当时既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比较好的技术，但是跟跨国大公司和真正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感觉到竞争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就从策略上采取了一个防守策略，当时的农业部的部长令也好，国务院的条例也好，我们基本上是防御性的。防御性就是要设置高门槛，要建高围墙、高电网。所以，我们就采取了标准管理制度，让所有的外国产品和外国公司向中国出口转基因产品的时候，需要额外增加很多程序，它要额外检测很多检测指标，它要额外加上很多的成本，包括管理的成本，所以就给它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时目的是，既要挡住外部高技术和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也要尽快发展自己的产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发展。

当时的理想是八个字，保障安全，促进发展。所以保障安全在前，因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所以我们首先是保障安全，尤其不能把中国作为外国技术和产品的实验场。所以中国第一个提出来，要像欧盟、日本、韩国一样去审查外国公司的文字资料，还要把他们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由中国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来给它重新做一部分实验，出具检测报告。这个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来保障安全。

第二个是促进发展，最终还是要促进发展。只有我们自己发展了，我们才能更好地防御。所以有的时候，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两个四个字，保障安全，促进发展。但是它的落脚点最终一定是促进了转基因新技术的发展，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两个意外

法规实施以后，结果是两个意外。第一个，外面的没挡住，里面的没起来。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尽可能挡住外国高技术和新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冲击，结果以大豆为例，我们挡也挡不住，自己也没发展起来。因为你的门槛设置得越高，中国的经济条件、科技水平、人员物质资金统统跟不上。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在2000年之前，要想通过一个转基因的新品种，在主要的国家和贸易伙伴之间获得许可，需要一亿美元进行产品登记。最近这几年，产品登记要求超过两亿美元。小麦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据说美国发展转基因小麦，需要跟120个贸易伙伴签订贸易许可，这120个贸易伙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要花多少时间。所以小麦落后了，小麦产业急得不得了，就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说明检测的指标多了、技术的标准高了，包括标识管理（中国是零阈值，这在全世界要求是最高的，你只要有，那你就得停掉，而且我们还要求植物油，包括欧洲植物油都可以不用标识的，在中国需要标识），所以我们门槛设置这么高以后，最后没有一个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大学院校能够达到这样的高标准，所以起不来，这是第一个意外，外面的没挡住，里面的没起来。

第二个，不管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转基因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进步，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说一旦领导态度坚决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上去。这个我也是认可的，但是目前从表面上来讲，客观上造成这么一个现象：能试（验）不能用，许吃不许种。包括前一段说的，研究要积极，推广要谨慎。你推广谨慎，几百亿人民币放进去了，上万的人在那儿进行研究，成果是几百项摆在那儿以后，没有一个产出。那么多的转基因产品，农民很欢迎，基层的农业干部很欢迎，甚至农业部门也很欢迎，但是你最后不允许种，投资的人没有效益，20年之后谁也不愿意投资了。早先的农业高技术，有十几个上市公司愿意投资转基因产业的，现在几乎一个没有。因为人家资本是要盈利的，长期见不到效益是不行的。

科学家也是如此。防止细菌病害的转基因水稻，防治病虫害的转基因水稻，最开始研制的科学家都已经七八十岁了，退休好多年了，他哪还有积极性，所以科学家也没有积极性了。

企业没有积极性了，科学家没有积极性了，那怎么办？所以能够做科学研究，不能够生产种植，不能够应用，就造成这么一种现象。谨慎我是赞同的，因为我是专门从事生物安全性研究的，我就是靠生物安全性研究吃饭，什么时候能够发现真正的风险，那就是我的重大成果，那就是我最高兴的，因为我至少可以申请新的科学项目，我还可以保持不退休，我还能够出大成果。

但是就跟文献检索（结果）一样，我专业研究接近20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它有什么风险。即使有的那些风险都是传统技术和传统品种同样具有的，而且这些风险最终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的。

第二个，许吃不许种。进口那么多大豆玉米，未来还会进口其他东西。我们的粮食，传统的已经全面进口了。如果这边自己不发展，你的比较效益跟不上，你的国际竞争力就会下降，你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竞价权，又没有话语权，那你怎么弄。光嘴上说，我们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你的地都产不出东西来怎么端，你的饭碗是一个空饭碗，就没粮食了。光喊这个不行。

农药化肥大量过高的投入，水资源越来越缺乏，土地和水资源大面积污染严重，这种情况下，最先进的高技术却不能够用，而且尤其可怜的是，自己不能用，但是你可以吃别人的，能吃不能种，所以客观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我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认为转基因的法规确实是滞后了，现在我们的政策和法规是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注：本文据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研究媒体见面会文字记录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