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呼吁修改转基因监管

过去几十年，基因工程技术受到各种条规的监管，那么新的基因修饰技术是否可以避开这些监管呢？

Andrew Pollack在近期《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一提议，该文章介绍了Scotts Miracle-Gro公司正在研发的一种经过遗传改造的草。文章引用了Scotts公司董事长Jim Hagedorn告诉其投资者的话：“如果你从某种植物上获取的遗传物质，那么这会视为无害的，并且避免使用可能违反规定的改造技术，那么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至少这些在技术上不受监管。”

Scotts公司同监管者的关系并非一直融洽。早在2003年，Scotts公司就有过一次与常规转基因相关的悲惨教训，当时该公司正在研发的一种转基因草扩散到了实验区以外，而这是常规转基因生物科技管理条例所明令禁止的。

这是一种抗草甘膦草，人们担心这种抗性会转移到其他植物尤其是杂草中去。为此，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APHIS）向Scotts公司开出了50万美元的罚单。

而这次Scotts公司最新的草坪品种同样对草甘膦具有抗性，但并不受传统条例的管制，因为它的遗传材料来自于其他植物，而不是像常规基因工程一样嵌入细菌的DNA片段。因此，它也就不含基因工程管理条例中的“外来”基因。

未来的监管对新型遗传改造技术（不涉及嵌入“外来”基因，即其他物种基因）的发展可能是非常有利的。举例来说，一种在中国培育出的新的小麦品种具有白粉病抗性，而这种抗性是从小麦自然突变中获得的。一位研究者希望近来对转基因生物非常敏感的中国政府不要将这种新型小麦视为转基因作物。

研究人员所应用的像CRISPR/Cas，一种细菌在30亿年前发展出的一种抗病机制(译注：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是细菌和古细菌为应对病毒和质粒不断攻击而演化来的获得性免疫防御机制，其中II型CRISPR/Cas免疫系统依赖Cas9内切酶家族靶向和剪切外源DNA)，这样的基因编辑技术，已经有望能够被监管机构接受。但是监管机构之所以接受这些新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技术本身更简单、更容易、更通用（而且更廉价），是很大的技术创新。CRISPR，曾被称为科学杂志2013年的重大突破之一。

但是Scotts’ Hagedorn公司已经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新的基因工程草坪不必受到耗时耗钱的监管机构的制约，这本身就是新基因修饰技术的主要卖点。

反思监管条例

技术的进步是否意味着转基因生物的监管将成为过去时呢？似乎不太可能。首先，在过去的一年里就有人呼吁对新兴起的技术进行监管，而且这些呼吁并不仅仅来自于反转分子。

2014年11月，来自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的植物科学家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刊文抗议“在美国监管之外的基因工程作物”。文章表示，对于免除监管的诉求越来越多，而尤以公立机构和小规模公司为甚，这表明接受新型基因工程技术可能是小机构预谋已久的策略，以借此改变美国基因工程作物监管体制。

然而，戴维斯分校科学家们抗议的不仅仅是对新型遗传改造技术的监管不足，他们同时指出了“对有良好安全记录的转基因农作物的过度监管”。他们表示，现在是时候重新评估一下美国的基因工程条例了。

科学家们指出，问题在于监管机制关注的是生产一种转基因生物的过程，而不是转基因产品本身。像基因编辑这类新型技术恰好不属于转基因，从而免受监管条例的制约。

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呼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的，能够随着科技进步而灵活改进的，更重要的是，允许小公司和公共部门共同参与的条规系统”。

评估危害

近日，一家私立生物技术公司也认为，监管应针对单独的转基因产品而非其研发方式，同时，评论家们呼吁对真正有威胁的产品进行关注。评论家们认为，把基因工程监管的焦点重新定位于产品及其有害风险，将为监管体制创造奇迹。

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每次都预知到转基因产品可能产生的危害。回到上个世纪基因工程刚刚兴起之时，在1973年的阿希洛马会议上，这种技术会有什么风险（如果有的话），这个问题困扰着科学家们。彼时将一个生物的基因嵌入到另一个生物的基因组中的想法是全新的，它的潜在后果也是未知的。从事新技术研究的科学家们敲响了风险的警钟，这曾是最终促成政府对转基因生物监管的因素之一。(译者注：1973年，一群知名的生物学家就呼吁大家暂停使用重组DNA技术，并在美国加州的阿希洛马会议中心开会讨论如何规范此项技术的用途。)

数十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对生物技术和遗传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仅举一个例子，2014年10月份来自加拿大植物与生物技术风险评估单位的监管人员就评述了外来基因插入的影响，认为当一个新基因嵌入到植物中后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性状变化。

他们认为，基因工程的嵌入影响跟植物中许多其他遗传因素改变带来的影响相似——有时是自发性的（即“自然的”突变），有时是由于常规育种过程。举一个自然突变的例子，转座因子可以在基因组中变换位置，有些时候转座因子会落在基因区域，从而打乱基因的正常表达和自然序列。而人类基因组的一半是由转座因子构成。

加拿大监管机构称，基因工程导致的插入效应应该与自然发生的DNA插入以及常规育种手段引起的风险持平，并且这一信息应该纳入对基因工程植物、食物和饲料上市前的比较评估中。另外，我们应该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外源DNA的插入并不一定总是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他们引用了William Price 和Lynne Underhill在2013年的研究，研究者通过检验来自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超过100个基因工程植物的详细的营养成分，结果并没有找到基因工程手段不利的结果。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退休人员Price是于2013年发表的另外一项研究工作的共同作者，其研究称：经过过去20年的科学调查已经证实，对于经过基因修饰，作物中可能会生成意料之外的成分的怀疑是子虚乌有的。该研究论文的结论是：仅仅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实质等同评价原则，可能无法继续以科学不确定性为名了。

加拿大的监管机构指出，基因修饰生物中涉及的DNA扰乱比人们日常惯用的常规植物、动物育种方法对原始DNA的扰乱程度还要小。当然，扰乱程度小也不一定让人毫无后顾之忧。

传统的育种方法已经使成千上万的狗遭受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痛苦（译者注：犬髋骨关节发育不良症（C.H.D），是一种犬科遗传疾病。任何药物无法根治，大型犬中更为多发），另一方面它给我们提供了能够抗病，多次开花并且无比芬芳的英国玫瑰新品种。然后，这里有进一步发展了的育种科技，实验通过选择完全随机的自发突变来进行。我们应该兼容并包，平等地接受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

聆听科学家的观点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将何去何从，很多人包括科学家都在抱怨现存的法规没有顾及到目前和将来的遗传改造的实际，者将促进政府正视规制改革。虽然目前大部分的舆论潮流都将矛头指向了农业生物技术，但应该注意的是，对于遗传改造涉及到的领域却不仅仅局限于农业。

这是因为像基因编辑这样的新技术已经指导了人类的诸多应用。在医药领域，比如一个艾滋病治疗的实验研究方法。一些是科幻小说，尽管只是看似合理的科幻虚构作品，例如将基因工程直接用于人类卵子、精子、受精卵。

这些发展同样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担忧。早在一年多以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医学研究所，就已经建议过美国政府设立一个新的临床风险监管机构，以取代目前形同虚设的重组DNA咨询委员会（译者注：该委员会于1973年成立，旨在评估DNA重组生物体潜在的生物危害，提出将这些危害降低到最小的具体程序和规制准则。）。

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提出，用一个“基因驱动”的方法来对整个蚊子物种进行遗传改造来预防疟疾，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呼吁公众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遗传改造计划进行讨论。科学家们还表示这个项目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负责监管。

那么正如在1973年的艾西洛玛会议上一样，科学家们正在指出我们对于正在酝酿中的遗传学未来还没有准备好。科学家们表示，目前的监管机构不仅仅是过时的，更糟糕的是它们恰恰是适得其反的，是不足以使我们避免遭受可能的危害。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听得进去。

作者Tabitha M. Powledge 是一位从业时间很长的科学记者，并且她是遗传扫盲项目的特约专栏作家。她同样为PLOS Blogs Network在On Science Blogs发表博客。
编译：基因农业网（杨宁），原文链接：http://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5/01/06/scientists-urge-revamped-regulations-for-genetic-engine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