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国内转基因技术发展

人类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一直是毁誉参半。有学者质疑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类健康，对环境产生影响，破坏生物多样性，引发伦理问题，认为转基因技术不等于进步；而有的学者却十分看好转基因技术的前景，认为它是现代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与信息科学、航天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相媲美的技术。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内相关学者，对国内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提出了民众最为关注的三个问题。

转基因技术在我国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

中国转基因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80年代末，我国提出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号召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经过20多年的实施，该计划为我国高技术的起步、发展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大量的资金支持下，取得了一大批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性成果，其中抗虫棉、基因工程已跻身当时的世界科研之林，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告诉记者，到今天，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早已从农业扩展到医学、食品、工业制造业、微生物发酵等多个领域。上世纪90年代，我国棉花生产受棉铃虫危害，由于没有抗虫基因，产量严重下滑。黄大昉和同行从细菌里分离出了苏云金芽孢杆菌，将其进行克隆后转移到棉花中，让棉花产生抗虫性，挽救了当时的棉纺织业。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简称转基因专项）已被列为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期望通过发展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此外，目前国内转基因技术基础研究也结出累累硕果。例如，武汉大学最新的基因实验将人体的血清白蛋白基因转移到水稻上。水稻所生产的白蛋白纯度高达99.999%，与来自血液制品的白蛋白品质相同，且产量惊人。有学者预计，该研究能大大提高农民收入和水稻附加值。目前成果还在安全性评价阶段。除了这些直接的研究成果，记者在参观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技术实验室时发现，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实验室已经拥有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正在做实验的一位博士生告诉记者，自己工作和学习的小小实验室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短短5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连国外的学者都慕名前来工作。

尽管如此，由于科技综合实力、人才以及早前的科研基础实力不一，与国外相比，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此外，由于争议过大，我国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曾一度被搁置，许多应用研究的成果难以付诸实践，也拉开了国内外研究间的差距。

是否为转基因产品设立了安全屏障？

技术的发展必须以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安全为前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我国在转基因技术发展初期就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安全性评价和法制化管理，尽最大努力将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也正是有了这一指导思想，从事抗虫棉研究的工作者在深入了解基因的基础上，选择了安全的基因。对此，黄大昉给出了两个证据，首先，苏云金芽孢杆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用来防治害虫，早期人们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试剂或微生物农药使用，后来才对其进行转基因研究；其次，60多年间，没有发现苏云金芽孢杆菌基因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任何危害。

此外，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还受到国际与国内双重监督。国际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卫生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对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安全性有明确的指导性规定。这些组织既是安全标准的制定方，又是争议的仲裁方。在此基础上，各国还会参照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

基于实践检验，黄大昉在回应外界质疑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经过严格的科学评价、依法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是安全的。同时他还强调，转基因技术安全这条管理链上还有另一个双保险（放心保）—科学安全和生产应用安全。目前，国内已经批准的转基因产品有抗虫棉花、转基因木瓜等，这些产品已经获得了科学安全和生产应用安全的认证。而其他已经通过安全性评价的进口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等却没有进行品种审定，不允许种植，没有获得产业化的通行证。

安全监管是否存在漏洞？

黄大昉表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法规制定以及安全评估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依法批准在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作物，事实上都经过严格的科学评价。但不可否认，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管确实存在一些漏洞，比如一些转基因作物品种虽然通过了安全评价，获得了安全证书，但实际上还未依法批准种植和流通，被一些农民和商户私自种植和销售。甚至一些非法种植的转基因加工产品流通到了海外，引起了不必要的争议和纠纷。转基因水稻就出现过这种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出现了，但不意味着这些农作物不安全。水稻的安全评价经过了11年，非常严格，只是在生产、应用上缺少了品种审定的环节。

2012年，多家媒体纷纷报道了湖南“黄金大米”实验未通过伦理审批、私自让25名小学生试吃的事件。该事件折射出国内的确存在某些科学家被商业利益冲昏头脑、丧失基本伦理道德底线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表示，除非出于自愿，否则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任何形式将人作为实验的对象。黄大昉则认为，科学家在转基因技术的问题上必须以身作则，严守道德和伦理原则，不能在经济利益面前置道德和伦理于不顾。

此外，转基因产品的标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实，转基因标识制度本是件好事，周立认为，标识制度的好处至少在于尊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虽然我国实行的是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但是目前在市场上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并不完善，信息没有公开。（杨绿 杨敏）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