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妖魔化”与“去魅化”

198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作物诞生；10年后，首例市场化转基因食品在美国出现。此后，转基因食品的足迹逐渐遍布全球。

优势众多却争议不断

转基因食品技术为满足21世纪面临的粮食挑战描绘了戏剧化的场景。但如同所有的新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存在一定已知或未知的风险。

转基因技术的优点非常明显。对农业来说，转基因技术可以增强食物的口味和质量，缩短成熟时间，提高营养、产量和抗逆性，增强作物的抵抗力，创造新产品和新种植技术。对畜牧业来说，转基因技术可以增加动物抵抗力、生产率、抗寒性和饲料效率，提高肉、蛋、奶产量。对环境来说，转基因技术可以生成对环境影响相对温和的生物除草剂和生物杀虫剂，可以更好地保护土壤、水等自然资源。

而对转基因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安全上，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存在一定威胁，包括过敏原、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转移等；对环境有潜在影响，包括动植物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等。第二，在技术使用和知识产权上，有人担心，世界粮食生产可能会被少数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会日益依赖发达国家，也可能存在生物剽窃，或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等现象。第三，在道德上，谴责之声质疑转基因违反自然生物的内在价值，通过混合物种之间的基因篡改自然，并反对植物中存在动物基因。另外，有些国家并非强制性要求标记转基因食品，而且还存在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而未进行标注的现象。第四，从社会角度看，转基因技术给富裕国家带来了更多利益，而不是贫穷国家。

针对转基因技术的利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学院院长特雷弗·艾姆斯（Trevor Ames）对记者解释称，基因改造涉及直接将DNA从一个生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上。从为加强品种特性的选择性育种，到相近物种之间的杂交，再到通过辐射来刺激基因的变异，数千年来人类其实一直在修改着动物和植物。基因工程其实有很多益处，例如发展作物新品种以减少灌溉。若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出的DNA不完美，那就必须要有防止有害生物发展的保障。

围绕安全性，包括政府、学界在内的各方对转基因的态度不尽相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对记者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转基因食品和作物首次出现在市场时，许多重要科研机构并没有轻易发表官方意见。然而到了21世纪初，世界上主要的科学研究组织都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已投放于市场上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健康或环境存在任何潜在威胁。而这至今仍是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英国医学协会（BMA）、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等研究机构所持的官方立场，同时也是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众多国际组织的态度。

美国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管最为宽松，也十分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美国政府对转基因产品采取自愿标识原则。而欧盟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相对严格，不仅有诸多法律、法规的限制，大多数成员国也持反对态度。2003年，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联合提出，希望与欧盟就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转基因食品上的监管力度问题上展开协商。协商失败后，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向WTO起诉，认为欧盟不仅中止批准新生物技术产品，也没有批准已提交申请的生物技术产品，而对于已经批准的生物技术产品，大量欧共体成员国更是采取保障措施禁止这些产品。可见，美国和欧盟在监管转基因技术和产品上存在巨大差别。

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是否有区别也存在争议。艾姆斯表示，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认定转基因食品“大致上等于”非转基因食品。对转基因食品的检测也和传统食品一样，主要集中在毒性、过敏反应、水平基因转移等方面。帕尔伯格称，2010年，欧盟研究理事会（Directorate-General of Research）制作的一份报告指出，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带来的风险并不比传统生物育种技术要高。然而，许多怀疑论者对‘没有可靠科学证据显示存在新危险’表示不相信，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不等于有证据证明不存在”。

公众忧虑与质疑合情合理

各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有明显差异，但总体上看，近年消费者的怀疑态度略有缓和。2004年，《经济杂志》上一篇名为《消费者真的拒绝买转基因食品吗？》（Do Consumers Really Refuse to Buy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对法国消费者进行了调查，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结果显示，35%的受访者不愿购买转基因食品，23%的人选择漠视，42%的受访者则表示若足够便宜，愿意购买。这一结果与之前调查中体现出的激烈反对呈鲜明对比。

帕尔伯格认为，在心理层面上，许多作为怀疑论者的公众抵制转基因并不是因为新风险的存在，而是因为他们身为消费者，基本上没有从这一新技术中获得好处。投入市场的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旨在帮助农民以较低成本控制杂草和害虫，但消费者却并非直接受益人。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并无超越传统食品的实际优点。同时，转基因食品也并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在没有任何可见性利益的情况下，普通消费者做出激烈的预防性反应完全可以理解。与这个解释相一致的是，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消费者没有对使用在医药领域的基因工程技术表示任何反对，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直接从中受益。

艾姆斯称，各国回应转基因食品的方式多种多样，一些国家选择接受，而另一些则明令禁止。基因工程是一门相对比较新的技术。新技术总会激起公众的忧虑和疑问。目前看来，让公众理解转基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开安全保障工作的进程，共享相关机制的信息。

英国《卫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科学教育和科学参与我们需要清楚的事情》（Let’s be Clear about Science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的文章表示，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抵触和敌对态度事关食品安全本身，更关乎人类世界的发展。谈及大众受教育程度与对转基因接纳程度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对科学的接纳度、包容度相对较高，但他们也有可能对一些科研成果，特别是在道德上存在争议的科研成果，持更激烈的反对态度。大众的质疑并非出于无知，而是人类在面对产生深远影响的技术时萌生的合理疑问。(记者：郑讴 张哲)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