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高等教育丑闻及争议性事件盘点

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界在迎来不少积极改革措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人们并不愿意看到的丑闻及争议性事件。我们将之归类为“黑榜”。我们在尝试观察和记录这些事件的同时，也在尽力厘清事实背后的来龙去脉，并竭力从中寻找出革新的方案。正如硬币的两面一样，这些事件的发生虽然令人感到遗憾，却也在敦促人们仔细审视目前存在的不足。查漏补缺、痛定思痛，才是汲取教训最理性的做法。

七教授套取重大专项基金

十一长假归来，高教界发生的重磅新闻可以称得上是最触目惊心的年度丑闻之一。10月10日，科技部通报了“七教授套取国家重大专项基金2500万元”的问题。这一新闻令人们震惊，不仅仅是由于涉及金额巨大，更因为被通报的教授都是各自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以及在性学界广有知名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

近些年来，高校的科研经费贪腐案件并不鲜见。涉案人员常用的手段包括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和虚构科研项目支出等，此外，挪用科研项目经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中饱私囊的贪腐分子当然应该被依法查处，但会不会有一种所谓的贪腐行为是被迫的呢?

就在科技部发布新闻的当天，就有知情人士表示，潘绥铭的所谓“科研经费使用不明”，只是因为在调查时，必须向接受访问的性工作者支付报酬，而这种支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拿到发票的。而没有发票就意味着“科研经费使用不明”。由此，潘绥铭被行政处分，由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并在教学岗位上“提前退休”。

人们在惋惜潘绥铭的同时，不禁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现行的科研经费报销制度。所谓报销，即要求所有开支必须有相应的票据冲抵。每逢年底，教师们都在忙着凑发票，这种情形高校上上下下尽人皆知。为了报销经费而四处凑发票的虚假行为是错的，没有票据只有访谈笔录也不能证明经费支出。这样一个对科研人员充满不信任的死板制度，很难不让人想到“逼良为娼”四个字。

管得过细、过死，是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无法真正遏制贪腐问题的缺陷所在。诚然，审计制度的确能够查出问题，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但除此之外，主管部门更应该深刻地反思管理体制，至少，不应该让真正作学问、作研究的学者因为荒谬的票据问题而无法继续研究。

厦大“诱奸门”

10月16日，厦门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对吴春明查处情况的有关说明》。7月以来，备受关注的厦大“诱奸门”事件至此才算有了较为明晰的官方交代。其间各方说法不一，甚至有历史系122名学生写“联名信”，为吴春明力证清白。

一直以来，性骚扰行为在高校内虽然时有发生，但因其特殊性始终是一个敏感话题，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难分辨，成为一个模糊地带。我国高校对于性骚扰行为的定义，相关教育、预防、治理等机制都是缺失的。值得一提的是，厦大吴春明诱奸女学生的案件虽然无疑是一则性质恶劣的丑闻，但对于高校性骚扰相关机制的建立来说，在事实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大概是此事的唯一亮点。

9月初，256位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将两封公开信寄给厦大校长朱崇实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呼吁彻查厦大性骚扰事件，建议教育部以此事为契机，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时建议厦大率先建立高校性骚扰防范机制。

教师与学生的地位不对等，教师对学生进行性骚扰严重违反了教师的职业伦理，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需要被保护，这是人们的普遍认识。但是，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有时教师也会被别有目的的学生所利用。教师也需要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注意保护自己。因此，相关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仅是为了人们通常认知上的保护学生，更是给予教师和学生同样的规范机制，令师生关系有一层健康的保护罩。

在我国香港和美国的许多高校，性骚扰行为并不是一个需要回避的敏感话题。相反地，这是每一位师生都应当正面对待的严肃问题。双方都需要辨明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如何在遭遇性骚扰时有效地保护自己，只有去除认知中对性骚扰行为的暧昧态度，才可能减少此类行为发生的可能。在性骚扰防治管理方面，我国应当也必须向国际看齐。

多地迎来学费涨价潮

今年9月，许多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可能并不了解，他们所交的学费比高一级的师兄师姐们要多出不少。包括江苏、宁夏、浙江等在内的六省区纷纷上调了学费，少则涨一成，多则涨五成。

各校普遍上调学费的原因是“限涨令”已到期。2007年，国务院要求“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今后5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相关标准。”如今限制时间已过，加之物价、人力等资本普遍上涨，办学成本增加，高校调高学费“何乐而不为”?

虽说“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国家投入的经费相对充裕，但这百余所高校之外的各类院校却都是“缺钱”的。对于政府投入经费有限的高校来说，学费是学校收入的一大来源。

接受了学费涨价的既成事实，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关注这些收来的学费将被学校用在何处。人们所担忧的是，高校把本应改善教学的资金用于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铺张浪费行为。近年来不时曝光的高校贪腐行为，也成为人们对学费上涨反应激烈，对高校抱有警惕心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教育市场化以来，高校办学是市场行为，价格调节也是市场中的常见现象和手段。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归根结底还在于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宣称市场化了，但归根结底还是被行政主导的“大手”紧紧抓住。而教育的性质又决定除了市场之外，必须兼顾公平。

要希望人们理性冷静地看待高校上涨学费，还得从高校自身做起。如果平素没有丑闻，办学质量又能够经得住社会的检验，公众大概就不会对上涨学费如此敏感了。

“985”“211”存废之争

“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这样的行政化高校分类要被取消了?

这大概是2014年最为乌龙的一条教育新闻。11月中旬，关于“985工程”“211工程”要取消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这种说法来源于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学校内部会议上的几句讲话录音，属于媒体误读。随后，教育部官方微博称“不存在废除‘211工程’‘985工程’的情况”。

消息是误传，但引发的讨论和思考却着实热烈。随着对“985工程”“211工程”的利弊大盘点，人们长期以来对于教育资源分布失衡、利益固化、行政管理等问题的诟病总算是有了一个契机可以畅快地表达出来。换言之，有的人未必真正对“985工程”“211工程”了解得那么清楚，但这是当前教育行政化管理最具象的标签，反对高校行政化的人自然而然地把这当成了最好的“靶子”。

标签之下的就业歧视问题，是人们提起“985工程”“211工程”时最为不满的一点。在人才市场上，“非‘985’‘211’不要”的情况即使不出现在白纸黑字的招聘启事上，也往往存在于人事部门的人为筛选过程中。

其次，在于这些高校对于教育资源的垄断。教育部数据显示，2009~2013年的五年间，政府拨付的全国高等院校科研经费达到2647.69亿元，但其中的72%被112所“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瓜分，其余的2000多所高校只能分摊剩余的700多亿元。

马太效应应当在注重公平、已经迎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高等教育领域内继续吗?关于“985工程”“211工程”存废的讨论表明，也许这是现实，但这绝不是人们希望见到的现实。以行政化思维主导高校发展，对于高等教育以“计划”的方式加以规划，和揠苗助长一样，都是不尊重规律发展的典型做法，即使暂时没有废除，日后也终将消失。

没有校长的特殊校庆

10 月24日，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被任命为新一任的复旦大学校长，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到龄到届”主动请辞。许宁生调任后，中大师生在校长职位空缺的情况下迎来了该校90周年校庆。这样突如其来的任命和后续安排欠妥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年，浙江大学原校长杨卫离任后，浙大校长一职也悬置数月。新任校长林建华在上任之前就遭到了反对。

一所大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长，应该由谁来决定。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与学校息息相关的师生最有发言权。

遗憾的是，在现阶段，根深蒂固的行政化制度并不给予一所大学师生选择和决定校长的权利。关于林建华的任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浙大校长的选拔主要由中组部确定，教育部等进行配合。对于校长人选，是相关部门经过很长时间的考查了解才最终确定，因此，一旦确定，便不会更改。在“相关部门”的管理之下，并没有与校长任免切身相关者的表达空间。

理想的做法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之前，在特定学校里从事工作、学习的时长应当得到保证。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校长人选制定出合理的治校方案。而校长的在任时间，也不应该被机械地限制在某一个年份内。必要且连续的在任时间能够保证治校思路更好地贯彻，国内外知名大学的著名校长，担任校长的时间往往都有一二十年之久。

回到许宁生急调复旦一事，中山大学的师生均感意外。他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不过三年多，匆忙离任，对于中山大学此后的发展定然有损。如此以人事化、官僚化的管理思维治理高等教育，教育主管部门本身都只能“进行配合”的做法，牺牲的肯定不只是某一所大学的发展。

“燕京学堂”选址风波

今年5月，北京大学启动“燕京学堂”计划，开设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宿舍选址静园一至六院，随即引发校内外广泛争议。7月24日下午，北大召开2014年第六次党政联席会，决定北大静园一至六院将不会用作“燕京学堂”的学生宿舍。至此，关心此事的北大师生以及校友才算略微放下心来。

此前，静园为哲学系、中文系等人文学科的系所办公室，两系办公室已经搬迁至新建的人文学苑。在关于“燕京学堂”的争议中，焦点主要有二，一是一年制“中国学”学制问题，二是宿舍选址静园。其中，选址静园问题首当其冲。“燕京学堂”新闻发布不久，便有不少师生发出声音，号称要保卫一向是北大学生的活动中心、具有符号意义的静园。众多师生、校友不仅在校内发声，更在多个网络平台公开表达不满与抗议。

“燕京学堂”放弃选址静园，被视为北大民间力量的胜利。一个月后，北大公布《北京大学章程(公开征求意见稿)》，宣布将在校学术委员会中设立学生委员席位。学生委员将和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政府委派代表、校领导、教师代表等一起，参与审议“学校章程拟定和修订、发展与改革规划、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年度预决算报告等重大事项”。

其实，想要避免类似风波的再次发生一点都不难，从北大师生、校友如此大面积的普遍反对中可以看出，只要校方在制定规划时向师生征询，就不至于作出这样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智之举。于是，北大学到了，改正了，甚至尝试将学生声音纳入制度化的决策议程。这场风波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高校相关领导的“拍脑袋”行为应该也会日益减少。

退学北大当技工

北大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却有人从这里退学，选择当一名普通技工。周浩三年前从北大退学，现在是北京工业技师学院的一名学生。许多欲上北大而不得的人纷纷骂他傻，却忘记了更应该问，他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傻”这一个字，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身处自己不感兴趣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周浩没有就此放弃，旁听了一些工科院系的课后，周浩谋求转院，却因为不符合转院条件而没有成功。大二时休学一年后回到学校，周浩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学读技校。这是他谨慎思考后的选择，数控技术也是他一直感兴趣并钻研的方向。

人们对周浩的种种不理解，都源于自身的代入。尤其是那些对北大抱有无限憧憬的人，在他们看来，周浩就是怪物。但是，周浩也并非不知道北大的好，他也是在尝试了转院而不得后，无奈地从北大退学的。应该说，周浩是极具勇气的一名学生。在大多数大学生还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愿意琢磨的兴趣。周浩敢于为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作出退学北大的“非主流”决定，面对诸多非议和家人的不解，如果没有笃定的内心和对自我梦想的执着追求，是绝对做不到的。

除了肯定周浩之外，我们更应该拷问的是现阶段大学的专业录取和转专业机制。如果说招生制度、专业计划招生人数等都是教育主管部门所规定的，那么就高校本身来说，为什么不努力在大学里给予学生更充分的选择权，给予年轻人试错的空间，允许他们转换跑道就那么难吗?转专业的门槛怎样设置才恰当?

周浩给了那些希望坐在校名光环上懵懂度日的人一个不一样的讯号，更响亮的耳光则扇在了罔顾学生个人兴趣的腐朽制度上。该怎么办，明智的决策者应该心里有数。

迟到女生泼老师热水

上课迟到、被老师说了几句，几乎是大学里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却有人不这么想。11月11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一女生在上课迟到被老师批评后，课间打了一杯开水，泼向老师面部，造成该教师面部烫伤。

据报道称，该教师不过向迟到女生开玩笑，称这样如何能考上研究生，女生却作出了极端的报复行为。泼水的时间已经到了课间，距离教师的批评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正常说来，一时的恼怒心理应当得以平复。但是，这位女生却一脸平静地取过老师的杯子帮忙打水，尔后才完成热水泼向老师的报复行为。

这样的事件，虽然属于极端案例，但折射出的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却不容小觑。大学里发生鸡毛蒜皮的小事，在个别心理极端的学生那里却可能变成随时引发的导火索。去年，在网络上颇为流行的“感谢室友不杀之恩”，调侃之下，也有无奈。而华东政法女生热水泼老师事件一出，大概老师们也要“感谢学生不杀之恩”了。

缺乏挫折历练，是绝大多数年轻的独生子女的普遍状态，而由此造成的性格问题却将伴其一生。家庭希望学校为自己教育好子女，却没留神自家“宝贝”到学校因情绪、性格而酿成错误。高校在传授知识外，也没忘记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并普遍设有心理咨询室，但遗憾的是，心理咨询室的使用情况却不容乐观。很多在校大学生表示从未去过心理咨询室，甚至以心理辅导为耻。如何帮助大学生建立健全的心理，辅导和垂范缺一不可。

作者：浮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