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科研的“制度革命”
发表日期：2014-12-24 01:41AM 阅览次数：
这是一个引领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方向的重大战略！
这是一次改革中国农业科研体制机制的全新探索！
科研专家梦寐求解的顽疾在这里得到解决：学科项目告别“小散乱”，科研生产不再“两张皮”，研究攻关不为经费愁，考核评价不唯论文评英雄。
这就是中国农业科技领域的“一号工程”——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
作为继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工程，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实施两年来，改革新风激荡人心，科研人员奋发思进，“顶天立地”成果破茧而出：加速实现了自2000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项全覆盖；申报的专利成果以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数量更是直线上升。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中国农科院采访，进院所、访专家、看变化，感受她在“制度革命”中发挥的“改革排头兵”和“创新国家队”的牵引力量，见证她为全国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探出的一条全新道路。
时代要求和自身积弊倒逼科技创新工程出台——
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技面临国际国内双重挑战，原有科技体制机制束缚较多，改革创新迫在眉睫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在中国，“改革”与“创新”两个词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于农业科技而言，如果说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器。
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李家洋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迅猛发展、风云变幻，世情、国情、农情都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必须加快创新步伐迎接新的挑战。
从国际看，日益激烈的农业竞争驱动科技创新。随着国际农业竞争加剧，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世界农业科技正在孕育新的革命性突破。欧美等农业强国和大的跨国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已占据优势地位，正逐步加大进入我国市场的力度和速度。与之相比，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和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明显差距，如果不尽快抢占科技制高点，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必将受制于人。
从国内看，农业发展新常态呼唤科技支撑。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连年增产，农民实现连年增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耕地、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农业生产面临新常态，出现了新瓶颈，传统农业亟待向现代农业转型。尤其是在确保粮食稳定持续增产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支撑。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面对种种矛盾问题，发展实践一再表明，拼投资、拼资源、拼环境的办法和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子是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转方式、调结构，使创新真正成为发展的主动力。对于在现代化之路上的追赶者来说，驱动的转换升级是关键。要从传统的要素驱动、资源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改革驱动，通过结构调整释放内生动力。
为此，党的十八大将创新驱动作为国家战略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科技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国家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瓶颈问题的战略需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要求之下，改革科研体制机制也成为中国农科院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坎。长期以来，学科项目分布不均，科研人员忙于跑项目、写总结，经费支持不稳定等农业科研“通病”在中国农科院也有集中体现。据统计，作物、畜牧、兽医和资源与环境4个学科集群的科研经费就占到全院的70%左右；基础、应用基础和技术开发三类研究项目比例严重失调。科研经费平均资助周期为2~3年，很难适应农业科研周期长的特点。而为了多途径申请项目，科研人员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用于项目申报、评审等，平均用于科学研究的时间仅占全部工作时间的51%。
改革创新，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作为农业科研的国家队，中国农科院责无旁贷,必须一马当先。2013年1月，在农业部和财政部的共同支持下，中国农科院正式启动科技创新工程。根据规划，创新工程为期13年，按照“3+5+5年”的梯次推进。其中，2013~2015年为试点探索期，2016~2020年为调整推进期，2021~2025年为全面发展期。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将这一工程定义为“一个重要的驱动器”：“它撬动了改革，也撬动了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农科院把创新工程作为体制再造、机制再造的载体，以此改变中国农科院的科研方式、管理方式和人才结构，进而为全国农业科研体制的改革提供一条思路。”
由此，一场全新的农业科技体制革命在中国农科院正式拉开了序幕。
导夫前路、敢为人先推进科技创新工程——
创新工程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长期系统的规划重建，从科研环境到用人机制，从经费支持到评价考核，这场制度革命触及农业科研方方面面
“农科院实施创新工程，是要加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农业科研大联合、大协作，最终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的农业科研院所，服务产业重大科技需求、跃居世界农业科技高端。
因此，针对体制机制的改革，绝对不能是简单的修修补补，不能是局部的、短期的，而应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创新工程工作小组组长、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唐华俊告诉记者，“简单来说，创新工程就是要建立科学的科研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和考核机制。作为一项重大系统工程，必须试点先行、扎实工作、稳步推进。”
——进行顶层设计，优化学科布局。
创新工程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进行顶层设计，调整学科体系，优化学科布局，理清研究方向。中国农科院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直属的32个科研院所50多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
“看似门类齐全，但仔细梳理下来便不难发现问题，一些研究所方向不明确，与国家重大需求有所偏离，同时学科群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有的项目还存在重复研究。”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办公室主任方放说。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戴小枫对此深有体会：“之前，你要问我们是搞什么研究的，我都不好意思介绍，小杂粮、小荞麦、小黑豆、小绿豆、小花豆，偶尔搞点主粮，也不是大宗的，只是副产品。研究方向不明确，我们研究所真是越干越边缘。你想，这是一个国家级研究所该干的事儿吗？”
经过一年多的全面梳理，中国农科院系统考虑产业需求、国际前沿和研究基础，顶层设计全院“学科集群—学科领域—研究方向”三级学科体系，形成了8大学科集群、136个学科领域及315个重点研究方向，确立了需要培强的55个具有相对优势的学科领域、培优的57个传统特色学科领域、培植的24个新兴学科领域，由此实现全院规划的“一盘棋”。
——解散小课题组，整编创新团队。
学科体系梳理出来了，研究方向也明确了，关键就是要对科研团队进行重新“整编”。根据新的研究方向，招募人才，组建一支支全新的创新团队，彻底改变原有课题组的科研组织模式。
这项工作更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改革前，我们研究所已有5个研究室、24个课题组，要改变这种模式，把这24个课题组打破重组非常不容易。”兰州兽医所所长殷宏坦言，小课题组的组长有一些是高级研究员，他们有自己的项目和经费，权力很大，“改革势必会伤害一些人的利益，这需要做工作，让大家转变观念。”
改革需要雷厉风行。农产品加工所就地解散课题组，让原有的课题专家全部“下岗”，重新选拔能人，新组建起8个创新团队。据统计，在这场“整编”行动中，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在原先52个课题组的基础上组建了13个科研团队，资源区划所由原先的45个课题组整合成12个团队。截至2014年，进入创新工程试点的32个研究所原有1026个课题组优化整合成315个科研团队。
——改革科研经费，给予稳定支持。
创新团队组建起来了，科研经费哪里来？不同于以往的跑课题、争经费，创新工程对遴选出来的创新团队按其稳定科研所需经费的60%左右给予长期支持，剩余的40%左右鼓励科研团队通过竞争性渠道获取，形成稳定支持与适度竞争相结合的支持模式。
“农业科研与其他领域不同，周期长、风险高、产出慢，需要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有了稳定经费，各个创新团队才可能按照国家产业需求和科技前沿开展长期的科技攻关，或者自由进行探索。”方放告诉记者，这些创新团队按照各自研究方向，创新工程都将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另外通过这些费用，中国农科院也可以针对重大的产业问题，进行跨团队的协同创新，实现农业科研的联合攻关。
——建立评价制度，分类绩效考核。
过去的科研考核，多是以论文论英雄，方式简单，广受诟病。而分类考核，是根据不同的创新团队、不同的科研人员的工作特点，探索出以绩效为核心的考核模式。据方放介绍，在具体操作中，中国农科院对各个研究团队进行分类，确定不同的指标体系，其中，以基础性研究为主的团队考核，以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为主，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团队考核则以转化成果的数量为主。
同时，创新工程还实施分级考核，即农业部、财政部对中国农科院进行考核，中国农科院对研究所进行考核，研究所对科研团队进行考核，而团队首席专家再对团队成员进行考核。层层考评、分类考核，以此确保考核的公平和公正。如今，中国农科院已先后分3批遴选出32个研究所、315个科研团队进入绩效考核的试点改革，一年一监测、三年一评估、五年一考核。
——完善用人机制，加强人才培养。
选对人、用好人是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键。中国农科院按照“按需设岗、按岗聘人、岗位固定、人员流动”的原则，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首席科学家、骨干专家等优秀人才，并实行动态管理，实现人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在这个过程中，总免不了一些“懒汉”被淘汰。一个直观的数字是，创新岗位数一般不超过正式在职职工人员数的60%，换言之，至少有40%的现有人员进入不了创新工程。戴小枫至今记得，就在加工所宣布创新工程启动的那一天，所里的科研人员都开启了“合同”的时代。在所里的动员会上，他明确提出：“不在所里养一个闲人”。和加工所类似，许多研究所的科学家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临时工”。
有人“下岗”，也有人上岗，一批优秀青年英才脱颖而出。2013年，中国农科院首次向全球发布用人信息，招聘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职位，浙江大学教授周雪平成功应聘，成为创新工程用人制度的一个成功案例。而针对内部领军人才的培养，中国农科院也别出心裁，要求每个创新团队有一名40岁以下的青年首席专家，如果没有符合要求的，岁数大的首席科学家在团队里就必须配备一名青年助理，作为“首席培养计划”。据了解，在目前所有的创新工程团队中，青年首席科学家的比例已经占到了20%，形成浓厚的“传帮带”氛围。
科研新环境孕育“顶天立地”成果——
项目告别“小散乱”、专家不为经费愁、科研攻关更安心，机制体制改革助推重大科研成果凝练集成，“创新国家队”焕发出全新活力
尽管处于试点期，但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农科院已经基本完成制度建设，初步实现对科研机制、评价机制、用人机制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第一步改革，之前束缚科技创新的诸多体制机制被一一打破，尤其是以创新团队为主体、以持续稳定支持为特征的科研组织方式的建立，更是为农业科研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改革让科研与产业结合更紧密了——
“原来我们做科研，申请到什么课题就做什么。研究的东西跟国家需求和产业发展脱节，现在不同了，我们可以按照国家重大需求做储备研究了。”殷宏对记者说。
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蔡建平领衔的消化道感染与黏膜免疫研究团队，发现生产中出现了猪禽梭菌性肠炎，他们立即组织科研攻关，只用很短的时间就顺利解决了防治问题。提到创新工程，蔡建平一脸兴奋：“原来，我们从立项到实施的程序很多、周期又长，科研比生产往往慢半拍，等开始做‘黄花菜都凉了’。现在，有了创新工程支持，重大产业需求的问题随时都能研究。”
同样，加工研究所的生存发展，原来一直是中国农科院里的“头疼事”。戴小枫说，实施创新工程后，所里重新规划，组建了粮油加工、肉品加工、加工有害生物防控等8个创新团队，很多团队直接跟企业对接，直接为产业服务。
“过去，尽管我们有32个研究所，但并没有完全覆盖国家前沿和重大的科研需求，一些项目小而碎。现在通过创新工程，我们调整了方向，充分体现国家队的地位。”唐华俊告诉记者，现在，每个研究所都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重大需求，都有自己的定位，这也让农业科研能真正急生产之所急、需生产之所需。
改革也让科研人员更安心了——
“过去，科研人员天天找饭吃，为争取经费，几乎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围着项目指南转，整天忙于‘编本子’、‘要项目’、‘跑经费’，一年过去了还发愁第二年，哪里能踏踏实实做重大成果的科研？”加工所研究员张德权对记者说，“而创新工程提出稳定支持60%的经费比例，这让我们科研人员不用再天天找饭吃。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未来10年的方向做研究，大家都能安心搞科研了。”
“有了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科研人员可以全心从事本领域的研究方向，既解决了农业科研长周期和科研项目短期资助的矛盾，也解决了研究方向不稳的问题。”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奎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极为难得的是，改革还推动了科研的联合攻关。据了解，根据研究方向组建科研团队，不仅打破了之前过度竞争、方向不稳的小课题组的科研组织方式，也使科研项目彻底告别了“小散乱”局面。“过去一个研究室里的专家是争取项目的竞争对手，每个人的科研资料都相互保密。现在大家都处在一个创新团队，变成了合作伙伴，每个人都把自己手里的资源拿出来互相交换，共同研究。”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述民告诉记者。就在今年11月，创新工程中第一个团队大协作、大联合的“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改革更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物科学研究所向来是中国农科院的“王牌军”，也是第一批进入试点的研究所。如今，所里确立了“顶天”和“立地”两种不同的考评办法，做到“人尽其事”。王述民告诉记者，在种质资源方向，考核的是团队收集和创新种质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提升其公益服务水平；分子生物技术方向，将以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数量和被引用频率，考核“顶天”的问题；对于遗传育种以及栽培生理，则考验其“立地”的程度，如品种推广的面积、栽培技术是否与新品种配套等生产应用的效果。“这样的分类考核，真正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干劲，都有动力。”王述民说。
在采访中，李奎用了四个“心”表达自己的感受：“科技创新工程公平量化的绩效考核与薪酬激励制度让科研人员更加用心，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让科研人员更加安心，灵活、科学的经费管理机制令科研人员更加省心，现在投入科技创新工作更加全心。”
仅仅两年时间，创新工程就为中国农科院带来了全新的变化，让科研工作者燃起了更高的科研热情。与之相应的，中国农科院在农业各个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也开始逐渐涌现。
改革的撬动作用初步显现——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猪基因工程与种质创新团队研究员冯书堂，已经从事小型猪近交系研究25年了。今年，他率领团队育成的“国际首例小型猪近交系”在中国农科院院内获得了科技成果奖的特等奖，这一成果将加速医学基因工程的步伐，为人类的器官移植带来新的福音。
“正是在创新工程的支持下，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最终凝练成型。”冯书堂对记者说，创新工程为某些研究点的激活、成果的最后试验和鉴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创新工程给了我们研究团队财力、人力的保障，你说，如果没有好的机制体制，哪里会有好的成果诞生？”
体现最明显的就是集成创新、协同创新。陈萌山说，以前中国农科院“顶天立地”的科技成果多数分散在各个领域，如今，创新工程把这些成果凝练和集成起来，实现了更好地转化应用，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粮食生产安全、支撑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而六大作物增产增效模式研究，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2013年起，中国农科院先后启动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棉花等作物技术集成生产模式，联合12个研究所，院内外总共1400多人参与。他们将各个作物的关键技术集成起来，整合应用，配以全程机械化。连续两年的测产显示，六大作物均实现了大幅度节本增产，有些作物增产甚至在100%以上，最多每亩增收达到了1000元。“六大模式的应用，是创新工程科研团队第一次大协作、大联盟。从增产和节本两个方面，都展现了技术集成示范的巨大潜力。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的成效，它为我们未来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模式。”陈萌山感慨道。
改革刚刚起步，创新未有穷期。农业科研是一个“板凳要坐十年冷”的长期过程，改革设计者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不仅瞄准眼前积弊，更着眼长远发展，在这幅宏伟蓝图上，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和现代院所建设的曙光依稀可见：以持续稳定支持让专家安于长期科研，以调整评价“指挥棒”让科研与生产结合更紧密，以“大联合，大协作”促进重大成果、杰出英才辈出。
展望未来，李家洋满怀信心：“我们要凝聚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成为国家农业科技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重大科技命题的策源地，成为国家农业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创新创业基地，成为国家‘三农’问题和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重镇，为我国农业科技率先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大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