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科研产出真是全球第二？
“自然指数”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指数
这次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衡量的是各个国家和科研机构在高质量论文方面的产出情况。 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中国得分为5819.79分，虽然远远低于美国的19165.25分，但却高于德国的4125.92，因此被报道为“高质量科研产出全球第二”。这不是自然出版集团第一次赞赏中国的科研成就。两年前，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自然出版指数2011中国》报告，就称大量数据表明中国在发表论文和科学研究两方面很快将成为全球领导者。当时报告负责人预计，中国将在2014年依次超越英、德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科技强国。这次的结果正符合当初的预料。
不少网友在留言里表达了对这一成就的自豪，但同样，有很多网友对此不敢轻信。这个自然指数是不是靠谱？是不是足够权威？是不是统计了注水论文？甚或是不是故意讨好中国？
可以说，以上质疑并没有什么道理。自然出版集团的主刊即为享誉世界的自然科学类杂志《自然》，其编制的指数本身就有权威度。这个指数也不单是针对中国，主要目的是方便人们对全球2万多家科研机构高质量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分析。自然指数统计的期刊非常具有代表性——纳入自然指数的论文取自68种自然科学类期刊，都是被科研人员认定为发表自己最好科研成果的期刊。这些期刊由在职科学家所组成的两个独立评选小组选出。此外，还通过一个大规模的调查对甄选出的期刊进行验。自然出版集团估计这68种期刊约占自然科学期刊总引用量的30%。并且，最后统计出的得分还可以按贡献进行加权。因此，自然指数的权威程度是相当高的。
“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也已经有很大改善
在这次发布自然指数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了曾被反复提及的中国学术论文“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称这一现象也许正在改变。提到的论据有两点：首先，中国科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两大着名自然科学杂志的主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已经越来越多。2012年还排第8名，2013年就排到了第5名。文章中引用的说法还称，中国还会有更多的重大成果，“很明显，中国科学家在物理科学等领域正在做出许多突破。”第二点理由则是，在《科学》杂志评出的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中，18年来首次有来自中国的成果上榜——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这个成果这对探讨宇宙的起源与演化等科学问题有重大意义。
除自然指数之外，也有其他的国际科研评价体系对中国近年的科研成果做出了积极评价。例如2014年6月，汤森路透发布了《2014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报告，列举了3200多位来自全球的高被引科学家，其中111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科研学者。这个数量高居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英国、德国，高于日本。
论文多，引用高，与国内学界风气不无关系
尽管国际科研评价体系对中国近年的科研成就做了不少好评，但让人意外的是，国内科研工作者似乎并不怎么领情。两年前《自然》称中国在论文及科研方面全球领先时，就受到不少国内学者的质疑。
例如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曾公开表示，国内nature系列论文数量激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然》系列期刊推出了《自然通讯》这本杂志，“有些发在《自然通讯》的中国论文，只能说是‘垃圾文章’。”他认为，《自然通讯》不是《自然》正刊，恰好迎合了中国以论文数量为指标的科研需求，吸引了国内大批投稿者，发行这份子刊“赚足中国科研的钱”。
多年以来，饶毅就一直抨击国内科研界盛行“拜杂志教”，即把文章能不能发在《科学》《自然》《细胞》视为最重要的成果。饶毅认为，国内论文数量充足而质量不足，大量论文只是在做科技翻译和微调，是相关高质量国际论文的“附属品”，而为发表这些论文所做的科研工作，其实只是为科研发达国家研究者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一些论文即便发在顶尖杂志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科研突破。但“80%的科研单位用杂志来招人用人，似乎在几大杂志发过论文就代表了高超的科研能力。”于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发论文”上的成就就显得非常亮眼了。
除此之外，引用问题也一直被当做“水分”。上海曾有一位理工大学校长质疑说，国内学术圈已形成一种“行规”——论文作者互相约定、互相引用，“你引我几句，我也引你几句”，由此把彼此的论文引用率拉上去，取得“互利双赢”。据称，某教授不仅让自己学生疯狂引用自己，还生造了几个第一作者写文章引用自己，造成引用次数居行业首位，成为行内笑柄。
对整个科研制度和环境，许多科研工作者都持负面评价
以上引述的批评也许过于苛刻，但确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科研界的心态。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教授曾指出，从互联网上大量的相关评论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种观点：这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中国还没有在科学方面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的很多高引用率论文是与国外合作的，不反映中国实际实力；中国的高质量论文是用钱砸出来的；中国人均高质量论文还很低。还有一些人转向另一种论调：SCI论文没什么意义，那是中国重视科研量化考核的工具，是“Stupid ChineseIdea”（中国人的愚蠢想法），只有中国才看重。“总之，一些中国科技工作者很不认同中国科研的成绩。”
原因何在？王元丰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因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普遍认为中国的科研制度和环境存在问题。去年八月，几位国内外的中国学者投书《科学》杂志，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然后痛陈“中国科学家还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研究与商业已经脱节数十年，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创新技术和产品。中国企业对国内不报什么希望，只好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
科研工作者对国内科研状况的失望，可见一斑。这与国外评价体系对中国成就的赞赏几乎完全相反。
投入增加是科研进步的主因
应该说，对中国科研成就的称赞和不满都有道理。自然指数称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已经是全球第二，这是基于客观数据的评价。实现这一点主要依靠经费方面的大力投入。 2012年，中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首次超过一万亿人民币，达到10298.4亿元（相当于1682.4亿美元），比日本略少，居世界第三位；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98%，超过欧盟的1.96%。而十年之前，R&D经费投入强度只有1%。这就是为什么从2012年到2013年中国的自然指数加权得分增加了15%，而其他排名前十的国家最快增长不到1%，有的甚至还负增长。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科研投入产出的效率还只能说相当一般，比主要的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另外，急功近利也是科研投入的明显特点——不能看到收益或者很久以后才能看到收益的基础研究，投入的R&D费用常年只占总量5%不到，而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投入是19%和12.5%，差距明显。
但投入增加有其极限，科研体制若不能有效改革，进步难以维持
而对中国科研状况的不满，如前所述，集中在科研体制方面。这种不满导致了一些国内科研人员对中国科研成就的贬低。在科研领域，“体制问题”并不是一个空泛的论述，而是对科研成果有着直接影响的——如同《科学》那篇文章总结的那样：宏观上，科技管理部门权力配置不合理，部门间合作与信息共享障碍重重；中观上，科研基金资助失范，重复研究立项屡有发生，设租寻租现象严重，关系文化阻碍了基金向有创造力的科研力量配置；微观上，唯SCI是瞻，一些单位激励政策不透明，向关系倾斜，尤其是过度向千人计划等海外人才倾斜，一些人才计划造假、重复获得奖励的现象十分常见，对本土培养的人才造成严重不公平，等等。
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等到经济增长变慢了，科研投入的比例到极限了，又靠什么来维持中国科研事业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