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转基因禁令更有害吗？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马克•沃尔波特（Mark Walport）曾表示，转基因农作物禁令危害性更大。摄影：Andrew Fox/Alamy


根据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观点，欧盟目前针对转基因（Genetically modified,GM）农作物的禁令弊大于利。

马克•沃尔波特在周三对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国会议员们强调：“不作为的后果就是我们，尤其是在欧洲，拒绝使用转基因技术。而这些技术有助于缓解环境破坏并满足粮食需求。

他表示，欧洲的粮食安全，特别是英国的粮食安全要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加脆弱，而转基因农作物能够使抗虫成本显著降低。

当前在欧盟范围内只有一种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种植，即抗虫转基因玉米品种MON810。

由于每个转基因农作物品种的种植都需要欧盟各成员国投票表决，因此转基因作物在欧盟普遍推广是不可能的。很多欧盟国家对于转基因技术持怀疑态度，因此即便是被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批准的转基因农作物也不大可能进行商业化种植。欧盟允许各成员国自主选择是否商业化转基因作物的新规则有可能缓解这种政治封锁。

科学家们，包括沃尔波特和欧盟首席科学顾问（该职位已被取消）安妮•格洛弗（Anne Glover）强调，转基因农作物本身并没有危险，实际上它与人类已经进行了上千年的选择育种没有什么差别，对每种转基因农作物的评估应当根据它们自身的优劣特性。

英国生物学会（Society of Biology）首席执行官马克•唐斯（Mark Downs）认为：“对农作物的评估不应根据他们产生的方法，应该基于它们自身特性以及配套的栽培措施，后者才更有意义。”

沃尔波特告诉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委员们，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普遍反对，英国对转基因农作物的支持是科学合理的。“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科学依据非常清楚，我很高兴政府最终选择与科学同行。”

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的资深科学家温迪•哈伍德（Wendy Harwood）表示，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推广的停滞意味着有益的技术被忽视了。“作为科学家，我们看到有前途的技术层出不穷，但令人无奈的是，由于巨大的障碍，这些技术将永远湮没。

今年在学术期刊PLOS On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使用转基因技术使得化学杀虫剂的使用量平均减少37%，农作物产量平均增加22%，农民收益平均提高68%。”

塞恩斯伯里（Sainsbury）实验室的植物分子生物学家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表示，由于对转基因农作物过份的监管，我们已经错失了许多机会。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进程的成本巨大，需要花费数亿英镑，这意味着只有极少数农作物品种值得冒险完成整个进程。而且由于开支太大，公众部门被排除在外，最终使得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开发领域被少数几个农业企业巨头所垄断。

但是在欧洲，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公司也正在从转基因技术领域撤离。农用化学品巨头巴斯夫（BASF）最近终止了一种抗晚疫病马铃薯的审批，这是由于公司意识到即便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认可该品种的安全性，它的商业化种植也很可能被欧盟的政客们投票否决。

琼斯称这种转基因马铃薯品种能够抵御毁灭性的病害晚疫病。在英国，种植马铃薯的农民每年由于晚疫病造成的损失和为防治晚疫病大量使用的化学药剂花费约6000万英镑。每公顷土地每季度需要使用价值500英镑的杀菌剂。

琼斯强调抗虫害卷心菜和花椰菜以及抗条锈病小麦也存在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是在一个理性世界中，上述这些转基因农作物品种会得到很好的推广使用。”

但是，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转基因生物专家组主席乔•佩里（Joe Perry）并不同意琼斯的有关监管过度的观点。“他的观点错了。对于转基因农作物的风险评估是十分合理的，与其他任何监管机构的监管程度并无二致。”

他表示“监管机构要求获得的数据与其风险是相称的”，并且必须把每种技术都当做全新的技术，不带有任何假设来对其进行审查 “仅仅因为我们在过去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将来不会发现问题。”

迄今为止，欧洲食品安全局并未发现任何一例转基因农作物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

但是佩里坚称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确实产生了一些环境问题。例如， MON810玉米品种对啃食玉米的害虫产生一种毒蛋白，因此其种植有可能会产生对于有抗性的超级害虫。但是佩里还强调多数这类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缓解，而不是一纸禁令。例如，控制在一个地区内MON810玉米的种植规模。

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工作之一就是评估转基因农作物可能给人类、动物以及环境带来的危害。即便是在审慎预防原则的前提下，欧盟也有义务对转基因农作物带来的益处做出评估，之后对益处和风险进行权衡考虑以做出一个明智的决策。但据佩里表示，欧盟一直忽视明确转基因农产品的益处，这扭曲了欧盟的政策。

沃尔波特同意琼斯的观点，认为转基因争论是一场理性科学和非理性信仰之间的冲突。“我们假装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是一个有关科学的争论，但是现实中转基因作物的科学依据是非常清楚的。它实际上只是关于不同价值观念的争论。一些人持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信仰，相信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都是错误的。

将转基因技术的争论定义为理性科学和非理性信仰之间的较量，使得科学家们得以忽视定义更加宽泛的风险，并将反转人士划入原教旨主义者一类。

但是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农业政策主管Marco Contiero却提到许多被用来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恐吓战术如将转基因作物称作“弗兰肯食物”（科学怪食）——有点混淆视听。他表示，转基因技术在高度受控的情况下是“绝对出色的”，但是在转基因作物实际种植中存在严重的、理性的的现实经验问题。只有当人们接受农业被五大垄断企业支配，且不同生态类型的大面积土地采用单一的农作物种植模式时，转基因作物所带来的好处才能真正体现。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从事大规模种植的农民可以受益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这是由于规模经济效益可以使他们承受转基因农作物种子以及随之打包销售的农业化学药剂的高价，例如孟山都的抗农达除草剂转基因农作物。”

“尽管能够让从事规模种植的农民受益，但这种农业形式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损害局部（例如，农业化学药剂污染）以及全球（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所引起的气候变化）的环境，因此我们必须让这种农业形式向基于农业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系统转变。”

由于参考了对立双方的意见，这篇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报道显得有些松散。

反对者拒绝承认抗虫害、抗干旱、或高营养的转基因农作物具有潜在的和已被证实的益处。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其农业改革的立场。

科学家则陷入到了不安中，一边是他们所发明的这种很有应用前景的技术，一边是破坏环境的大型农业公司支配的农业体系。

沃尔波特在某些参数范围内定义了成本和收益，但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种植，谁拥有生产方法和谁最终受益。

马克•沃尔波特：“我们假装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是一个有关科学的争论，但是现实是转基因作物的科学依据是非常清楚的。”
摄影：Tim Scrivener/Rex Features


反转人士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摄影：Georges Gobet


作者：Karl Mathiesen，翻译：基因农业网（刘永伟）。原文链接：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4/nov/20/is-a-ban-on-gm-crops-more-harmful-than-growing-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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