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官：做中国的科研，成为世界的科学家
■朱永官
朱永官 1967年8月生于浙江桐乡，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2002年获国家“杰青”基金。长期从事环境土壤学与生物地球化学研究，在污染效应和控制原理（特别是砷和抗生素等）、环境微生物生态学和多尺度生物地球化学耦合机制等领域做出了系统性的创新工作。主要研究成果于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2013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科学奖。
我于1994年初在英国皇家学会的资助下到英国留学，在1998年6月获得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即到澳大利亚工作。
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我经常接待来自中科院的一些访问团，在交流过程中科学院的领导们总是鼓励我回国发展，回科学院工作。在国外期间也经常有机会陪同我所在学校的领导访问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看到国家科技事业欣欣向荣，心里由衷高兴。在这样难得的历史时期，西方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也纷纷把对华科技合作看成一个战略任务。作为一名华夏学子，有机会回国工作自然是最佳的选择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2001年入选中科院“引进海外杰出人才”计划，于次年1月举家从澳大利亚回国，全职到科学院工作。这些年来，我的一个总的体会是“百人计划”在我院乃至我国新时期创新人才培养和发展中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是成功的。另外，结合自己的成长我还有一些更加具体的初浅的体会。
实干
我觉得中科院引进的“百人计划”学者绝大多数是成长中的人才，他们大多在国内外受到了比较全面和严格的训练，有良好的科学素养。通过“百人计划”的启动经费和相对宽松的环境，学者们有机会以较快的速度组建研究队伍和开展相对稳定的研究。
我自己的体会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埋头苦干，稳扎稳打，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脱离原先国外实验室的条件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作出超越于过去所在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了埋头苦干的精神、态度和行动，成果和队伍自然会紧随其后。这个埋头苦干还包括研究生的培养，研究生培养需要花大量的心血，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良好的研究生培养对提高科研实力和加快科研产出至关重要。我们只有在我们本土的实验室实实在在地做出一些像样的工作，中国科学家才能真正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巧干
我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无论多么强调合作和团队精神都不为过，这一点对刚到位的“百人计划”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初来乍到，我们首先要很快融入到国内同行的圈子，让同行们了解你做过什么，可以做些什么，从而争取更多同行对你的认可和支持。通过合作往往可以有更多机会争取到项目，而通过合作所形成的学科交叉则可以有效地提高创新能力。当前，学科的专门化程度和交叉性几乎同时在增加，而一个人的知识又是非常有限，不可能同时精通多个学科。通过学科交叉得到的方法和思路常常会带来新的突破，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
“巧干”的另一层面是和国外同行的合作。我的体会是，通常欧美科学家的合作精神似乎比我们要强烈一些。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同行圈子，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合作，这样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这样的合作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放在国际的大背景下开展研究，和国际同行“同台演出”，可为未来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奠定基础。
真干
除了实干和巧干外，我想“真干”是至关重要的，是体现中国科学家群体特质的重要方面。
“真干”是要求我们将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很好地与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我们所研究的科学问题不能简单来自“想象”，而是要把我们科学的想象力和实践相结合，把我们的智慧和国家面临的挑战相结合，特别是那些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所以“真干”就是要将我们的研究紧紧围绕关系国家发展的一些瓶颈性科学与技术问题。这一点对从事生态与环境研究的学者们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系统和环境问题与国外很不一样，需要我们切实了解国家的需求，然后在国家需求中寻找前沿的科学问题，真正做到“做中国的科研，成为世界的科学家”。我常常把这一点比作“大熊猫”，“大熊猫”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有了“苦干、巧干加真干”，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自己领域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无愧于“百人计划”这个称号。
本人通过中国科学院“引进海外杰出人才”计划回国工作已十二年，回想起出国前、出国中和回国后的三个阶段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感触良多。总的一个体会是，我们赶上了国家经济大发展和科技大发展的良好时期，实在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
《中国科学报》 (2014-11-14 第9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