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地利用科技创新促农业发展

在峰会上，与会农业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在演讲中多次肯定了科技创新对我国农业的重要性，肯定了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果，同时亦指出了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农业科技该如何推广使普通农民获益、转基因技术在我国遭遇的困境等议题被热烈讨论。

科技创新应受高度重视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科技支撑”在我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科技创新受到我国高度重视。在此次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指出，科技进步已成为提高粮食产量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措施，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一般在７０％到８０％，有些国家达到９０％，而我国目前不到６０％。

发达国家应用科技提高农业效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科技创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在主题研讨会上，美国大豆基金会副主席Ｂｏｂ Ｈａｓｅｌｗｏｏｄ以自身经验为例介绍了采取生物技术对美国家庭农户自主农耕的重要性，并举例说明，利用生物技术能够减少耕种的次数，减少劳动力，还可以促进土壤可持续利用，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而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张福锁表示，对于中国来说，既要保证生产足够的粮食，又要保证生态环境能够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关键。

我国农业利用科技创新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员广德福表示，近年来，我国在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的支撑作用上有可喜成就。我国不断抓紧农产品质量投入，农产品质量科研投入初步形成规模；科研体系逐步形成；科研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丰硕。在农业科技创新利用上也有一些可喜的成就，如农业科技应用加快，李伟给出了一组数字：２０１３年农业贡献提高５５．２％，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率达到５９．５％。两种覆盖率在９６％以上。

但与此同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广德福指出，我国科研研究基础薄弱，可见项目总量少，经费不足，特别是急需的追诉、风险评估技术以及高效低毒药物研发缺少项目支持。科技普及和推广应用滞后，生产经营者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种养意识。

发挥激励机制 确保新技术推广

农业科技投入研发的另一面是实地应用。在主题讨论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将农业科技推广到“最后一公里”，让农户切实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成果？

张福锁给出的答案是“科技小院”模式。张福锁表示，最近六七年间，他在全国各地建设了５５个“科技小院”，“老师同学都住在农村，和农村的农民一块儿来做，通过三到四年的努力就能达到目标。如果政策对路，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努力推动技术进步，即便用现有的农业生态技术也能实现粮食安全。”

专家们给出的另一种思路是建立新的科技创新激励模式。杜邦全球副总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Ｎｉｅｂｕｒ认为，要有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必须要有盈利的模式，需要改变农村的商业模式来适应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城市化进程。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农业以应对更少的劳动力人口。与此同时，需要鼓励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作用。韩俊指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于农业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不强。要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另一方面，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年轻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Ｎｉｅｂｕｒ以及中种国际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泓均提出，在我国农村存在农业劳动力的快速流失和农业知识流失的巨大风险。在我国农业急需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专业劳动力却面临不足。如果农村缺乏专业劳动力，推广新技术就难上加难。而解决这个问题同样要求助于充分的激励机制。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Ｎｉｅｂｕｒ建议，国家可以利用政策吸引大学毕业生回到农村，必须要使农耕有利可图，以吸引人才从ＩＴ、金融业等行业回到农业中。

总之，正如李伟在演讲中所指出的，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农科教、产学研结合。既要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又要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科技集聚，加强农业科技队伍建设，提升农业生产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转基因争议需科学理性看待

在我国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的过程中，转基因技术应用争议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标志性话题。这在峰会主题讨论上也成为热点。

韩俊表示，我国高度重视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生物技术在植物领域主要有细胞技术和基因技术，细胞技术基本上叫做组织培养技术。而基因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经常叫做转基因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陈章良介绍道，“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陈章良鲜明地表达了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Ｎｉｅｂｕｒ也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表达了肯定。他表示，在发达国家，小农业和大农业都是受益于生物技术，其价值是显而易见。今后的挑战在于，要决定什么时候是提供给农民这种技术的最佳时机，以及如何让他们明白这种技术的价值所在。

Ｂｏｂ Ｈａｓｅｌｗｏｏｄ说，９４％的美国的大豆都依靠生物技术，４５％的大豆生产都是在美国消费，“美国只把转基因大豆出口”是一个谣言。这样的谣言还有很多。对于转基因技术在当前受到社会的“误读”，陈章良大倒“苦水”。陈章良认为，转基因在国内受到了“妖魔化”，并且在百姓脑中形成了巨大的误解，“它本应该帮助整个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除草剂等农药使用的减少。这种对环境很好的技术，目前处在非常困难的状态。”

陈章良说，因为转基因技术引起的争吵，其实验室研制的抗稻瘟病的水稻无法使用，而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慢慢队伍会散”。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能进行试验的话，就无法出现相关的大型公司，使中国在转基因技术上缺乏竞争力，作为一个大农业国在竞争过程中失去优势。

针对老百姓关心的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陈章良说，中国政府明确规定要有标识的，但目前的标识制度与老百姓期盼的差异很大。实践中存在四个问题，第一，很多标识的位置不清楚，老百姓看不明白。第二，很多人不识字看不懂。第三，很多人由于缺乏知识，不理解转基因标识的正确意义。第四，很多产品标识“不含转基因”也是一种反向歧视，是不正确的。

“需要很多人一起把真实的科学信息传递出去，帮助我们整个农业的发展。”陈章良呼吁道。